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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发言摘要(

    转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发言摘要()

    [环球视野2004] 2004-07-22 09:25:32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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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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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三期)

    E副研究员:

    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不要说相对财产,就是从绝对财产来说,很多人都超过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事实上,就是美国人给美国经济学家的钱,也绝不如美国给咱们的经济学家钱那么多。这是为什么呢?

    一些学者做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小题目,得出的结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书上都有的结论,拿几百万课题费是经常的。如果美国人要是这么给美国经济学家钱,肯定是不干的。为什么肯在中国学者身上花大钱?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身上花钱?这些都是可以想一想的。

    D研究员:

    从理论上讲,有很多工作要做。合理的不说,有几个方面是应该想一想的。市场教条主义,私有化万能论,竞争万能论,政府越小越好。公园要卖,下水管道要卖,长江大桥要卖。那你干脆把南京市承包得了。这个是很荒谬的。把国有企业都搞垮了,把国有经济都整没了,国家还有什么出路?

    我们不能说一般的私有化,这个问题牵扯很多。现在国有大型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在我们国家目前情况下,恰恰就是我们国家的命脉产业,和国防有关的产业。我想这么简单地私有化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国有企业让外国企业兼并,大企业工委手里面不到二百家是国有企业。如果你这么搞下去,一下子卖给人家,人家一下子转卖掉了,不管了,我们怎么办?这个不管了是什么意思呢?有些重要的,比如说军工企业,和军工配套的企业,石油企业,一旦不要了,我们靠什么保卫祖国?我们产业基础一下子就会垮掉,这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片面性的。经济学家设立一些假设,进行一些简单的逻辑推论,但因为前提是错的,对政策没有实际价值。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多元目标,不仅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发展,经济发展还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要讲社会全面发展,人文环境的发展,环境的改善,还有一些很细的东西,像资源、石油怎么办。而新自由主义在讲到这儿时就没有话说,因此这种理论是功利性的。如果不谈这个问题,就没有资格谈战略。

    D研究员:

    新自由主义以为科技这个东西,就跟我到商场买新衣服一样,花点钱,想要什么要什么。就是这么简单!

    B教授:

    我记得《河殇》这部片子在播放的时候,台湾的陈永真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看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居然播放这个片子,即便在台湾社会也感到很不理解。后来,他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些知识分子到美国洗脑,洗到这个时候差不多了,洗得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视野,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视野,也失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视野,已经变成西方的奴仆了。因此,回到国内来都是这样一种看法。这是人家的评价。鼓励国际交流是对的,但有没有注意到回来的效果?有没有全面看待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我们的主流经济理论相吻合。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所有基本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假设怎么能当作分析问题的根据呢?充其量只是一种设想,不是一种科学。但是,为什么拿到中国来捧的这么高呢?我以为不是认识问题,是利益问题。

    有人说,中国经济从92年发展到今天,私有成分高度发展,公有成分不断消失,我们已经具备了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这种说法可能过分了一点,但也反应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是没有利益的话,一些人怎么会这么固化呢?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认识是可以转变的,很容易的。老是不变,那就是有利益。咱们可以说,这些冒尖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都有课题?我现在看的很怪,凡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的,骂共产党领导不好的,都有国外的课题。起码你不应该是一个嘴里老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才行。你出这个词,就没有你的份,外国人也不喜欢你,客观上也轮不着你。

    我接着刚才那几位专家学者,从思想政治角度谈谈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我觉得,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制造的几个迷信是应该破除的。现在讲解放思想,反对僵化,首先就要反对这么几个迷信。

    第一个是市场迷信。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现在迷信市场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思想理论内容。好像市场什么都能干,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认为市场什么都可以干,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到现在甚至出现这样的现象,基础科学研究也要市场化。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不但是不出效率的问题,会把我们的前景葬送了。国家的投资不能都这么急功近利,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有远见,有后劲,有准备的。如果基础科学力量不加强,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储备,一旦有事,问题就大了!如果照着一切市场化的设计,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比如联想,应该搞出自己的品牌,在自己的技术领域有新东西出来,这才是你的本事。现在没有办法搞这个,急功近利。社会科学界也是这样的,教育界也是这样的。现在老说教育界出腐败,为什么出腐败?这就跟工业一样,是逼的,没钱花,又没有别的长处,怎么办呢?优势选择,教育家有文凭可以卖文凭,将来教育界卖文凭,将是一个遏制不住的恶性潮流。西方的教会在没落的时候,曾经卖过圣骨,说上帝的骨头就在这里,卖骨头。从教育界到科技界来说,评价体系搞不清楚,给那些有真才学识的人应有的社会地位吗?这也很难说。为什么?市场化,市场的要求是这样的,市场和钱连在一起,谁会用钱,谁会捞钱谁就是能人。这样的话,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义务教育,就遭灾了。按照这种迷信,市场能解决一切,将来会把很多问题办坏的。刚才我打车过来,一个开车的师傅没有什么文化,他看见街上许多车,他说,你看看这么多车,怎么没有一个中国的好牌子?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我说,我们中国人认为不合算,搞这个能赚钱吗?把这个企业搞坏了,谁帮你兜着,没有人支持你。其实,我们现在正是要进行基础积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的优势。过去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全世界被评价的话,是善于模仿的民族,什么玩意儿到你的手里,很快弄出自己的玩意儿,而且具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日本人好像还维持这个优势,中国人好像没有了。

    S同志:

    关于跟踪模仿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现在提出要调整?我个人的观点,第一,我们现在总是讲日本和韩国是通过跟踪模仿来获得它的发展。但是,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点,他们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日本花在消化吸收和创新上的钱远远高于技术引进的钱,这个背景我们是要关注的。第二,在今天这样一种条件下,我们跟踪模仿能不能跟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在今天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壁垒的时候,我们的跟踪模仿到底有多大意义?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在跟踪模仿,当你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可能人家不理你。一旦你对别人的市场形成一种影响的时候,悬在你头顶上的达摩剑就落下来了。华为的情况就很典型,思科现在要对他穷追猛打。刚才讲到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也就是两欧元的东西,人家都要斤斤计较,弄出一个所谓的安全标准来卡你。没有自己的专利,没有自己的原创,你想在今天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赢得你自己的地位,不受制于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科技部提出来一定要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发展,就是说我们必须拥有更多自己的专利,更多的发明,也要有理论发现。

    B教授:

    企图用市场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现在的一种理想。而且在搞市场的时候,不讲代价是不对的。8889年有人提出,腐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三级火箭当中的第一级,没有这一级,现代化是推不上去的。而且说日本也是腐败起家的,法国也是腐败起家,英国也是腐败起家的,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发达前夕都是经过一段腐败。这是一个怪论,有片面性。这个片面性,我把它叫做市场迷信,企图用市场解决一切问题,不择手段地推向市场。事实上,为了推向市场,使用的主要手段恰恰是干预的,是国家政权的干预,是国家政权强行干预,是不允许民众讨论的干预。怎么讨论呢?好多东西原来理论界争论半天,但是要做的时候不允许你争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市场迷信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很大,给理论界也造成相当的混乱。

    第二个迷信是私有化。迷信私有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达到私有化的目标,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句话虽然没有人公开把它说出口,写在纸上,但确实是这么做的,实际中是刹不住车的。出售国有企业这种潮流是怎么回事,到底现在卖的还剩多少。首先,在一种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氛围和政策环境里,把它搞的半死。然后再利用新自由主义最后一刀把它杀掉,在全社会造成大家都厌恶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出路,是传统斯大林的产物。这时候国有企业还有什么站脚的地方?卖到今天,卖了多少谁都不知道。有人折算,国有资产还是占优势,但是这种折算很聪明,把很多文物都折算成国有资产了。这么折算还有准吗?把万里长城折算进去算国有资产,那值多少钱?这个东西有准吗?你说这个荒唐不荒唐。南京长江大桥二桥也可以卖,当然说是卖使用权,但是一卖也是几十年。要是这么计算国有资产,我觉得是不对头的。应该计算流动资本当中的国有成分、公有成分。别把什么东西都拿到这里,如果把中国国土面积也算上,这个怎么算?当然永远是优势。所以说,迷信私有化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公有制搞不好。

    我看到很多事实是相反的。比如说我到山东烟台,有一个南山集团,是一个自然村,扩展到十个自然村,它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不分田地到户,现在搞到每天上交国家利税是6.3亿,把整个地区建设的,可以说比清华大学的校园都漂亮。农民都是260平方米标准的小别墅,谁加入那个地方当村民,都是这样的。外地打工住公共住宅,都是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你落户就在这里。办公楼修的比顺德市委办公室并不逊色。

    S同志:

    我们发现这不是个别的。凡是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的农村,都是如此。你刚才说山东南山是这样,河南南街村也是这样,还有江苏华西、北京韩村河,凡是集体经济发展好的,都是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我们现在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总结。

    B教授:

    不是缺少总结,是没有地方宣传。比如我们到南山去,党委书记兼总裁,很朴实的一个同志,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很聪明。我问他,我派一个博士总结一下南山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来玩也行,来吃也行,来住也行,就是不能宣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你别宣传我,一宣传我,就有人把我搞垮。只要别管我,我在这里还有生存余地。他说,我走向了世界,走向了市场,WTO我不怕,我雇美国人给我打工,第一批美国劳动力已经到了。他这个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非常有销路,办法很多。就是说好好搞可以搞好。和他临近的,还有一个下关大队。下关大队发展集体经济非常著名,《当代中国农村》第一页彩色照片就是下关大队,很富的地方,也是集体经济搞起来的。但是,前几年实在顶不住了,搞股份制,搞私有化,搞完了就垮了,现在下关大队完了。一反一正,说明公有经济还是可以搞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它呢?为什么这些东西在报纸上不能被宣传呢?难道凡是搞公有经济都不能宣传吗?这就是对私有化的迷信。迷信到什么程度呢?迷信到我们的马列教师,专门研究马列、政治经济学的教师,都认同私有化。认为凡是说现在改革当中私有化不好,就是攻击邓小平理论。这个帽子扣的不是很小,这表明私有化迷信到什么程度,连说都不让说!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影响也太消极了。

    其实,如果真能靠私有化搞富,我也拥护私有化。但事实不是这样。我到淄博去考察,淄博一个电缆厂,效益很好,我们去看非常好,但是非要卖,非要强迫卖,市委同意卖,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卖,一转眼个人成为老板了,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了,这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我觉得私有化的东西也未必搞得好,我看了德国人写的书,他说全球化最后就是简单化。有人说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日用消费品,给我们生活多样化,他说最后就是简单。我现在理解了这个结论,确实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简单化。因为全球化在进行过程当中,是大资本消灭小东西。你看我们的汽水,比如北冰洋汽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好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全球化之后,大家的饮料就喝一种,现在差不多了,可口可乐,将来可以统帅全国的饮料。所以,德国人写《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人家揭露是很好的。现在食品也是这样的,快餐也弄的差不多了。私有化的迷信,到现在还扳不过来,它又和全球化潮流相衔接,就造成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人向西方经济制度同化的过程。这在干部当中有没有影响呢?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是不用怀疑的。有的干部就认为,搞马列的人阻碍了私有化,老讲原则,讲主义,动不动四项基本原则。私有化这个东西能挡得住呢?你说你挡了几次都挡不住,挡一次退一步,你能退到什么地方呢?所以,私有化这个迷信也是很强劲的,不好从一些干部和群众头脑当中转过弯来。

    再一个是全球化迷信。现在到处提接轨、转型,理论界提普适的道德,普适的制度,普适的所有制,普适的社会福利等等,都搞这些东西。很多人把全球化当成了自己的出路,而不分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风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迷信。而且,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很多人在做意识形态转型的工作,动不动就提这个、提那个,你要有不同意见,他就扣教条主义的帽子。全球化这个东西非常麻烦,有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正确的、不加分析的好东西来接受,而且想把中国所有方方面面改造成适合全球化这个东西,这也是很消极的。我们前些年写历史的人,就把中国近代史写成是开放和反对开放的历史。这么一想,当然了,《走向共和》也不是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不断要出现不安定的问题。这么搞的话,肯定是不安定的。他认为你既然可以走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往前走一步呢?这个逻辑是新自由主义一直有的。有人说,小平同志讲了市场经济以后就是这样的,你既然允许搞市场和计划都一样,为什么搞三权分立不一样呢?有人说小平1992年停住了,再往前走两步就是伟人了,结果没有走过去。

    还有一个迷信,就是批传统的迷信。这些年一直是批传统,没完没了地批传统。从批斯大林到批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都当成斯大林主义,把斯大林模式全盘否定。他们想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所有东西进行翻新,请问还想保留哪一点?都否定以后,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还能不能站得住?其实,西方一个学者写了一个论传统的著作,强调不珍惜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浅薄的民族,对传统的看法是很辩证的。我们最缺乏把毛泽东、斯大林这些人放在历史背景之下分析。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哪能用今天的政策做标尺,衡量我们的历史,裁决我们的历史?这就搞翻了。根子还是我刚才说的,利益、经济基础出了问题。

    不读马列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马克思的批评非常可笑。我听过一个领导干部做报告。他说,马克思说一个企业主雇七个人就不算剥削,那么雇八个人就算剥削了?太可笑了。这个领导这么说,表现出我们一些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到了什么程度?肯定是这些东西碍着了某些人的利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受到置疑和摇晃,说明经济基础领域某些力量过分强大,太过火了,需要控制。没有按照公有制占主体的比例进行实际控制。要不然能这样吗?而且还歪曲马克思,用各种意识形态歪曲马克思,说马克思说过,在股份公司里面的资本家已经不是为了私人利益了,是为公了。这个论断到处引用,我觉得都是挺可笑的。这是几个资本家的公,管你什么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都不明白,你说这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社会形态的问题也被提上日程了,认为社会发展不是要经过五种社会形态,也许还要走别的道,也许还要回去了。

    我最近在中央搞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现状调查当中提出一条意见。二十多年不读马列,闹出很多大笑话,对我们的政权不利。我们这二十年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边,做什么都是发展,这个可以吗?这样下去,谁都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只要掌握说话的权力,说什么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搞的清楚吗?事实上,多年不读马列,连基本的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都不能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语言和工具。这样是会出问题的。

    最后一个迷信,我觉得是精英迷信。我们看来是当不上精英的,A老师再突出,再优秀也没有人说你精英。你维护马列主义就不是精英,把共产党的传统当作累赘的人才是精英。这些人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这与他们利益相关。这种思潮在政治上的表现,我认为就是新权威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现在中国还不是自由的时候,必须有很多人把过去改变。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历史制度,为什么不能做这种统治方式。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的时候,发表了一通议论。他对苏联教科书写的这一句话不满意:只要党的领导保持正确的方向,又能让老百姓受益,就可以。这句话是好话,但是毛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更加深刻。毛认为共产党的政权取决于大多数人参与政权管理,要监督,参与管理。人民是主人,不是受你恩惠的芸芸众生。这个思想我觉得是很深刻的。

    如何保证党的最高决策权力受到民主监督机制的制约,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问题。不至于像苏联这样,出现最高人物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把整个国家给毁掉了。如果多听听不同声音的话,也可能出现坏的结局,但是我觉得总是会好一点。如果听听各种意见,通过民主的途径,觉得已经使上劲,发表意见了,还这么干,我们就认了。但是,如果不让别人说话,我认为这么做对了,我就做了,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跳不出兴衰周期率的一个要害原因。我们越改革,越要谨慎;越解放思想,越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个人一样,改革就是说这个人跑起来了,跑起来要特别注意,不要摔倒。不改革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不太容易摔倒,一旦跑起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脚底下。所以说,改革要慎重。现在讲解放思想,应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思想。这种迷信是新时期新教条主义的新表现。教条主义不是过去的形态了,不要再用过去教条主义理解今天的现实。今天现实的教条主义就是这个迷信。这都是西方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也变质了,是追求西方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地盘上,我觉得应该是多做些工作,从这些新的迷信中走出来,这或许对决策有一定的好处。

    G研究员: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对经济和政治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相对而言,我是技术人员,对产业技术政策研究多一些。这几年来,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和国际技术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所以借此机会,也给各位专家汇报一下。

    首先,不管经济学界什么样的专家说,技术可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流动,我们可以通过购买技术来完成这种跨越。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不支持这一判断的,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太高深的理论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去讲,我们说,入世以后有两个情况是出乎意料的。一个出乎意料是关税大幅度下降,对我们国家贸易当中产品的影响出乎意料地小。第二个是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出乎意料地大。这个问题新闻界已经炒的很多了,我们大概坚持了五年左右的跟踪工作,并没有在网上发表,大概也很少在报界和在相对的舆论界去发表有关文章。但是,据我们的跟踪统计表明,2002年我们所遇到的WTO所通报的反倾销和技术壁垒案件,是在此之前十年的总和。简单地说,比较深刻的原因,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技术这个要素非常重要。可能经济界经常炒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等一百个指标,用多少个指标去衡量。但是,根据我们的数据跟踪,技术竞争力这件事情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上,我们认为是没有近路可走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七国或是八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对我们通融的。这一点,我们有非常具体的例子。

    第二个问题是在技术壁垒上,我们国家面临着两个大的发展趋势。一个发展趋势是刚才一位同志谈到的“东西矛盾”的问题。在技术上,经常有人说技术壁垒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奢侈的矛盾,确实是这样的。从1985年开始,欧盟的第一批指令,到1986年提出的建设正式技术壁垒委员会的时候,确实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但是,在经历了二十年之后,尤其在中国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贸易依存度,尤其是加工贸易量已经非常之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趋势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已经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向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出来。拉美问题,实际上是WTOTBT/SPS委员会通报最多的案例。在前五年,都是墨西哥、巴西、韩国、日本提出来的。近两年,当然有一个浅显的原因,是我们正式成为WTO成员,近两年反倾销案件和WTOTBT/SPS委员会通报中,屡屡出现中国的身影。

    日本、韩国有自己的独立性。当西方七国告诉日本、韩国,你可以用你的比较优势,根据我的贸易安排,我保证你可以得到你们国家相应利益,日本人、韩国人没有这样做。在最新一期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诺贝尔经济学家蒙代尔与中国企业家对话,蒙代尔重复了上面这句话,提出中国实际上可以再等十年到二十年。当时,有中国企业代表提问,如果按照您这样的理论,就没有现在的日本和韩国,您怎么看?面对这样明确的问题,蒙代尔没有给予任何回答。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数据和目前中国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都表明,无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好,人均GDP也好,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技术问题,特别是核心技术问题,是没有人给你的。我们可以从技术壁垒这个问题如此地突出来说明这一点。

    另一个趋势是双重标准问题。比如美国对内是干预主义、强化管理,对外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甚至不惜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进行收买。在技术方面,也是典型的严重的双重标准。例如,我们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做的最新调查表明,中国超市货架上的奶粉,在欧洲市场上是不能卖的。这种中国当作上好的合资产品,只限在中国境内而不能在欧洲上市的情况,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也是违背WTO原则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些非常具体和不得已的情况,而且我们的很多行业都处于这个现状。当谈到是要自主创新,还是可以买来,国家因此不必负责任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太现实、太严重了!双重标准就是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运行的。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技术实力来支撑,我们就得不到平等的贸易地位。比如在黑龙江调查,乳品工程中心说不具备检测技术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七国也可以说,我没有阻止你们使用你们国内的技术标准。而且你即便是发布了如此的技术标准,只要你并没有事实上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那些标准都形同虚设。所以,类似这种问题,随着全球化、专业摩擦、技术摩擦等的增多,根本上反映出技术问题代表着经济利益,甚至在关键时刻左右政治格局。这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关于国际贸易最后平衡的问题。欧盟和美国,今年上半年在技术性贸易措施里面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美国的生物反恐,一个是欧盟的化学品政策。欧盟化学品政策可以影响二十到三十年。从研发到产品的问题,这一类技术战略性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不能无所作为。

    第三个问题,通过我们的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的基础技术能力较低,带来一系列反应能力问题。不管是对外,还是自己内部,中国社会系统的这些问题,都反映了近年来整个技术系统的体系结构和能力,必须在新世纪,带着新的战略眼光来做出创新配置。目前国际上一个重大的趋势,就是发达国家在调集全国技术资源,建设技术预警系统。这个方面,美国是首当其冲的,而欧盟也有特殊的反应部队。这绝对涉及重大经济利益。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讲,在关键时刻,技术水平甚至会左右政局。因此,我们中国不但是在技术性壁垒这样的预警体系方面严重缺乏,而且作为国家资源的技术预警体系,现在都是这样的。

    第四个就是最终的结论。如果从战略的角度,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大国这样的角度,作为一个亚洲重量级国家的角度讲,我们必须强调自主技术创新。自主技术创新从来是不排除技术引进的,甚至不排除拿来主义。但是,中国并没有像日本人、韩国人那样真正下苦功夫。这是需要政府高层下大决心,需要付出一代人、两代人艰苦牺牲和努力的,非如此不能强化技术吸收能力。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长期弘扬、宣传和坚持这样的方向,在这点上,政府的确是责无旁贷的。

    F副研究员:

    新自由主义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大背景是资本全球化。大家知道,资本全球化伴随着资本诞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背景的时候,都在探讨现代国家。有时候新自由主义对过去东西的批判,把有些现代国家必要的东西,比如说集中和王朝主义国家扯到一块,进行痛斥,这样就容易产生一些混乱。

    从近代世界历史来看,第一个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是拿破仑。拿破仑开启了多极化的趋势。1789年法国的整个农民问题跟现在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国家在转型过程当中,在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都要迎接外部资本的冲击。外部资本对本国既有好的一方面,同时也带来一些毁灭性的方面。这是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国家翻车,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国家崛起。这个过程中贯穿了资本霸权的变换与转变。先是荷兰和西班牙,紧接着英国又打败西班牙,又经过德国、俄国、美国、日本的不断崛起。崛起以后,有的就衰落,像日本、德国就衰落,中间就出现了美国起来。美国起来,又跟俄国竞争。现在霸权转到美国了,美国是自英国之后的第二个霸权。

    到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估计又会出现新一波国家翻车和新的国家崛起。在上个世纪翻车的大国中,我们看到,苏联是一个翻车的国家,苏联当时是很有优势的,完全可以起来。翻车国家更多的是依赖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苏联当时为什么迅速发展军工产业,是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一看不行了,所以1964年迅速发展这个。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苏联有几年的强大,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的强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苏联抵抗美国,但是它同时又回避了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回避资本全球化,封闭自己,基本上是这样的。

    资本全球化过程当中一直存在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市场,一种是买办市场。每个资本都有不同的利益,我们不要泼了洗澡水,连孩子都扔了。市场和资本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国从三十年代起,自己的民族资本一直是受外部欺压。茅盾写的小说《子夜》里就写过,民族资本非得外来资本进来才能有活力,但是外来资本进来对民族资本来说也不是好事。这个是我们过去曾经走过的一个路子。中国民族资本开始的时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谈不上民族资本,打了一次世界大仗,我们的民族情绪和资本才上来。紧接着日本人把我们民族资本打垮,日本人不反对资本,只是要以日本资本为核心的资本。当时日本是大本营,东北是外围,把华北的工业全部摧毁,变成轻工业。然后,江南是我们轻工业比较好的地方,全部打掉,根本不允许存在。就是说,国际资本始终是以自己为核心。

    F副研究员:

    技术本身是没有政治的,但技术的运用和运行是有政治的。如果没有政治是不行的。破鞋烂袜的技术可以买,关键技术永远要靠自己,这就是政治。因此,我们再困难,核心技术也得研发。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是讲的这个。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们有做到的,原子弹做到了,航天做到了,毛泽东还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觉得这些技术问题其实也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是问题的要害。

    这种理论到目前来说是有政治问题的,到最后就是要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搞掉,整个都跟着美国走。中国目前问题在哪儿呢?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民族市场毁灭了一半。农民本身是积极的因素,如果把中国农业转轨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市场,不是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依靠国际资本,民族市场是靠自己的。而农民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巨大的市场,但是毁灭了以后,就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的农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了,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让给外国了。所以我说目前这个问题到现在已不是理论。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还可以说是理论的问题,到现在是政治的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强国道路,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

    G研究员:

    我听说最近有人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做了一个调查,说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机构都是赔本的,现在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中国有多么大的贡献,赔本都在这儿做,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但是,据我们调查表明,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题目,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品技术。他们说,中国的产品技术用我们国内淘汰的技术就够了,而且足可以维持一时间。现在,我们用的是中国技术劳力的比较优势,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是超前研究,并且直接技术流回本部。这个时候不但我们产品的利润被抽走,我们科技人才的真正利润也在被彻底的、骨髓式的抽走。

    D研究员:

    现在你要多说一句跨国公司有什么问题,带来什么负面问题,一律不能发表。这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和舆论界的一个大问题。要赶紧取消那种所谓超国民待遇。

    S同志: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高端数控机床,都是在低端上走,高端基本上是国外垄断,不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大家都承认市场是拉动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我们的市场是什么呢?生产同样产品的数控机床,合资企业可以获得比中国本土企业多百分之三十的收益。我们的国有企业本来包袱就很重,这样做的话不是釜底抽薪吗?不是成心让我们的民族工业彻底垮台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说到底,这就是卖国!

    由于时间原因,今天专家发言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基本结果,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告诉我们,而且我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告诉科技界更多的人,什么叫新自由主义。这是第一个收获。

    另外一个是,新自由主义到底跟科技有什么关联,跟国家科技安全到底有什么关联。实际上,我们今天谈的这些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希望通过专家这种深入分析,真正了解这种主义在我们经济界已经带来的影响,现在又正在影响我们的科技决策,影响我们整个科技发展走向。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告诉我们科技界更多的人,引起他们的警惕。

    在会议之前,我也在思考,现在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强势,这是现实,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包括刚才一些专家也谈到,这个强势也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历史背景支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它带给中国长远发展的潜在危害性,实际上也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去呐喊,去呼吁,我认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谋略。今天仔细听大家的发言,我体会到新自由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有利益的背景。如果说我们是反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也必须形成一个共同体,否则仅靠我们个人的单打独斗,肯定形成不了平等对话的局面。我把这个问题再提交给各位专家,希望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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