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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战略全面修整 总结韩国经验拒绝拉美化

 20050820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丘慧慧

  

  本报记者 丘慧慧 陈善哲

  深圳报道

  813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一行来到位于深圳科技园的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从去年开始,这个低调的民营企业几乎已经成为深圳“坚持自主创新”的必选样本。

  但仅在三年前,迈瑞险些被GE(美国通用公司)收入囊中,在那场短暂的暧昧接触中,迈瑞拒绝了GE的并购之意——那一年,迈瑞销售额为3个多亿,2005年迈瑞预计销售额11亿,其中50%产品出口欧美等国,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对GE、西门子等相关产品形成了实际的价格压力。

  深圳市主管科技人士说,越来越多的“迈瑞样本”正在引发政府高层对“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的全面反思。

  在由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率队十三部委组成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调研组”中,路甬祥是成员之一,随队的还有国家财政部、人事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十三部委的高官们。13日对迈瑞的访问是他们抵深行程的最后一天。

  “这是国家调研组第8轮‘轰炸式’造访了,今年初开始,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科技部的人先后来了7轮。”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说,前几轮调研的核心在于深圳自主创新的经验,而这一轮已经是“调研的后期了”,在1112日两天召开的深圳调研会上,调研组与深圳上百家企业进行封闭座谈,针对国家各部委正在酝酿的科技自主创新“十二套配套政策”听取意见。此十二套政策目前正在全面听取意见中,预计年底出台——“这是国家科技战略一次全面修整”。

  17日,调研组返京,向国务委员陈至立作工作汇报,18日,调研组浩浩荡荡开赴上海。

  “十二套”新规

  十三部委八次疾走深圳,并非偶然。去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三次讲话,科技部派发的通知指出,胡总书记讲话的核心内容“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表述,实际上是对各地政府长期“引入型”思路的一次洗刷,是对本土企业作为国家科技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的重新发现。

  韩国经验由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远远领先?很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有很强的民族精神,另外,他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他6月造访深圳时公开对上百家企业代表说。

  12日的深圳调研会上,该话题再次被提起:“韩国在汽车、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等等重大技术领域原先都是和我们在一个起跑线上,有些甚至比中国落后,十几年下来在这些领域全面领先中国。而中国除了一般的加工制造业,成了世界工厂之外,本土没有出现几家像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对比中国政府早年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所做的规划与韩国政府“产业技术创新5年规划”,发现两国对发展领域的内容有70%相同,但是同途殊归: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力已经挤进了全球的前5强,而中国“科技大国”梦仍然陷落在世界工厂的泥沼中。

  “创新能力缺失”的危机感正自上而下地压迫着从中央到地方主管科技官员的神经。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不久前在深圳一个论坛上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正在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规划将形成“系统和配套性”的指导意见,他认为“在‘十一五’的五年期限里,真正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调整期”。

  而此次调整,从政府的重视程度来看,“以前自主创新是一般性的号召,现在上升到中央的一项战略。”深圳科技局人士说。该官员透露,深圳调研的第二天,分别由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人事部五部委牵头分五场会议与深圳上百家企业进行座谈,该人士透露说,五场会议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对应于五大部委分别牵头起草的十二套配套政策。”

  参会企业人士说,会议中,“各部委手头上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份草拟的大纲,但是没有下发”。他说,涉及的十二套政策,其中,由科技部牵头起草的5个,发改委3个,财政部2个,人民银行1个,人事部1个。

  “这回是动真格的。”前述科技局人士透露说,该十二套政策中,将会针对国家科技经费投放、政府采购、增值税改革、汇率改革、海关、大型科研院所改革、中介机构改革、风险投资、二板市场等“全面的政策调整和突破”。

  王元认为,韩国的经验在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与发展本土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以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评价体系。“我们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弱,恰恰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技术引进、研究开发和制造、运行、使用、出口分割开来的结果。”王元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体系是一个断裂的链条。

  “一些经济政策往往只看短期利益,地方上甚至为了搞一些虚假的政绩。搞短期的行为。他本身就不鼓励你长远的发展、本身就不鼓励你自主创新。”有官员如此批判了地方“引资”经济模式的历史诟病,他认为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泛滥。

  而这需要上升为新的国家意志。据该人士透露,国家最高层已就此多次发出指令,要扭转过去“科技创新主体”过重依赖于高校、科研院所的局面,让自主创新的主体回归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身上,同时改变地方的政绩考核模式。

  拒绝拉美化

  深圳向中央讲述了迈瑞的案例: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虽然大,但是国内企业份额却不多,特别是高端医疗设备几乎为洋货所垄断。归结其原因,除了本土企业起步较晚外,中国采购政策的设计令人费解——有关部门在制定医疗设备使用收费标准时忽视了技术性能,而笼统地规定国产医疗器械收费低于进口产品(进口设备收费为国产设备的1.53),这导致医院宁可花高价买国外昂贵的设备以获取相对高的经济效益,也不愿意购买性价比相对高的国产品牌。

  此外,令迈瑞等本土厂家更为郁闷的是,由于国家规定,用于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进口医疗器械可免征进口关税及增值税,购买国内产品则没有这一优待,因此许多医院和经营性机构纷纷打着“教学科研”的旗号进口洋货,而不买国货。

  “过去,政府采购只强调反腐败的问题,监管层面考虑得比较多,但是如何利用采购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破题。”一位官员在会上说。

  “十几年下来,大家才发现‘市场换技术’已经难以为继,技术没有换来,市场丢掉了。”深圳科技局人士说,同样以医疗器械行业为例,业内都在流传一个教训:“1990年代国内比较有名的‘无锡海鹰’跟GE合资前有相当的技术储备,合资后这个品牌影响丢了。”现在GE已经在当地建立独资企业,而“无锡海鹰”已经销声匿迹。跨国公司此类做法比比皆是,实际的后果是,在医疗器械行业,至今超声仪器90%,检验仪器、中高档监视仪等80%市场都在海外厂商手中。并且在本土企业加入之前,行业毛利高达200%,实为暴利行业。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换技术”这句口号开始频繁地在人们耳畔响起。它让人们普遍确信,随着FDI(外国直接投资)陆续来到中国,与资本结伴而来的,不仅仅是外国商品,必然还有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么,为此即使对外资拱手相让部分国内市场也在所不惜。

  由此“招商引资”也成为地方各级政府最为乐此不疲的工作,各种外资在国内享尽诸如“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截至2004年,全球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450亿美元,跃居全球吸收FDI国家之首。

  问题是,市场交出去了,那么技术在哪里?

  “中国除了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成为世界工厂之外,究竟得到多少技术?大家有目共睹。”深圳科技局人士说。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国内政策对本土企业缺乏保护甚至偏袒外资,国内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在外资的挤迫下步履维艰。

  有评论人士认为,前段时间国内关于“拉美化”的言论,无疑道出了当下高层的忧虑。

  事实上,在关于中国的科技及产业战略的讨论中,“市场换技术”从来不是唯一的一个声音,要求“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警语不时响起,尽管声音时而强盛,时而微弱。

  “从中央最近的动作看来,洋务派开始式微,自主创新派开始占据上风。”科技局人士如此断言,在这里,“洋务派”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即奉行市场换技术而忽视自主创新。

  深圳经验

  据深圳官员说,调研组对深圳的8次造访,说明对深圳在科技自主创新上的经验青眼有加。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深圳期间,曾向随同的各部委人士表示:“深圳自主创新的经验走在全国的前面,如何把深圳的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政策?”

  在深圳的表白中,深圳市科技主管官员认为,深圳是受“洋务运动”危害较轻的地区。

  就在2003年,深圳还有过被后起的苏州超越之忧。然而,今年初深圳市官员考察苏州后已经不再担忧,市政府人士说,现在深圳市已经不再关心GDP等数字的比拼,因为苏州模式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中国制造业的软肋:以资源换取资本投入并没有带来产业竞争力和自身技术的快速提升,相反,牺牲和弱化了自主创新对一个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最佳时机。

  深圳市正在庆幸自己没有落入这个已经广受质疑的制造业怪圈。深圳市科技局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3266亿元,其中本土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占56.73%,周路明分析说,尽管“自主知识产权”的界定不甚清晰,但是,深圳市有一半以上产值出自于本土企业,并且有80%以上的本土企业在从事自主研发的努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比例与苏州、天津等“引进型”经济为主的城市相比有绝对优势。另外,深圳市2004年研发投入总量达到120亿元,占GDP2.9%,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三倍,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深圳研发投入中,90%的投入由企业完成,“深圳的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创新主体”。

  “让市场去选择”亦是深圳成功的关键之一,周路明说,对这一论断的一个明显的佐证是国内10年前电信四大巨头“巨大中华”,有国家政策、资金扶持之利的巨龙、大唐,十年后的今天,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的“中华”,“体制决定成败”,该人士说,华为是民营企业,中兴早年进行了“国有民营”改造,“中华”在政策、资金等优惠条件上得到最少,但是自主创新能力却很强,“这说明国家配套政策有方向上的错误。”周说,这样的案例在深圳还有比亚迪、迈瑞等。

  “中央赞成深圳做一个科技创新的示范城市。”有深圳市政府人士透露说,“就像25年前中央给优惠政策一样,现在需要的是给深圳松绑。”该人士说,深圳的愿望在于,能在个人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环节上获得相应空间,以“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倾斜”。

(责任编辑: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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