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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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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1900129日生于英国伦敦,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他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尤以1931年出版三卷本《化学胚胎学》而著称于世。李博士从1937年开始学习中文,1939年完成第一篇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1942年来华,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在华期间,他一方面积极为战时的我国科学家提供各种帮助,与我国科学界有了密切的接触;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慕和进行深入研究的愿望,广泛搜集图书资料,并以惊人的勇气和独到的见解,毅然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对他说来是全新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转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科学部主任,1948年返回剑桥大学,着手撰写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54年,该书第一卷问世。随后于1956年出版了第二卷,1959年出版了第三卷。

    根据作者新近修订的编写计划,这部巨著拟出7卷共34册:第一卷,导论(1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册);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册);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3册);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14册);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10册);第七卷,社会背景和总结(4册)。目前,第一卷至第四卷已全部出齐,第五、六两卷各分册正陆续出版,第七卷在编写中。

    李氏所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若直译应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或《科学与文明在中国》。我们在六十年代曾将其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冀朝鼎博士(1903-1963年)当初为原著题写的书名。在这次翻译出版新中译本过程中,我们专门就书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又与李约瑟、鲁桂珍两位博士书翰往还并多次面商。我们认为,冀朝鼎博士的题名沿用已久,较其他译法切题,且符合作者的写作目的,因此决定仍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书名。

    李博士是一位学识渊博、研究成绩卓著的科学家。他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熟悉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语言。他有很高的西方文化素养,又对东方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因而他能充分地认识到,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通过交流而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是汇合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科学技术精华而加以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李博士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尤其是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正是通过详细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这部巨著才能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从而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促进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李氏著作的另一特色在于他并非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是把科学史同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他所研究的对象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和社会根源的深度来阐发。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赞赏和借鉴。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和问题,也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之作为我们深入研究的起点。譬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光辉灿烂,许多发明和发现往往早于同时代的欧洲,而为什么后来却未能得到持续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等等。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引起了哲学界、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直至最近国内外学术界还在不断就此展开热烈争论。这也是李博士所要着重研究的重大课题。显然,他多年苦心求索的成果,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又如,中国古代炼丹家曾发现了许多化学现象,掌握了不少有意义的化学知识,并且制备出一些新的化合物。但由于炼丹术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用语隐晦难懂,因而研究难度很大。过去虽有些学者做过开榛辟莽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李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发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发掘的“富矿”。

    我们阅读这部著作一定还能体会到,要组织和完成这样一项编著大百科全书式的宏伟工程,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统览全局的意识不行,没有周密的计划不行,没有庞大的资料库和合理的检索系统不行,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也不行。李博士的处处留心、不耻下问、探幽烛微、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等等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类事例几乎到处可见:一件古瓷瓶上的彩画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一张告诫行人慎防恶犬的墙帖是我国早期发展印刷术的见证;从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联想到当年钢铁冶炼工艺的水平;从涌潮、验潮、潮汐表以及有关理论加以推演,引人入胜地写出了我国的潮汐学史。这种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写作方式,也把可能会艰深枯燥的学术著作写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他还在每册书后分三类开列出大量参考文献。如在第三卷中三个参考文献目录共计一百多页,单以地学而论,所引文献即达一千七百余种。这样做既尊重了他的先行者的成就,又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李博士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所显示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出色的写作能力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高尚品德,都是值得我们的科学史工作者赞赏和学习的。

    这部著作自开始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地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年)曾对这部书作了如下的评价:“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行动。”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叶企孙(1898-1977年)说过:“全球的学术界将通过这部书而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全面的清楚了解。”从1982年起,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已先后在鲁汶(比利时)、香港、北京(中国)、悉尼(澳大利亚)和圣迭戈(美国)召开过五届,第六届会议已决定于1990年李约瑟博士九十华诞前夕在英国剑桥举行。以一个国家的科学史为主题,定期召开国际性的会议,到现在还只有中国科学史一家。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与李氏这部著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大力发掘和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遗产,深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鉴于李氏这部巨著的重要性,周恩来总理早在1964年就指示要把它译成中文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随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翻译计划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7册出版了原著第一卷和第三卷的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同业在陈立夫老先生主持下也组织进行了翻译和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这项工作理应继续下去,不能半途而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华民族不仅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且必须善于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我们相信,对这部著作进行全译,出版新中译本,必将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有力地促进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198612月,中国科学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等单位,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来主持这项翻译工作,并委托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现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既需要竞争,又需要合作,还需要协调,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各种关系和发挥各自优势。这两年来,我们正是本着这三“co”(competi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精神开展了紧张的工作:诸如组织翻译队伍;确定翻译原则,制订“译、校、审条例”;将已出版过的第一、三两卷中译本进行重校,纠正过去翻译上的错讹,补译过去节译和漏译的段落;校审第二卷和第四卷各分册译稿;开译第五卷和第六卷等。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又随时与李约瑟博士和他的长期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合作。我们希望在57年内把原著已经出版的14册全部翻译出版;此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出一册,我们将尽速翻译出版一册。

    李氏巨著的翻译出版,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大盛事,也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文化建设。象这样的名著,由于文体、史料、名词术语及对原文理解等原因,海峡两岸有两种中译本,无妨可以并存。这部巨著卷帙浩繁,又有大量文献资料引自中文和许多种文字的外文书刊等,译校审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加上历史和哲学观点,见仁见智,未必完全相同,要在译文上做到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始史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如第二卷中所引先秦诸子,历来校注诸家聚讼纷纭,我们的校译者采用了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作为校勘和标点的依据。我们也曾参考过台湾学者的有关论著,但有时又发现所需要的部分或有疑义或付之阙如(如《墨子今译》未收“大、小取”等)。因此,假如读者有机会将这两种版本合而读之,或可取长补短,获得对作者原意更准确的理解。作为原籍台湾的科学家,我个人还十分恳切地希望海峡对岸的同行们,能在不远的将来把两岸的这项翻译出版工作看成共同事业,与我们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样就一定能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缩短出版周期,使这部名著得以尽快和尽可能完美地与国人见面。这将是一件值得共同庆幸、共同享受的大喜事、大快事,企予望之。

    在结束本序文前,我愿借此机会提起前年(1987年)两度访英期间专程到剑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拜访李约瑟博士的愉快情景。这个图书馆已由东亚科学史董事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命名为李氏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他的工作室是一间典雅而简朴的学者书房。房间里,聚书环壁,积稿盈案。点缀有致的中国字画,尤使来访的中国学者倍感亲切。先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赠给李博士的像片,更引起我的思念和回忆。我在厦门大学理科一年级从张老师学习普通化学时,他动员我改成化学主系,从此,化学就成为我毕生研习的方向。或许正因为我是学化学的缘故,李老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他的关于火药为什么也是“药”的新观点。李博士虽已年登耄耋,但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在这里,他每天还工作十几个小时,抓紧时间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完成的部分。这充分显示出他孜孜不倦、老而弥坚的研究毅力和精神。锐志求真,夙夜辛劳,荟萃成书,业广功高。他辛勤播下的学术和友谊的种子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他的卓越成就已经赢得世界学界的公允肯定和人们的由衷敬佩。我和我国的同行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早日把这部巨著出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做出不朽的贡献。

    最后,谨在此向协助将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向原著的合作者们表示敬意,并试拟俚句七绝,奉赠李老约瑟博士,聊表微忱:

         颂我古兮不薄今,烛微知著为求真。

         辉煌七卷科学史,天下谁人不识君!

 

                       卢嘉锡

                 1989年春节于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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