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犀牛淺探

A Brief Survey of Chinese Rhinoceros

 

 

張之傑

 

 

前言

中國曾經有過犀牛。筆者在《科學月刊》19974月號寫過一篇通俗文章〈犀牛道情──中國犀牛雜談〉(下稱犀文),對中國犀牛作過一番查考,當時附帶發現,兩漢時國人已犀、兕不分。

 

去年12月間,拜讀楊龢之先生鴻文〈中國人對「兕」觀念的轉變〉,龢之兄指出,兕的觀念戰國開始轉變,兩漢開始「犀化」,全篇論證清楚,具有論文的嚴謹,又不失文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生物史佳作。

 

讀罷楊先生鴻文,有一種「英雄所見略同」的快感,當即複印犀文交龢之兄指正,又著手將犀文改寫。犀文是七年前寫的,七年來多少會增加些資料。其次,寫作犀文時我還沒接觸電腦,這次改寫,當然會借助互連網這個利器。

 

犀文是一篇通俗文章,要不要改寫成論文格式?幾經考慮,還是維持通俗筆法,理由有三:其一,寫文章又不是為了升等或申請補助,何必自陷八股牢籠?通俗文章揮灑自如,寫來較為愉快;其二,古書上犀牛文獻甚多,還沒下功夫查找,尚未達到撰寫論文的條件;其三,本期我已經有一篇論文,沒必要再來一篇。以如是因緣,犀文增添資料而成本文,附驥刊出,就正於海內外碩學方家。

 

 

現生的犀牛

犀牛現生者有五種,其中亞洲犀三種: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爪哇犀(R.sondaicus)和蘇門答臘犀(Didermocerus sumatrensis);非洲犀兩種:黑犀(Diceros bicornis)和白犀(D.simus)。兩種非洲犀都是雙角犀;三種亞洲犀中,印度犀、爪哇犀為獨角犀,蘇門答臘犀為雙角犀。雙角犀的角,一位於鼻端,一位於額部;獨角犀的角位於鼻端。茲簡述三種亞洲犀的形態、分布如下:

 

印度犀肩高約1.7公尺,重約1.8公噸;獨角,位於鼻端;皮膚上有褶襞,狀如甲冑;現分布尼泊爾南部及印度東南部。爪哇犀與印度犀相似,但體型較小;現今只有爪哇和越南的保護區殘存數十隻。蘇門答臘犀體型最小,肩高約1.4公尺,重不足1公噸;有兩角,一位於鼻端,一位於額部;身上有黑毛;現分布蘇門答臘、婆羅洲、馬來半島。

 

 

二具犀尊、一幅犀畫

筆者寫作犀文之前,早就在《中國美術全集》等畫冊看過兩件犀尊,皆取象蘇門答臘犀。第一件「小臣艅犀尊」,清道光(一說咸豐)年間山東梁山出土,商晚期作品,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這件青銅器極為有名,幾乎在任何一本介紹中國青銅器的專書或畫冊都有登載。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中國美術》巨型畫冊,其第四冊銅器卷,更將這件犀尊列為卷首,在圖版說明中說它是「中國雕塑史上的開篇之作」。殷商的獸形器大多變形,這件「小臣艅犀尊」造型古樸、生動,不可多得。

 

第二件「錯金銀雲紋犀尊」,1963年於陝西興平縣出土,戰國中晚期作品,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也是一件具象作品,造型較「小臣艅犀尊」更為精準,說明到了戰國中晚期,蘇門答臘犀仍未在華北絕跡。

 

犀文是專欄「畫說科學史」中的一篇,既然稱為「畫說」,當然少不了「畫」。1997年元月間,我不經意地在一本青銅器專書上看到一件禮器的摹繪圖,上面有一對犀牛。我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用放大鏡細看。不錯,果然是對犀牛的圖像。有了這張不起眼的小畫,犀文才能草成。

 

這件精美的禮器「嵌紅銅狩獵紋豆」,1923年在山西渾源縣戰國早期墓葬中出土,現藏上海博物館。所嵌狩獵紋表現獵人持矛狩獵情景,獵物中有一對犀牛,其中一隻體內還有一隻小犀牛,畫家的用意可能是要表現一雄一雌。從這對犀牛的角形來看,顯然屬於蘇門答臘犀。

 

 

增列的文物資料

一九九八年,筆者到北京洽公,拜會文物出版社,順便買回該社出版的《中國青銅器全集》,這部畫冊共15冊,當時只買到11冊,我在第三冊及第八冊中又查到兩件青銅器犀形雕塑。

 

「四祀邲其卣」,傳安陽殷墟出土,商晚期作品,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卣的頸部有兩耳(連接提梁),呈犀牛頭狀,顯然取象蘇門答臘犀。

 

「錯金雲紋牛形帶鉤」戰國作品,現藏美國賽克勒博物館,器身為蘇門答臘犀,長形帶鉤含在犀牛口中。《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八冊的圖版說明:「器身作牛犧形狀」,作者顯然弄錯了。

 

上網查找犀牛文物資料時,在「中國文物學會文博學院」網站(文博網)查到五件玉犀,其中戰國作品四件,一件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一件藏洛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一件收藏單位不詳,一件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西漢作品一件,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藏南越王博物館。上述五器都是扁平飾物,造型已變形,但對熟悉動物的人來說,仍不難看出其犀牛原形,而且都是蘇門答臘犀。文博網說:「玉犀生産製作始見於戰國,最晚似延至西漢初年,此前與此後從目前情況看似無玉犀製作。」

 

關於石犀,在網上查到兩件(史書計述者不計),附有圖片的只有獻陵(唐高祖陵)石犀,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獻陵石犀身上刻有甲冑狀褶襞和圈紋,獨角已經折損,僅餘痕跡,從造型來看,顯然是隻印度犀。石座上有隸書銘文「高祖懷遠之德」六字。按《唐書‧南蠻傳》:「林邑國……貞觀初遣使獻生犀。」高祖死於貞觀九年,銘文可能就是指得林邑(越南)獻生犀的事。

 

「閬中信息網」載,閬中古城西門外有一尊石犀,爲川北道黎學錦修治江岸防洪工程後所造。「犀牛望月」成為閬中古城一景。「川北道」始置於元,這尊石犀當為元代以後之物。因為缺少圖片,其取象待查。

 

從上述文物資料來看,除了以林邑進貢的印度犀為「模特」的獻陵石犀,其餘皆取象蘇門答臘犀。可見先秦至西漢,中國(特別是華北)的犀牛以蘇門答臘犀最為常見。古時華北較為溫暖,又有若干「大澤」,先秦文物出現犀、象、貘等動物造型,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情態,若非親眼目睹,怎會那麼寫實?

 

 

甲骨文字典無犀字

然而,遠在殷商時代,華北的犀牛可能已十分稀少。筆者曾遍查《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並沒查到「犀」這個字。犀牛形態特殊,如果寫成象形字,應該不易發生混淆才對。《甲骨文字典》之所以沒有「犀」字,顯然不是辨識上的問題,而是殷人──起碼是安陽一帶的殷人──在田獵中已很少接觸到犀牛。

 

古生物學研究可以證實上述推論。1936年,德日進、楊鍾健合撰一篇經典性論文——〈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在殷墟哺乳類遺存中共發現24種哺乳動物,未曾發現犀牛。1949年,楊鍾健、劉東生又合寫了一篇〈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發現兩枚犀牛指骨及一枚掌骨,因標本有限,無法鑑別其種別。據楊、劉推測,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的犀牛,總數在十隻以下,數量之稀少可見一斑。

 

 

以訛傳訛

因為數量稀少,難免以訛傳訛。陝西興平出土的「錯金銀雲紋犀尊」製作得維妙維肖,同樣是戰國中晚期,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犀足筒形器」和「犀牛器座」卻明顯失真。「犀足筒形器」的「犀牛」,獨角長在額頂,而不在鼻端。「犀牛器座」的「犀」有三隻角,錯得更是離譜。

 

雖然有這些錯誤,在漢朝以前,有識之士大致上還能認識犀牛。約先秦成書、西漢編定的《爾雅》,對「犀」的解釋是:「犀似豕。」蘇門答臘犀有一身黑毛,腳又短,和豬的確有些相像。日本世界文化社出版的《生物大圖鑑》,有一幅截掉雙角的蘇門答臘犀的照片,看起來更是像豬。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犀」:「南徼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除了形態上解釋正確,更說明東漢時蘇門答臘犀已退到「南徼」,華北大地可能已無此物存在。

 

根據何炳棣先生名著《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先秦時山林川澤所受的破壞並不嚴重,真正大規模破壞是漢代(尤其是東漢)以後的事。隨著環境的劇烈變遷,東漢時一般人可能已不認識犀牛;東漢以後,恐怕連有識之士也不認識了。

 

東晉的郭璞,為《爾雅》「犀似豕」作注:「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卑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從「形似水牛」到「色黑」,注釋完全正確,但接下去將「角」弄錯了。「亦有一角者。」說明當時也有獨角犀。

 

郭璞為《爾雅》「兕似牛」作注:「一角。青色。重千斤。」可見郭璞已將獨角犀和兕(野牛)混為一談。弄到後來,竟然成為一筆糊塗帳,使得「兕」字失去本義,成為一種傳說動物。楊龢之鴻文〈中國人對『兕』觀念的轉變〉對此敘述甚詳,此處不贅。

 

 

犀牛長期存在

筆者曾遍查各種漢畫畫冊,未曾找到犀牛,但有大量獨角獸,這是犀、兕混淆的產物。犀牛不見於漢畫,卻衍變為一種傳說動物,表示在兩漢時,中原地區已無犀牛久矣!

 

中原地區已沒有犀牛,但南方的犀牛卻長期存在,這從歷代土貢可以看出端倪。根據《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貢獻部,唐、宋、明三朝土貢犀牛角的地方如下表。我國歷代版圖大小不一,土貢寬嚴歷代也不一致,但從下表仍可看出產地的收縮情形;到了明代,已退到西南地區了。

 

 

朝代

犀角土貢地

唐代

澧州(今湖南澧縣),錦州(今湖南麻陽),獎州(今湖南芷江),邵州(今湖南邵陽),施州(今湖北恩施),黔州(今四川彭水),敘州(今四川宜賓),朗州(今貴州遵義),夷州(今貴州石阡)

鄯州(今青海樂都),溪州(今廣西環江,民國思恩),嶺南道(今廣東、廣西、海南,治在今廣州)

宋代

衡州(今湖南衡陽),寶慶府(今湖南邵陽)

明代

播州(今貴州遵義),梧州(今廣西梧州)

 

至於土貢的犀角出於哪種犀牛?這個問題無法直接回答。根據國際「稀有、受威脅、瀕危哺乳動物信息」組織網站(Animal Info),直到19世紀,爪哇犀數量仍相當多,其分布西至自孟加拉,東至中國西南、越南,南至泰國、寮國、高棉、馬來西亞、蘇門答臘和爪哇。根據同一網站,印度犀的分布說法不一,一說曾分布至高棉、寮國、泰國和越南,一說從未越過印緬邊界。這樣看來,土貢的犀牛應該是爪哇犀了?

 

然而,中共「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網站刊出一篇摘Chinas Biosphere Reserves的文章〈生物多樣性保護警示錄〉:一些動物滅絕和瀕危處境更令人擔憂,僅中國在20世紀就有7種大型獸類相繼滅絕:普氏野馬於1947年野生滅絕,高鼻羚羊於1920年滅絕,新疆虎1916年滅絕,中國大獨角犀1920年滅絕,中國小獨角犀1922年滅絕,中國蘇門犀1916年滅絕,中國白臀葉猴1882年滅絕。」大獨角犀即印度犀,小獨角犀即爪哇犀,蘇門犀即蘇門答臘犀。原來中國的三種犀牛還是近幾十年才滅絕的呢!這樣看來,土貢的犀角應該包含三種犀牛,至於比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還有好幾個網站提到三種中國犀牛的滅絕,時間都和「國家環境保護局」網站相同,可見輾轉傳抄自同一篇報告,可惜一直查不到原始出處。

 

 

結論和討論

從文物資料來看,上古時代華北曾經有過蘇門答臘犀。到了兩漢,中原地區的犀牛可能已經很少,甚至絕跡。

 

當北方已經不再有犀牛的時候,南方的犀牛仍然很多。自唐朝至明朝(當然也包括清朝,文獻待查),犀角都列為南方若干地區的土貢項目。唐代土貢犀角的地區包括湘、鄂、川、黔、桂、粵等省,甚至青海;到了明代,已退縮至黔、桂。雲南開發較晚,可能是中國犀牛的最後避風港。根據中共「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網站,中國三種亞洲犀俱備,殘存到1920年代才全部滅絕。

 

我國南方雖然長期產有犀牛,外國也貢過馴犀,但秦漢以降,有關犀牛的文物——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獻陵石犀不計),幾乎成為絕響。賅博如李時珍,《本草綱目》的犀牛竟畫走了樣,陳夢雷的《古今圖書集成》畫得更是莫名其妙。古人之所以弄不清犀牛的正確形象,可能因為犀牛深處荒陬,除了邊地百姓和少數獵人,讀書人只能看到犀角,少有機會看到犀牛。此外,古書上的錯誤記載,也誤導了讀書人的思路。

 

本文未竟之處至少有三點:其一,查考古生物學文獻,了解史前時期犀牛的分布及種別;其二,查閱西南各省方志,探究明、清及民初的犀牛分布情形;其三,查考古書,爬梳有關犀牛的資料。當這三點都做到了,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才能成形。

 

 

參考文獻

《中國青銅器全集》青銅器上卷、下卷,台北,錦繡出版公司,1989年。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貢獻部(景印版第67冊),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

何柄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

http://www.wenbo.net.cn/wbkt27.htm(文博網)

http://www.animalinfo.org/species/artiperi/rhinsond.htmAnimal Info

http://www.zhb.gov.cn/651615683481698304/20030123/1036730.shtml(國家環境保護局)

 

(本文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