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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全球科技资源利用的战略思考

转自“科技中国”(http://www.kjzg.com.cn)

 

全球科技资源利用的战略思考

张文木


本研究受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项目资助

  科技资源利用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利用主体即国家吸收、创新和利用能力的问题,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问题。技术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则是国家技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面。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

  人类活动都围绕着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展开,围绕着生存资源的竞争产生了国家间的竞争,这样,科技便成了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国家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技术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力量运用问题。

  有人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财富增长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堆数据表明,由于技术的增长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财富增长又导致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国和技术大国之一,但随着鸦片战争和中日战争而丧失原有地位。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但5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表1]


  古代中国是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但这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

  11世纪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其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支撑国家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领先地位的最基本前提。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而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 

  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是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11人(法)、8人(英)和20人(德)。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后,美国经济上开始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表2]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至1914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将近70年(1917-1985)努力已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发展为世界仅有的可与美国科技实力并驾齐驱的国家。图为1961年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

全球科技资源利用的前提是保护国家战略产业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需要自由条件,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国家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成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不同产权制度下,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

  可见,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交易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及其战略的实施过程。

  产权制度的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高成本的科技产品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英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保存私有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并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于他们早期用暴力从殖民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超额补偿的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条件重复英美国家用经济补偿的方法克服制度矛盾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只有另辟一条政治改造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同样的道理,国际间科技领域的较量并不主要在于争夺所需人才和收购科技成果的价位竞争,而在于剥夺,至少弱化对手国家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强化本国战略产业力量的同时,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的任何方式,剥夺或弱化支撑对手国家经济独立性的战略产业的再生能力。

  随着苏联和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高门坎的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而是按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从政治上打败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

  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所有这些兼并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与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而是要彻底摧毁支撑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纪80年代,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而与此同时,西文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欧洲企业兼并在1990年达到高峰,其中包括著名的荷兰银行ABN与AMRO的合并,ABN-Amro成为世界排名第16位的大银行。

  20世纪的美国在技术领域,尤其是战略性技术领域中坚定地贯穿着国家至上原则: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不顾自我标榜的“自由贸易”信条,单方面终止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美洲虎”坦克计划,强令已于中国合作的麦道公司并入波音,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其结果是使中国战略产业发展连连受挫,航空“三步走计划”中途夭折。随后的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又公布了所谓的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这些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无独有偶,上世纪50年代,当中苏合作开始进入一些战略性技术领域的时候,苏联立即不惜以破坏中苏友谊为代价,单方撕毁协议,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这说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是任何国家在技术,尤其是战略性技术领域所遵循的铁定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航空“三步走计划”。1992年麦道与中航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然而,1996年11月,美国五角大楼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在麦道在一个月后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与中国合作生产MD-90机型,给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以致命一击。

  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就会与当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决定中国科技资源利用的方向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根据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经验,这也应是南方国家应当认识并遵循的科技发展规律。

  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所以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近年经济迅速发展出现的新矛盾。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从1999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北约东扩,铁幕东移;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完成了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2001年和2003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另外,近几年来,台湾当局加快了“台独”步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各种形势逼迫下,中国已到了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当然,通过联动效应,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也会拉动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工程等相关产业。

  中国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能源问题。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增长的同时,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


  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增长的同时,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最后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说到底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以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健康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生态方面,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二是资源严重短缺。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每年因缺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如仅1998年单年自然灾害损失就高达3007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能发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概率将增加到74.6%(现为62.5%)。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下降17.5~22.0%,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500~4000亿美元。


  中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50-70年代,每年递增约为1560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

  在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龙头产业的带动下,提高中国高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制定科技资源利用国际战略方针的总体思路。由此,以下几方面有待加强:

  首先,以南方国家和欧洲国家为重点,加大科技进口和输出。欧洲与中国一样面临着美国的经济政治压力,因此,二者有着包括科技贸易在内的共同经济政治利益。在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欧洲会为中国预留远大于美国留给中国的商业贸易或非商业交易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全球科技源,尤其是上游高科技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向欧洲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国内技术市场,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南方国家之间连接以中国科学技术为上游的技术产业链条。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在技术进口中尚未进入世界技术上游领域,但在我国的技术出口中,我们也可策略性的将总体技术劣势转化为局部技术优势: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新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母国公司进行,而将其余部分附加值较低的技术随中国投资可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推行中国技术标准,并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上游的技术链条。这既可降低中国资源消耗,也可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振兴民族科技市场,重组中国产业。民族市场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培育自主技术的基石。民族经济依赖于民族市场,民族科技生长于民族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中国科技,只能走向在本国无法扎根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命运。

  强化国家意志在科技资源利用战略中的体现,以国家力量保护战略产业,扶持民族市场,挫败他国瓦解中国政治运用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的企图,是中国不能回避的战略选择。而利用科技资源更要以符合国家需求,尤其是战略需求为根本,倾向性的加大重点领域的投入,才可能使中国的科技与财富持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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