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意识的关系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二学生张兴瑞同学在社会调查之后所写的一篇报告。我们在此发表并不表示对他的观点的赞成或肯定,而只是对青年学生勇于参加社会实践,积极进行理论思考的一种鼓励。我们网站欢迎更多有新意,有思想的作品。
 

 

经济政治哲学在剑桥大学是同一个专业,以前刚了解到这一情况时,忍不住偷笑:这英国人怎搞的,有点常识没有。可当笔者这次到河南省兰考县大李西村这么七天呆下来,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哲学暂时撇开不谈,经济与政治绝对是融在一起的,就像鱼和水一样不能分离。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从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意识高低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对大李西村及整个中国,世界进行分析。

                       

(一)   经济不发达阶段

在这里我所指的经济不发达阶段是指人民的生存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非洲大陆及中国的文革时期是这一阶段最好的例证,政治意识高涨是这一时期的特征。

非洲是当今世界最穷的洲,全世界接受联合国粮食援助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大多数。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温饱问题仍在困挠着这些国家。可正是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动乱的频率和影响程度都非其它洲的国家所能比拟的。一派上来,一派又下去反复的政权更替,其间的推动力就是国民极度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每一派上台都会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同时也将带来更多的反对者。人们在不断的欢呼声与反对声中乐此不彼。他们热衷于不断的运动,因为贫穷的他们渴望通过帮助他们支持的势力上台,从而使自己的经济状况好转。利益的驱使使他们在支持与反对中倾注全力。摆脱贫困是他们的愿望,也同样是他们政治热情高涨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文革时期也面临相同的状况,但与非洲人们不同之处是,中国人掀起的这一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直接动力不是物质利益的驱使,而是因为个人已完全被集体所取代。个人作为集体的部分而存在,个人丧失了价值所在,完全沦为集体的附庸。每个人首先把自己当成集体成员,然后才是自己,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这种集体意识大一统的格局能持续下去。领袖的权威与政治运动的结合,更使中国人陷入到政治狂热中去。个人的正常欲望被忽视,而代之以集体欲望,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意识形态超越了人的正常生理、心理需求站到了第一位。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支撑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无比向往让他们不为眼前的困苦与艰辛叫苦,而是把其当作进入高级社会所必需经历的痛苦,值得为此付出代价。共产主义典型不时的被竖立,更让这种狂热的政治意识高潮迭起。

对未来生活有着极高的期望,并试图通过自己参与政治的影响来实现这一理想是人们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反而政治热情高涨的原因所在。经济发展的缓慢让他们放弃了经济发展这一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转而倾向于政治变革这一激进的方式。希望通过对政治施加影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以促进未来理想生活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度不理智的选择。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就是经济的发展。政治变革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力,它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当然,在一定经济基础上进行的相应的政治变革,是有可能实现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中国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便是因为这种变革是建立在对经济基础的正确把握上的,改革开放这一政治变革是与当前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一种政治变革,是理性的。问题就在于要让变革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变革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只有遵循了这一前提,政治变革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否则,过犹豫不及,带来的将不是积极影响而是消极影响。现在的非洲和文革时期的中国显然都不幸的踏入歧途,人们的激情被吸引到与经济基础相违的政治变革中去了,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政治变革就成为了包袱,而非“兴奋剂”。不断的政权更替并没能给非洲带来繁荣富强,同样,十年的文革动乱给中国留下了也是数不尽的伤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情没能得到合理的引导,而变成了狂热的冲动,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动乱。动乱永远是生产发展的大敌,就如同战争带给生产的毁灭性打击一样,动乱给生产发展的是沉重的一击。

在经济不发达阶段,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发展是那些积极投身于政治的人们的美丽渴望。可是,过度的,非理性的激情导致行动的结果与目的产生了巨大偏差。不发达阶段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带给经济发展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现时的非洲与文革时的中国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当然,只要这种热情得以正确引导,变害为利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问题在于贫穷的现实使得人们在追求幸福生活时丧失了应有的理性,往往卷入到无序的混乱中去。引导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总之,不发达阶段的政治热情与经济发展状速度是成反比的,这虽不是真理,至少是已得到很多事实验证的经验。

 

(二)   经济起飞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特征有:GDP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就业率高,股市,房地产等反应经济运行状态的产业领域都出现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成分不断的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不断增高。这一阶段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民从的政治意识被经济意识所掩盖,政治参与意识普遍不高。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由于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加上美国大批军事订单的刺激,经济飞速发展。雁阵模式的巨大成功为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无究的生机,日本民众的经济意识在成几何级数增长,一个几乎完全内闭的国家不断的迈向世界,日本的商家也频频出击,占据了大片欧洲及北美市场。汽车是当时日本所有产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凭借汽车,日本从欧,美市场赚到了大量的外汇。从民间到官方都沉浸在经济热浪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众低迷的政治参与意识。“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不仅是因为国际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恐惧而加以限制造成的,国民政治意识不高也是日本甘做政治矮子的重要原因。天皇崇拜的破灭使经过战乱痛苦的民众对政治丧失了兴趣,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相较于政治利益,物质利益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也更能让他们产生满足感受。这也就决定了这一阶段民众的注意力是经济发展,而非政治权利。

笔者这次利用“十一”假期走访的河南省兰考县大李西村也处在这一阶段。板材加工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与之相关或深化加工的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完整的产业链为他们取得了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当前大李西村的客观现状,也将是其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趋势。经济的发展使得大李西村的村民经济意识空前增长率强。在这样一个交通与信息并不十分发达的山村,村民却接受了先进经济思想的熏陶。规模效益,国际化,效率化,品牌化,这些当前国际流行的经济理念已经深入他们的思想。一个二十几岁摇篮有几十万资产的年青老板曾对我们表述这样的愿望:今后的目标是打入国际市场。他那坚定的眼神在告诉我们这非他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长久酝酿形成的。虽然资产还没超过百万,可人家的心却不限于此,他想得很深很远,早早的就在为未来的发展谋划。深谋远虑,一个企业才能有长足的发展。兜着几十万的小钱,已开始思考未来的大事业,这绝对是一种超前的经济意识。在大李西村,拥有这种超前经济意识的人不少,这种超前意识给他们带来的宽阔的视野,也给他们带来了经济高速扩张的美丽事实。可就像起飞阶段的日本一样,大李西村同样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政治参与意识不高。人们的心思都放在经济发展上了。我们访问过很多家板材厂的老板(大李西村以板材加工为主要产业,全村共有板材加工厂56家)及村民,他们给出的回答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政治没甚好关心的,发家致富,提高生活水平才是正路。

这一论调节不仅是大李西村村民的普遍看法,其实,目前整个中国也是以这一论点为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现阶段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辉煌。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率长显得颇为突出,一枝独秀。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的政治热情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减弱。从文革到现在,中国人的政治热情从波峰跌到了波谷。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在经济起飞阶段,人们的政治意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减弱的,这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协调节。那么,这一不和谐和现象产生的根源究竟在那里呢?

笔者认为,经济不发达阶段阴影的继续存在是这一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不发达阶段,人们为了在未来能过上美好生活而卷入到政治狂潮中去。可当一阵混乱过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于是,失落感便开始出现并不断加强,最终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这段历史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历史。缺乏理性的激情投入并没能取得相应的回报,让他们感到自己好像受到愚弄一般,凭着自己那虚幻的信念做了许多难以启齿的傻事。失落感与羞愧心让曾经为政治而疯狂的他们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倦之情。这时,他们便开始寻找心灵的另一种慰藉,物质利益更加现实化,经济意取代政治意识成为他们心灵的依靠。他们更加的现实,也更加的关注自己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不再寄希望于那虚幻的理想。走过文革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意误解的急剧提高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经济在这种推动下不断快速发展终成起飞之势。到了这一阶段,人们更加确信经济意识所能带给他们的利益将是巨大的,政治意识也就被更加的边缘化,甚至被一些人完全抛弃。而经济发展的势头越好,人们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他们的政治意过边缘化程度也越高,这就形成了要经济起飞阶段出现经济飞速发展,而政治意识却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

当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政府合法性基础性质的改变(由意识形态认同转为经济能力认同)导致政府更加倾向于关注经济发展,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可能一一分析,可是,不发达阶段的阴影子的存在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

 

(三)   经济发达阶段

美国是当今世界处于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因此,对处在发达阶段的美国的政治意识状况进行分析也同样具有典型意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体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达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能不做深入分析的,否则将难免有片面分析的嫌疑。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十万亿美元,是中国的十倍。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他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辐射能力引领着全世界其它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同时,其经济,政治体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美国是一个超级发达国家,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他的经济体制是如何有效运行的并非我们在这里所需要讨论的,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这么一个发达国家其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如何。

美国是一个总统民主制国家,奉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参议院,法院,总统分别行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者相与制绝症,以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产生专制,这是美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民众扮演的角色是参与者。参议员,总统的直选区保证了这一民众意志能通过这一有效渠道得以表达。

在美国,民众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是非常高的。美国有很多的民间团体,这些团体是由一群在特定方面利益趋同的人组建而成的,团体成员通过团体对政府施加影响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专职负责游说议员,政府官员,以最大限度的达到团体成员的利益要求。通过团体的方式来涉足政治,表达自己的意志,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是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也有的美国人选择以个人行为来表达政治意志,以这次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大选为例,参选者近200人,有施瓦辛格这样的当红影星,也有教师,小丑,甚至还有中学生,A片影星。他们中大多数人来参加选举并不是为了当选,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为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影响。

美国民众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政治热情,是因为在经过了足够的财物富积累后,经济意识不再是一枝独秀。在经济起飞阶段不断衰退的政治意识开始触底反弹,从波谷向波峰爬升,越升越高。民众对个人权利,自由越来越重视。而能干涉到个人权利,自由的只有立法,司法,行政机构,这些机构都属于政治范畴。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让个人拥有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督约束的权力。而要获得这一权力,个人就必须积极的投身到政治中去,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让政治运行受到自己的意志的影响,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通过这种权利,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了限制,实现了“大社会,小政府”这一较为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成功的尝试鼓励更多的美国民众投入到关注政治的行列中来,因为这样可以更快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志,获得自己的利益;已经参与过的人们也因这种鼓励而以加倍的热情继续奋斗下去。民众的政治热情自然也就很高了。

共产主义社会自从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提出来以后,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理想。但理想毕竟还是理想,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怎么样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当年,斯大林曾宣布苏联已进入了共产主义时期,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超低标准的,而非真正的共产主义。它充其量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或是介于中级阶段和初级阶段之间,而非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没有现成的共产主义模板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我只能以马克思著作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国家作为蓝本进行分析。

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生活资料依据“按需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从经济这个角度出发,其经济发达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内,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又是怎么一个样呢?

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已经消亡,因此,这个阶段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等同与公共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内,由于压迫者的完全被消灭,阶级对立不再存在,政治要解决是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主要是解决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

任何社会个人都会拥有自由,只是自由的大小不同。个人的自由太小不行,这会束缚个人的创造力,能力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个人自由太大也不行,这会妨碍到别人的自由,进而损害集体自由。

那么,这一矛盾如何才能得以解决呢?在此以前,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加以解决,可现在边国家都没有了,这一解决方式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时便需要民众积极度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通过不断地协调与他人的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民从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参与意识,自觉协调自己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按马克思的设想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一思想会促使他们积极度投身于政治,自愿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下去,而成为“欧文公社”。这也说明了在共产主义社会时期,民众是具相当高的政治参与意识的。

在经济发达阶段,物质保障已基本能得到满足,因而,经济意识不再“独霸天下”。民众对个人权益越来越重视。在起飞阶段由于对政治权益的漠视而让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发达阶段,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政治权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许多政治权益已被政府剥夺,或被故意忽视。于是,维护个人权益的愿望便应运而生。他们更加的渴望自己的政治意志能得以表达,从而让政治运行方式能更加的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而在国家强权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将远大于其收益。因此,人们越来越对强权政治不满意,呼唤“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模式,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国家这一强制机构完全消亡的社会模式的出现。为了这一目的,人们不停的奔走在政治场所,利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意愿所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扩大。所以,在这一阶段,各种政策的出台已不再是强权的产物,而是各方利益争夺的折中产物,几乎每一利益集团都能在其中找到其思想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了表达政治意愿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激励他们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如此一来,在经济发达阶段人们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启示

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几天的调查下来,我对这一观点体会最为深刻。上层建筑包括很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就政治意识之一方面谈一谈。在经济的不发达,起飞,发达阶段分别对应着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低落,高涨。产生这一现象的根原在于这一基本原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经济不发达阶段,民众容易因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过度向而产生非理性的政治热情;起飞阶段,找到了致富门路的民众的心思便全花在经济发展上了,政治意识自然也就下来了;经济发达阶段,民众的物质需求已得到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对个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政治权益也愈发显现它对个人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又一次积极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来。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意识的变化是以经济基础的改变为前提条件的,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人们的政治意识的高低与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政治意识状况。

大李西村的经济在起飞,中国的经济同样也在起飞。因此,在政治意误上两者之间极度为相似,可以说,大李西村正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村民自治实行这么多年了,农村的基层自治工作进展有限,民众对政治缺乏热情,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权利是自己的,自己不去争取,这权利就只能是摆在那里当装饰的。发展村民自治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民众对此抱以更大的热情,可这种热情在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是很低的。在民众热情低落的时候要完成要求民众积极参与的村民自治计划难度是极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它无法突破经济基础的制约。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对村民自治计划能否取得非常大的成就是抱以怀疑态度的。或许村民自治在现阶段的定义不应是一种制度,而应是一场激发农民自主自立意识的运动。这样的定位可能会使村民自治计划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注:当面对自己分析出来的结论时,我自己也傻了。在农村问题的研究中,我最为关注的就是村民自治这一块。从内心来说,我是十万个愿意村民自治全面深入的开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治,因为,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是人们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力之一。可分析的结果却是那么的残酷:村民自治在现阶段是很难搞出成果的,因为中国正处在民从政治意识低落的经济起飞阶段,民众对自身的权益缺乏足够的重视。我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可理智告诉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是久经考验的,依据这一原理分析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不会有错的。或许,基本原理作用下也会有例外,我渴望中国成为这一例外,又或许是我理论知识有限,在分析过程中发生了错误,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希望自己这篇文章观点是错误的,真的!

 

 

 

 

                              同济大学机械专业:张兴瑞

                                              200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