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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力平: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50年的回归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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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50年的回归和展望

贺力平

  19世纪,由于历史原因,广袤的亚非拉地区处于落后、停滞和半停滞的发展状态,西欧和北美许多国家却开始了大规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运动。到20世纪初,一个以发达的、工业化的欧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落后的、被殖民化半殖民化的亚非拉众多民族屈居从属地位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冲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趋于瓦解,广大的亚非拉民族国家陆续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如何选择有利于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并维护民族独立地位的发展战略的问题就摆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前。当时,大多数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都有两个“历史遗产”:一是它们拥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就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出口这些资源产品,以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二是在这些国家中缺少为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专门技术人才,基础设施薄弱,本来就十分稀少的先进技术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此外,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往往是社会和政治稳定。正是在这些历史因素的制约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后来被称之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和发展国内工业基础,减少和摆脱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依赖。在50年代和60年代,亚洲、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方针。它们常常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对进口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以政府资助或政府直接投资形式建立国内工业企业。有的国家从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开始,有的国家则全面地从消费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开始。拉丁美洲的著名学者劳尔·普雷维什论证了进口替代战略的经济依据。他认为,从国际分工及其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继续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并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由于需求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原因,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交换价格将会朝着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的方向变化。发展中国家必须走面向国内市场的独立工业化道路。
   进口替代战略又被称之为“内向型发展战略”。很多实行这种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成就,一些现代化的或半现代化的国内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对进口工业品、尤其是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程度降低了,一些专门技术人材和熟练劳动者也培养出来了。政府部门通过大量的工业建设活动也获得了管理经济的经验和知识。
  但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在消费品领域或下游产品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往往导致对资本品或上游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例如发展国内化肥工业伴随着对国外化工机械进口需求的增长,原来旨在克服外汇短缺瓶颈的进口替代战略反而促使外汇短缺更加严重了。其次,由于未能将国内资源优先用于可挣取外汇资金的出口产业上,发展国内工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通常只能通过对国内农业产出的征收来筹措,尤其是在实行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这加重了城乡经济矛盾,延缓了国内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投资重点往往是那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包括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项目对增加国内就业的作用相对有限,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充分就业问题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中日益突出。第四,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部门为保证资金流向符合自己的战略部署,往往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严格的控制,压抑了社会经济中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自主经营活动。第五,伴随进口替代战略而来的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官僚主义、错误计划和低效率使用资金等问题开始严重起来。
   由于进口替代战略在实践中所出现的这些诸多问题,70年代以来各国社会对它的批评意见大量增多了。70年代前后,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寻求另一种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称之为“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些经济体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人口和劳动力众多,土地资源相对稀缺,拥有相当数量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他们能够适应加工型劳动生产的要求。70年代前后,也正是国际政治开始走向缓和、欧美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出现明显调整的时候。经过20余年的战后高速经济增长,这些工业化国家经济中出现了劳工成本上升、企业之间竞争加剧的形势,一些大型跨国企业组织开始寻求海外加工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取得了显著的快速经济增长成就。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6%以上,它们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则更高,达到了两位数。出口商品绝大部分为制成品,尤其是来料加工制成品。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些经济体推出了许多有利于出口产业发展的优惠措施,例如减免资本和中间物品的进口关税,保持汇率稳定并尽可能避免汇率高估以便防止因汇率高估或波动而影响出口贸易的正常开展,积极引进外国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经济体因其成就而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亚洲四小龙”,有时又叫做“亚洲虎”。
   第一代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随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二代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也是一些人口稠密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解决国内就业矛盾、快速实现向工业社会过渡、缩小国际经济差距的巨大任务。这些国家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力建立出口加工区,努力稳定货币汇率。一直到90年代后半期,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沿着出口导向路径也取得了快速经济增长的瞩目成就。
   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进一步走向缓和,以欧美大型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力量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客观上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吻合,从而确立了其在发展政策选择上的主流地位。韩国在1996年加入所谓“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被普遍地认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而取得成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典型。
   然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存在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个突出的局限性就是这种战略的实行带来了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性,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引起国内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时,依然强调政府主导地位的思路,它们主要不是努力为企业活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和健康成长的环境,而是带有任意性地扶植亲信企业集团。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固有的局限性,并由此而使矛盾累积起来。围绕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内外经济矛盾终于在1997年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迸发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因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努力与国际投机资本对这种汇率制度的攻击之间的矛盾,但在其背后则深藏着各种内外矛盾,包括东亚发展中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它们的经济增长由于国内发展的不平衡而缺少充足的持续性动力,以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而造成的国内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低下竞争力和危机应付能力。
   战后不同阶段上发展中国家所实行过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看起来有资源配置上的不同侧重点,前者强调开拓国内市场资源,后者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这两种思路事实上都有各自的道理,不应各执一词,以偏概全。发展战略选择的关键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协调国内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发展,在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不断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使创新开发成为国内企业的自觉活动。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尚未做到这一点,主要问题在于未能解决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的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未解决好,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时也未解决好。
   韩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事例。韩国经济蕴藏巨大发展潜力,但同时也由于未能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具有高度脆弱性。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严重衰退,其人均收入水平跌落在发达国家门槛标准之下。危机爆发后,一些韩国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纷纷倒闭。这些大企业过去在政府的扶植下,快速扩张和膨胀,挤进了“世界500强”,事后却被证明是外强中干。
   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最近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发展战略方针时,所面对的真实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利用国际资源,要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利用国际资源,怎样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最充分地调动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新和积极性,并使国内经济体制不断健康成熟起来,使企业创新努力经久不息。
   展望未来,可以预料,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选择平衡发展的思想,把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和人文环境的改善上,而不是直接地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人为扶植大企业。当社会经济具备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时,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将会从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转向为资源的公平合理有效率流动创造条件。
    二战结束时,全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了世界人口的70%以上,仅占世界总产出的不到20%。50年以后的今天,全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比率仍为70%以上,但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已升高至40%。发展中国家经过艰辛曲折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发展成就。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艰巨的发展任务。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突出,众多贫困人口的存在,收入分布严重的不平衡,城乡的巨大差别,人才教育、培养和使用机制上的种种缺陷,企业创新动力的不足和竞争力的低下,政府过度管制经济的倾向,等等,都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有待于克服的问题和挑战。发达地区的经济在继续增长,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又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助推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任务更加严峻了。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加倍的努力,制订和实施更加合理的平衡发展战略。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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