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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座谈会发言摘要()

    转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座谈会发言摘要() 

    [环球视野2004] 2004-07-22 09:23:14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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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7月上旬,有关部门在京召开一次“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讨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及其影响,特别是对当前中国科技、经济政策的影响及对策。中国人民大学A教授、清华大学B教授、中国社科院某研究所C教授、中国体改研究会D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E副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F副研究员、某研究中心G研究员应邀与会。研讨会由S同志主持。现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予以发表,仅供读者参阅。

    S同志:

    非常高兴请到各位专家,参加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当你们收到我们这个邀请函的时候,可能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所以,我想首先把我们开这个会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最近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牵头,正在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我们现在要形成一个面向未来15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就涉及到我们所处的一个新环境。我们国家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的规划,比如“十二年规划”等,这些规划的制定都是依托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我们今天制定新的科技发展规划,同样需要研究所处的国际国内大背景,规划方案、目标、体制和机制等都要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一个中长期规划战略论坛,请了几位经济学家做了引导性发言。这个引导性发言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这些学者讲了我们科技界很多人多年来闻所未闻的一些情况,提出了一些令科技界很多人瞠目结舌的观点。对这些情况,到底应该怎么看,这应当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科技发展,有各种不同观点,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我认为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无论是哪些主张,都应当服从于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国家利益。

    这些经济学家都是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说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带给科技界以往不大关注的思想,那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我们很重视的问题。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我本人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关注的。应该说有很多问题,我自己到现在也还没有想通。比如,一些学者从与科技相关的角度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认为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技术和资本一样,可以作为一般的生产要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自由地流动和配置。这些学者强调,这是我们制定中长期规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二,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我国科技发展主要应当是跟踪模仿,是技术引进。要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我们的产业升级,通过跟踪模仿来形成我们的研发能力。

    第三,强调中国目前的核心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为此,我们在规划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时候,主要应当考虑如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总之,这一系列观点,与科技界多年来所倡导的一些思想,如自主创新、技术跨越等,应该说是有距离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种思想,怎么看待这种思想对我们科技工作的影响,这是需要弄清楚的。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做这样一种判断,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学方向的指导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那么这种思想到底对我们科技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我看来,这个思想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而且这种思想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除了能够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构架以外,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成功。比如像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危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等,情况都是如此。当前,中国如何看待这种主流思想,这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专家们的指点。

    A教授:

    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斗争的历史。二百多年来,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不断进行斗争。这二百多年,可以概括成三次大论战。一次是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争,第二次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之争,现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争。现在,西方国家经济思潮此起彼伏。实际上,大体上还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自由主义,一类是新国家干预主义。我们说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这有好多派,其中比较大一点的是以哈耶克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这个人原来在奥地利,后来又到了伦敦,在伦敦大学形成一个伦敦学派,以后到美国,再以后到德国,在美国芝加哥形成芝加哥学派,到德国佛莱堡,就是佛莱堡学派。一个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一个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还有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经济学,苏东巨变之后,他到俄罗斯当顾问,他还为咱们中国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萨克斯为代表,美国、北欧、西欧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注重实干,不注重理论,往往是作为政府顾问制定一套政策,然后执行。还有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大概经济学杂志每一期里面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类文章。有的文章即便标题没有标出来,一看就知道是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影响不大,只是一个小的流派。美国经济学教科书里,讲新制度经济学有的就在一个小注里面讲,有的和别的流派在一起,都没有看到占一章的篇幅,最多在一节里面讲。而在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经济学主要就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讲产权、交易成本等等,都是新制度经济学。

    现在,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实行二重化,即在国内搞国家干预,对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新自由主义。它自己不搞新自由主义,搞国家干预主义。他要别人搞新自由主义的目的就是一个,一切为了美国利益,以美国利益驾驭一切市场。而美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不是整个美国的利益。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过去也尽量运用国际组织推行它的规则,实现它的利益。比如说联合国,它感到很顺手的时候要利用联合国。五十年代初侵略朝鲜都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可现在它发现联合国不太得心应手,因为联合国不分大国、小国,不分穷国、富国,不分强国、弱国,所有国家都是一票。而每个国家一票对美国就不太有利。为此,它想了一些办法,比如现在搞八国峰会,就希望把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国际上最大的组织,而不是通过联合国。但是,它发现有几个国际组织现在很顺手,因而就要想办法控制这几个国际组织来推行它的政策。在经济方面,是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一个是WTO,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WB,世界银行。这三大经济组织它感到很好用,因为这三大组织不是一国一票,这三大组织有点像股份公司,看谁的股份大,美国一股独大,实际上它就拥有否决权。它通过这几个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感觉很方便。甚至不需要美国总统或者是美国议会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政策,往往跟美国财政部商量就可以,由这三家定国际政策。美国的商务部也能够跟WTO商量世界贸易政策。所以,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实质运作是这样的:表面上好像代表全世界的利益,实际主要代表美国的利益。这种方式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不容易被看清楚。

    西方国家现在极力推行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美国主导的,当然也可以说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主导的。但是,其它发达国家讲实际上是美国主导。实际上,西方国家主导的,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是通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推行的。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推行的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三个内容:第一个是私有化;第二个是自由化;第三个是非调控化,就是政府不要调控,有的翻译为非干预化,有的翻译成非管制化等等。

    大家都知道,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形成了一个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实际上也是三个内容。斯蒂格里茨不通概括了一下,这个人是克林顿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会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当世界银行副行长。他把“华盛顿共识”概括了三点内容:第一点,政府的作用最小化,因为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要政府职能尽量缩小,也就是非调控化;第二点,最快的私有化,不仅要私有化,而且要快;第三点,是最快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这三点,跟刚才说的西方经济学界说的是一致的,排序不一样。“华盛顿共识”把政府作为最小化放在第一,刚才说的西方经济学界放在最后,把私有化放在第一。“华盛顿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美国财政部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家讨论之后形成的。这三个内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搞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搞新自由主义,核心内容就这三点。

    从实际情况来看,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要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很明显的例子,比如1997年的泰国。泰国当时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双重压力之下,过度开放,过早开放。泰国金融问题很严重,腐败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收不回来,再碰到过度开放,结果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当时预测会“地毯式”地向东北推进。东南亚向北推进,首先是到中国。可是,事情的发展跟预料的不一样,恰恰跳过中国,接下来日本发生了,韩国发生了。再以后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俄罗斯发生了,巴西发生了。中国当时没有发生,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对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没有接受。所以,尽管咱们坏帐也相当不少,但是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重灾区就是拉美,一直到现在,不仅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有政治危机。有的国家,很短时间之内就换了五个总统,就是稳不住,政府稳不住呀!

    美国要利用这些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推行全球化。但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发生了反全球化。最早在1999年底到2000年初,拉开反全球化序幕的不是在别的国家,就在美国本土,在西雅图,这个被称为“西雅图风暴”。反全球化的人士,往往被叫做“西雅图人”,当然,不是真的是西雅图人,只要你投入反全球化运动就被这么叫。从那以后一直到最近,62日八国峰会,法国专门找了一个小地方,因为过去找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整个会场都给包围了,开不了会。这次找了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一个小镇,画了三道防线,其中有很多军队、宪兵、警察等等,甚至导弹都准备好了。但是,还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

    1999年底开始,到今年62日为止,这41个月当中,发生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游行示威21次,小规模几万人,十几万人,最大规模的百万人。但咱们的媒体很少报道,而国外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常常是头版头条报道这些反全球化运动。现在,国内学者要想写一篇反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反全球化是客观存在,就像全球化已经客观存在一样,把反全球化历次运动,怎么兴起的,什么人参加,哪些口号,如何评价,写成一篇文章,在国内就很难发表。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还是在外地杂志发表了,题目是《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与分析》。实际上,我们对全球化深入系统研究非常重要,对反全球化深入系统研究更是非常重要。应该弄清楚,主张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反全球化又是怎么回事,各代表什么利益,都应该研究。不能只允许研究一个方面,不允许研究另一个方面。只要是客观存在的,都应该研究。

    咱们报纸对反全球化,有的标题也有立场,比如说当时西雅图最初反全球化风暴要起来了,很多报纸都在预测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的报纸标题用的挺大,《西雅图:想示威?没门!》。这实际代表了这家报纸编辑的立场。别的国家不一样。现在的反全球化运动,大部分是对七国峰会,即后来的八国峰会;其次是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要这些组织开会,不管在哪儿开,哪怕在最偏僻的小地方开,都会发生抗议活动。比如说在加拿大,组织者找了一个很隐秘的小地方开,结果还是发生了抗议。镇压也挺厉害,用橡皮子弹、高压水枪等,有的时候真的开枪,动用武器开枪打死过人。有的地方是海陆空都动员起来,从哪儿上岸,从哪儿着陆,都看得死死的,还是有抗议者能够突破。每次都抓好多人,最多抓了几千人,到后来怎么处理不清楚。

    反全球化反什么呢?他们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个口号开始的意义还不太明确。后来,反全球化运动深入发展之后,很明确提出来,就是反新自由主义。62日在法国和瑞士一些地方的游行示威,干脆提出反资本主义,另外也有提反私有化,反自由化,这些都是他们的口号。

    关于全球化,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一个明显的苗头,就是把过去宣传多年的比较优势理论跟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具体说,当今世界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了,各个国家经济不要什么都发展,因为什么都发展很不合算。怎么办呢?看你的优势在哪儿,你的优势在哪儿就发展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优势,你不要发展那些技术群,特别是尖端技术你发展不起,也没有那个力量。这个咱们叫做技术密集型经济,产品叫做技术密集型产品,你不要搞那个。那么资本密集型行不行呢?你也不能搞,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本,只有发达国家有那么多资本。土地密集型行吗?你们人多,按人口平均下来,土地也不多,因此土地密集型也不是你们的绝对优势,最多不过是相对优势。那么,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劳动密集型,你们人多,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你没有技术怎么办呢?买,我们可以供应给你,敞开供应。资本短缺怎么办?我的资本输入到你那儿去。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推行新自由主义。这是把传统的比较优势论放在新形势下,跟全球自由化主张结合起来。

    对这种问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眼睛比较亮,看的比较清楚,认为这样下去会导致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包括新金融主义,即资本从外面来,控制我,剥削我,然后利润到资本输出国。这叫做金融殖民主义。还有技术殖民主义,同样都是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讲,现在发达国家有一些经济学家,或者说比较开明的经济学家也讲。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这么搞,看起来是技术输出,资本输出,实际是搞技术殖民主义,金融殖民主义。这些学者给这个现象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新殖民主义。他们把新经济自由主义跟新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搞的新帝国主义。比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等就公开讲,这是搞新殖民主义。不过,这在咱们国内是不能讲的,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旗帜最鲜明的,这个倒不好讲。现在不仅不好讲,哪怕我们引用这个问题,把西方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加以梳理,然后做一个分析,这样的文章都不好发。

    对这些东西,过去我们曾经请过一个日本教授到我们经济学院讲学。我也跟他讨论过经济学,包括比较优势原理等等。他明确说,那个比较优势原理别信,我们日本就不信,因为日本信了就没有今天。我们听了挺新鲜,就请他具体说一下。他说,比如说汽车产业,优势在谁那儿?在美国。如果我们相信比较优势原理,那么美国发展起来,我们不应该发展汽车产业,但事实上是我们不信,我们发展了,我们今天的汽车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跟美国汽车竞争。然后,他又举例,比如说照相机,按照比较优势,德国搞照相机好,日本有什么条件呢?没有。但我们日本不信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自己搞,自己来研发,到最后搞出来,而且现在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跟德国照相机竞争。然后,他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手表,瑞士做了很多年,我们日本也不信那个比较优势理论,自己搞,搞倒现在日本自己的手表在国际市场已经占了很大份额。这是那位教授讲的。现在我们还注意到日本在研究开发大型客机。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大型客机可以向波音去买的,但他们不是,他们自己还要研究。我曾听咱们飞机公司原来一位负责人讲过,他说我们飞机过去跟西方差距并不大,现在经过二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我从这些问题当中受到启发,连日本这样的国家都不相信比较优势原理,我们却在那么拼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搞自己的技术。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有的东西可以卖给你,可以在国际上买,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卖给你,有的东西绝对不卖给你。咱们要不是有“两弹一星”的话,现在跟人家的差距还不知有多大。对重要的技术,咱们自己搞,只要搞起来了,距离就可以不断缩小。五十年代,针对到底是自己造船,还是租船、买船的问题就有过争议,当时有人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后来,还是自己发展造船事业,咱们造船事业在全世界领先。现在是三个造船大国,日本、韩国和中国。要不是当时坚持发展,造船还不知道落后到哪儿去。

    当然,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要全否定。咱们在劳动密集型方面确实有优势,关键是怎么发展的问题。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其它的几个,比如说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咱们应该排排序。我想技术密集型,能不能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不能只搞劳动密集型。拉美国家,还有一部分非洲国家,过去就吃了这个大亏,单一的经济,到最后完全受制约,毫无办法,到现在还没有摆脱。

    C教授:

    我接着A老师讲几句。我听到这个题目以后,觉得有点惊异,就是新自由主义与我国科技、经济安全,把这两个问题摆在了一起。当然,我想这其中重要的是现实的联系。这是客观存在的。坦率地说,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开这个会真的是有一点晚了,应该早一点。

    我想简单讲两个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很清楚了,片面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解读全球化,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见解,把经济全球化简单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或者是一种技术资本交换的活动。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或者说生产、消费活动日益国际化,交往日益深化。这些理论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国家民族了,也不存在民族经济,民族资本,这样的概念都过时了。所以,一个国家用不着关注自己的经济主权,用不着关注自己的民族工业,更用不着关注你的战略产业。我们只要打开大门,开放、开放、再开放,全方位彻底开放,接轨、转轨,就可以了,按照国际标准办事就可以了。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它告诉、教导我们这么一个主要思想。国内有很多人,现在若明若暗都在讲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私有化问题。如果从民族工业角度来讲,还讲到所谓降低国有经济。在阿根廷,在拉美主要的经济政策,包括解除进口限制、贸易自由化、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开放资本金融市场等等,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要和国际接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一个民族了,不存在一个民族经济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迎合国际资本,怎么样让国际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纵横驰骋。实际上,国际资本碰到的比较大的阻力,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私营资本,而它所碰到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往往还是那些垄断部门,或者说那些国有经济。所以,新自由主义就要求解除国有经济,要实行私有化。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私有化也是国际化,也就是说由国际资本来进行收购。这在拉美国家,在巴西、阿根廷看的很清楚,他们的重要产业,原来具有一些优势的产业,或者所谓优质资本,最后基本上都控制在国际垄断财团手里。东欧、苏联的私有化,特别是东欧的私有化,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私有化过程当中,整个行业都被国际资本拿到手,有的甚至可以被消灭。像东欧一些小国可以消灭一些行业,把整个行业收购过来,然后破产,然后就完全进口。对这些小国家,因为国家小,其实一个行业没有多少公款,一下子买下来,就可以全部破产,对东欧小国都采取这种办法。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私有化背后还有一层意思,不光是姓社姓资问题,实际上还有国际资本乘虚而入的问题。

    第三,新自由主谈到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你永远不具备和国际垄断资本进行竞争的能力,你需要服从所谓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因此,应当来满足所谓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已经很了解了。

    所以,简单地说,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针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是国际现象,我们中国有些人就是把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学说拿到中国来加以具体运用。如果稍稍有创造性,可能更强调的重点,就是比较优势可能讲的多,带有点中国特色。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新鲜。它主要的影响,就是消除民族经济,消除国有经济,强调比较优势,以这样的姿态加入国际资本大循环。

    下面,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从政治角度谈,从比较优势谈点看法。比较优势有一个适用范围,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科学都是有适用范围的,比较优势也是这样,它不是绝对的。如果说到比较优势,伊拉克也有比较优势,中东国家都有比较优势,就是石油,搞石油就行,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可以用帝国主义手段,用战争手段把你这个地方给炸了,把资产给你霸占了。这就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涉及到马克思讲的政治经济决策。

    应该说在“二战”后,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扩张的年代,就是我们看到的七十、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的上半期,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比较平稳。这个年代的整个经济基础是国际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张,推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国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在这个阶段,以这样现存的秩序,它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这个时候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是比较好的。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随着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国际资本利润转移的过程中,逐渐被经济全球化抛出这个循环,包括拉美、非洲,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实际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是说,靠传统的这种经济交往,要维持西方的这种经济统治地位,或者说他们所获取资源、获取利益的能力,实际上渐渐已经维持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西方往往凭借着它们的军事、政治优势,或者是凭借他们实力,来直接干预发展中国家,把你的经济主权击垮了,把你的政权颠覆了,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进行设计,进行运行的话,尽管你GDP和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国家是软弱无力的。你没有自己的战略产业,没有你的重工业,没有你的军事工业,也就是没有你的国防。最后,你的一切经济成果,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剥夺了。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其实,不用打仗,甚至讹诈你也可以。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应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尽管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但是,我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关于技术引进的问题,涉及到西方国家的软性战略问题。我跟日本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进行过交流,他们认为在这种全球技术转移过程中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能够把它自己相对过时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污染严重、资本劳动密集的工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然后腾出它的空间来发展高科技。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表面上看是引进了一些技术,相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先进的技术。但是,总体上来讲,对我们的技术研发,甚至我们的教育体制,都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我也跟一些搞科技的同志交流过,他们认为现在没事干,包括大学生出国留学,留学不归,为什么呢?因为回来没有什么事干,回来就是搞配套,你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这样的后果,是又不断的引进,而不断引进的结果,你自己的科技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回报。你这儿一投资,他那儿引进了。开发没有市场,科研人员没有成果。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瓦解了科技研发体系,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技术路线,往往跟着别人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研究的。

    A教授:

    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是谁定的呢?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都说游戏规则是美国定的。德国报纸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说如果游戏规则不是美国定的话,布什就会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反对者,他就会反对。他为什么要积极推行全球化?因为是他制定这个规则。这些规则是美国定的,但全部遵守不可能。

    E副研究员:

    事实上,是不是所有的国际规则都要遵守,这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在中国发动这个攻势,要求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比美国还要高。比如说对于软件保护,对个体使用者,不是企业使用者,都进行惩罚。造成这个舆论,要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升级到超过美国、日本这个程度。他们当时提出要求,是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产权保护水平。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势力非常强大。

    1995年,我当时跟林毅夫教授讨论过,就是争论关于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的问题。林毅夫把赶超战略全部否定了。我当时向林毅夫提出一个问题,你考虑过国际局势这个变化吗?林教授当时回答说,国际局势这个变量,经济学家是不应该考虑的。我当时讲,林教授,这样不对,如果你在讲一个抽象的、纯粹的经济学模型,你可以不考虑任何变量,任何变量抽掉都可以,可以做任何的假设。但是,你现在是在辩论、在否定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或者是经济战略时,在一个国家制定一个具体经济战略的时候,不考虑这个变量是不行的。当时,林教授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D研究员:

    我简单说几句。首先我讲,新自由主义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我是1985年进国家体改委系统,当时人大的老师把我们称为自由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确实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面对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这套理论推向实践,实现国家富强,人民致富,就是共同富裕,就是这么一个目标。我想,这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当时很多从事体改的同志也受了一些委屈,受到一些非议,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当时还有另一个苗头,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对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采取了否定,盲目崇拜西方主义。刚才说的三点,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都是存在的。当时,他们的目标确实是要松绑,是要放活。从当时来看,肯定国有企业存在国家过度干预的问题。

    但是,时代在变化。应该说,从那以后经过了两个分水岭,一个是1992年之后,在大的争论上画了句号。从此以后,就是自由主义思潮,说新自由主义也好,这些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学者从此成长为大腕,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们要看到,1992年之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发生了另外一些较大的变化。从经济角度上来看,第一,“三农”问题日益成型;第二,引进外资,国外资本像洪水般涌入,带来了一系列后果;第三,国有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下滑之后有破产,或者是休克状态,有大批工人下岗。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贫富差异急剧扩大。“新富”有三大依靠: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这是不用避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对外资的依附性如何判断,依附性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可以说,现在正在向依附性发展。讲得再不好听,就是向新自由主义发展,它的载体就是三资企业。

    再一个分水岭,就是“五八”事件之后,应该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能够在相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调整、改革。什么叫调整?我们当时军工企业是上千个企业,三百万人,全面停产,除了两伊战争,八年中间兵器都没有生产过。军队的装备,二十年没有怎么改善,军队普遍装备落后了。工程院徐院长讲过,我们今天跟美国人没有什么可比。简单地说,国防能力等于高科技能力,等于科技发展能力。自己的科技队伍、科技开支大幅度下降,它的前提就是刚才有的同志说的,我们是把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就是国家安全形势判断的根据,建立在和美国结成准联盟。但是,从1991年之后,前苏联垮台,苏联体系垮台,真正的全球化开始,开始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世界格局又回到一百年前的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来设定、思考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我们决策层和知识界可能有些人,从八十年代形成这种思维定势,就是自由主义思维定势,到今天也没有改变。1999年撞了飞机,有人说我们干嘛要去撞飞机?的确有人有这种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为此跟美国人吵得翻天覆地,美国人说,我们就应该到你们中国沿海,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美国从来没有把你当成盟友,这完全是我们一厢情愿。中国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上有两大弱点,第一太懒,包括科学家,拿别人的东西看完以后就是抄,就是翻译,没有认真下功夫,没有认真想过,没有自己的创造,他不愿意自己劳动。讲中国人勤劳勇敢,实际上思想上不勤劳。第二,总是把自己的国家安全,自己国家强大建立在外国人的基础之上。殊不知美国人就说过,一个把自由和安全寄托于他人的人,根本不配享受自由和安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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