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视野中的SARS:

---关于开展哲学视野中的SARS问题讨论的建议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华夏

 

非典型肺炎,学名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一种由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正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与亚洲流行。这是自然界的一个事件,由一种尚未查明其来源的新病毒变种对人类的入侵,并且传染性极强,它破坏了人类的生活,造成人类公共卫生的危机。这更是一个科学技术事件,考验我们的生命科学,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整个系统。全世界的医学研究机构,药物研究机关,和有关的医院和医疗卫生组织都紧急地动员起来,查明病原,寻找病因和防治方法。特别令人尊敬的广大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冒着生命危险为挽救病人,奋斗在这场保卫生命的战斗的第一线。这又一场政治事件,有疫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都把防治SARS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并撤掉那些失职的官员,有些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我国温家宝总理说:“党和政府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前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一件大事,作为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想,历史将会证明,防治SARS这场科学技术事件和政治伦理事件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因此,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对SARS以及防治SARS的斗争的哲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甚至政治学的内涵进行讨论。现在科学技术哲学界正在互联网上对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含义和翻译进行讨论,各种译名层出不穷,例如:“科学技术元研究”(吴国盛),“科学元勘”(刘华杰),“科学技术元究”,“科学技术学”(曾国屏),“科学的文化研究”,“元科学技术研究”(肖巍)以及“科学技术专论”(郭贵春、成素梅),“科技通判”“科技综研”(金吾伦)等等,他们所指的是,有一个新的研究领域(STS)正在兴起:科学与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从正面上以及从负面上对人类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从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传媒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而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看,尤其是要从哲学上,伦理学上,价值学上进行讨论。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个重大科学与技术事件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SARS事件,诸位著名科学哲学家、技术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伦理哲学家,何不紧急地行动起来,对SARS事件进行一种元勘、元究以及通判和专论呢?如果我们不对SARS进行一种严肃深入的哲学反思,历史可能将会对我们进行一种元勘、元究以及通判和专论的。

我们认为从科学技术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视野来看,SARS问题或SARS事件至少有下列一些哲学问题值得研究。

1.科学哲学必须研究包括医学史在内的科学史。从人类与传染病进行斗争的历史上看,科学问题是怎样被提出来的呢,又是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解决的呢?科学假说是如何提出的,又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检验的呢?二十世纪三个主要科学哲学家之一C·G·亨普耳以产褥热的病原研究作为标准案例曾系统分析过这个问题,取得科学哲学上的重大突破。现在轮到我们使用SARS病原学研究的案例来分析SARS的禽流感假说、依原体假说、副粘液病毒假说最后还有冠状病毒假说以及其他的假说等,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么进行科学实验检验,排除、否证或确证的,各种预防方法和治疗方法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和怎样进行选择的,又是怎样运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的?这类问题是SARS的科学哲学或科学认识论问题。SARS防治,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研究又为复杂系统科学哲学提供案例。

2.从技术哲学的观点看,SARS防治的实践充分说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和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区别。SARS防治和其他传染病的防治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规律或准确的说有自己独立的规则,这就是一整套综合预防措施和综合治疗的方案。它是可以相对独立于SARS病原学的理论研究而自行发展的。那么医学技术规则和医疗技术方案的认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当然也许最根本解决SARS的治疗技术问题的必要条件是找出病原,查明它的基因图谱,可是这个关键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的解决还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在这里,基础理论研究可以在一两个月内就有关键性的突破,可是要真正据此开发出一种可以推广进行临床治疗的药物,例如SARS疫苗之类,医学界估计最少需要一两年的功夫。远水救不了近火,而远水必须在科学基础上进行开发,而近火必须尽早扑灭。这个问题从技术哲学的观点看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外技术哲学文献对这些问题大书特书,我们要通过SARS案例来反思研究这些问题。

技术有一套不同于科学的规律,技术哲学有一套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原则与方法。仅以解释(explanation)为例,在科学中,自然现象运用自然定律来加以解释,自然定律又用科学理论模型来加以解释。可是在技术上,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人们所期望的效果,例如健康的生命,疾病的避免和疾病的康复,这个期望后果用一系列技术行为(例如防治SARS的各种紧急隔离措施)来进行解释和控制,而技术行为又用一系列技术规则,规范(如综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案)来进行解释和控制,最后这一套技术规则又需要用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例如人体的结构功能原理、病原体的结构功能原理以及药物的结构功能原理来加以解释和控制。SARS防治帮助我们分析技术解释的特征,这是当前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

3.在道德哲学方面,从科技伦理特别是医学伦理来看,医学界有相当完备的国际职业道德规范。古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今有WMA的“日内瓦宣言”。前者规定“我将秉持纯洁和庄重的原则去生活和实践我的医术,无论什么样的住房,我都要进入为病人谋利益”,后者有言“我庄严宣誓把我的生命贡献于人道主义事业,……病人的健康将是我的首要考虑,…我将对人的生命从其一开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之下,也将如此。”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在这场防治SARS的战争中,高度发扬了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伟大精神。他们表现出来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成了我们研究、探讨医学伦理的丰富范例。需要研究的是在这全国全民性的以及全球性的抗SARS的斗争中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伦理规范呢?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医学伦理向公民伦理的推广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呢?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东西来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吗?我们知道,在SARS问题上,病毒是无国界的,在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或人类灾难中,我们看到科学家们,医生护士们,甚至政治家们都进行着一种全球性的合作。科学家们测定了SARS基因图谱并不是拿去申请专利,而是在一小时内就向网上公布,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这种竞争性合作的科学伦理精神能成为未来全球伦理的一个要素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大家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国际组织同时下设了一个伦理委员会,在HGP(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包含一个子计划ELSI,即探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Eth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其经费有3亿美元,占人类基因组计划总计划经费的5%。我们有没有需要拨出一定的研究经费来研究SARS防治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呢?我想不管有没有经费,这种研究都需要进行。

4.SARS防治提出了政治哲学问题。例如政治家的政治伦理问题,公务员的政治操守问题:对疫情进行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或者压制新闻自由,只许新闻做他们的喉舌,不许有独立的耳、目和声音,立刻就会导致疫情扩散,危害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也许SARS防治同时也是政治腐败的防治,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或政治文明的春雷。这个事件的政治哲学涵义是不容忽视的。而在政治决策的价值原则上,我们是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权利保障放在第一位呢?还是将其他利益放在第一位呢?这是一个正义论问题。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政治哲学问题相关。

5.SARS防治与生态伦理。SARS蔓延涉及到深生态伦理,在生态系统中,当一个物种的数量暴增,危及生态平衡,导致生态危机,就自然会有一些自然杀手的出现,以减缩该物种成员的数量,致使系统返回平衡。瘟疫,无论是那些物种的瘟疫都曾起过这种作用。当人类还没有充分自觉时,瘟疫曾经起过调节人口的作用。可是我们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发展到足以控制自己,无须自然杀手的调节了。我不知道像爱滋病、SARS病这些东西,是对生态平衡的一种破坏呢,还是对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破坏的一种报复?不过无论如何,SARS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首先爆发,这等于向人类敲起警钟,节制生育,减少人类的人口以及改善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刻不容缓的。这是深层生态伦理导出的一个结论。

以上是我初步想到的SARS哲学的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展开讨论。特别是医科院校的医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如果能合作进行探索,将会在STS领域的研究上有很大的推动。我建议这些问题可以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网页上进行讨论。我们的网址:http://202.116.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