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的现代创新

――论西方启蒙心态和儒家人文精神的交互作用

 

内容提要:通过由西方心态所塑造的人文精神和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的交互作用,发掘儒家传统文化资源,以充分利用启蒙心态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就不能简单地抛弃、批判启蒙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发掘儒家传统资源,并对现代文明,特别是启蒙心态所代表的文明精神和它所造成的缺失作出反思和批判。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发挥公众知识分子这一人文资源的作用,是谓传统儒学的现代创新。

关键词:  启蒙  儒学  人文精神  现代创新  公众知识分子

作者:    张 洞,杭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

人文精神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最关切的课题之一。西方启蒙心态下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心态、一种 “心灵的积习”,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传统儒学的现代创新问题,必须从西方启蒙心态所塑造的人文精神和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的交互作用这一角度入手。

一、

任何一个人类群体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掌握各种资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科技能力和文化能力;智商工具和情商伦理,总而言之是物质条件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如果精神文明上不去,物质文明上去了,还会再掉下来。如果社会资本积累得不够,文化能力不强,伦理不能充分地展现,精神价值荡然无存,那么,经济建设各方面就有短期的富强,取得突出的成就,但前景也还是值得忧虑的。

社会资本是一个很缓慢的积累过程,与经济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一定要通过体验、沟通、对话等各种不同的渠道来积累的,是一种“非实体性因素”。在中国,儒家的精神之所以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是靠知识精英,不是靠命令,甚至不是靠正常的学术规范,而主要在家庭里面靠母亲的身教传下来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价值教化传播,正是在生命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能力的培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即使有高度的科技能力,文化能力也会被冲淡。在西方,一直流行一个说法:除了智商以外,还要有情商,即实践的伦理、做人的道理价值,这的确非常重要。这种价值也不是从正规的学院里能学到的,一定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培养不能从上到下,不能用完全政治化的方式来提倡。如果社会资本的累积不够,文化能力不强,伦理的素质在淡化,精神的价值不能开拓,即使有雄厚的经济资本,有高超的科技能力和智商来作物质条件,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也是非常危险的。

中华民族有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且有非常强的继承性。但是,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中华民族,其一百年来的“现代记忆”却非常短暂,而且“断裂”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个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却又有非常短暂的“现代记忆”的民族,会出现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面临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个同时并存而又相互冲突的基本潮流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描述过,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这是一个资本在全世界的运作和扩张过程,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所以全球化现已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一个层面是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另一个层面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本土化势力的抵制。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因而只看到文化上的趋同性而忽视其多元发展走向显然是片面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最近几十年来,都遇到了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问题。比如美国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族群问题”,如果黑人与白人的问题处理不好,美国就可能由联合各种不同社群的统一国家变成分裂的国家。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另一方面,本土化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这就造成了当代文明的一种矛盾和张力。全球化只有通过本土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中国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从本土化的实际出发,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的本土化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问题,就是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乃是西方启蒙心态下的人文精神通过中国社会的改造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所引起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传统文化。

二、

溯源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启蒙,其人文精神的特征,第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为中心,突出强调工具理性,所以是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第二是反对神性。这与启蒙以来凡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突出工具理性,就相对地轻视精神价值。第三是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机制。这种启蒙心态所引起的影响通过中国社会的改造而起作用。

首先,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到了现代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的第一个表现,是所谓从启蒙心态到“理智的傲慢”。现代史的断裂,使得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无法累积。所以在人们心灵积淀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人文精神,如上所述,以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影响最大。这种人文精神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在古代,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观点,道家的与万物为一体的观点以及佛教里面的很多观点等等,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合理思想。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和自然取得和谐的机制被破坏了。如空气的污染、水资源的破坏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流失,情况都令人担忧。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理想的中国,实际上在“现代记忆”中,特别在二十世纪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中国还处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是世界上唯一拒绝签署世界环保共同宣言国家。反对环保的理由,一是说人类的发展是无限的,人定胜天,愚公可以移山,我们人类可以充分掌握世界;二是说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限的,科学万能,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限制。这种观念和启蒙心态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有很密切的关系。工具理性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健康——只要有强烈的启蒙的理性光芒,宇宙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从启蒙心态发展起来的“理智的傲慢”——一切都能了解。这种观点与现代科学的最大不同是:现代科学认为,随着我们理性的发展,黑暗不仅没被驱除,无知更是随着我们的理解和知识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第二个表现,即另一种“断裂”,也和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那种反神学、掠夺自然的人文精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是讲仁道的,但在现代的中国,从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缓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亲戚朋友的温情也要能够冷得下来,你才能够真正地进人革命的大行列。这种观点的发生、出现,把仁道当作不值一顾的温情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基本的人际关系,基本的礼貌和人与人之间的依赖都荡然无存了。于是很多在传统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都被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传统中非常缺乏传统文化的资源。

其次,传统文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反思,即对“断裂”的弥补。到底儒家传统意义下的人文精神,有没有可能对西方的启蒙心态进行反思和批判?有学者认为,儒家所代表的是封建的意识形态,用前现代的封建意识和价值对“启蒙”这一西方最重要的价值进行反思和批判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近代中国,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们的启蒙还要补课,还需要新启蒙”。如果对这一新启蒙还没有任何了解,就要对他进行批判,这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很明显,不管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累积和文化能力的培养,西方给我们带来的启蒙心态下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价值的陶养是很不够的。比如民主和科学是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两个重要价值,而五四以后的一种共识是,科学和民主是中华民族没有开发出来的,必须向西方世界加以借鉴的文化资源。以这两种资源为标准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审查,其中的糟粕就非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理应还有很多价值面对现代的问题还有生命力,还可以发展和进行现代创新,这些价值正好和当前累积社会资本,提高文化能力,培养伦理,发展精神价值、精神资源有密切关系。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乃至于市场经济这些从西方带来的机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必须开发。单有发展民主,发展自由,发展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在现代化的路途上,我们还要发展很多精神文明和文化资源。那么,传统文化里面所具有的精神资源,就有许多有待开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完全可以站在儒家人文精神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启蒙心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一个反思和批判。

三、

“恕道忠道”和“己欲达人”正是“全球伦理”的两个基本原则。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关于“全球伦理”的大讨论厘出了两个原则,正是代表儒家传统最有价值的精神资源: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道原则,认为这是人类能不能和平共存的一个共同原则,但却是消极原则。有的学者认为,这可以和己所欲,施于人配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是恕道,己所欲,施于人则是忠道,二者是可以配合的。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人道原则,即把人当人看,不要当物看,即使是敌人也要承认他是人。这一原则是把人当作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把人当作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正因为人是中心点,其尊严就必须予以保障。人权价值中,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起点。但是一个人的人格的尊严,和其他人必须有理性的沟通,也就是现代语言中的“双赢”,我的发展可以使你发展,你的发展也可以使我发展。实际上,代表儒家传统的基本原则的恕道忠道原则和己欲达人原则完全可以与这种观点配合,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地球大宪章》提出的我们不仅考虑人类社会如何自存共存的问题,还要考虑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的问题,其中有两个具体原则,也与儒家的原则相契。第一个就是“差等的爱”,爱有差等,不是兼爱和博爱。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具体感情是有限的,若不经过陶冶修炼,不经过发展,其同情心、“侧隐之情”就不能够充分体现。这种观念就是如何综合根源性、本土性和全球性的一个常识意义下的观点,但这个观点的价值却很大。这种“差等的爱”就是把一种具体体现的爱和普世的爱协调起来的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二个具体原则是一体之仁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之仁和上面所说的差等之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而这个矛盾的统一又使我们看出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大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平实地发展,并储蓄而成为极浓厚的社会资本,进而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基本精神资源。

全球伦理的出现和发展,可以充分地调动传统的儒家人文资源。儒家“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启蒙之后发展起来的“排斥性”的西方人文精神有极大的不同。涵盖性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与群体、与自然应该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之间要长期地取得和谐、协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无异于人类慢性自杀。“人心”与“天道”的关系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就是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课题、每一种关系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它的客观存在所展示出来的人文图像是涵盖性的图象,这个涵盖性的图像不排斥神性,不排斥终极关怀,同时要和自然保持和谐,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文化和人的心灵里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那种狭隘、排斥性的人文精神是截然不同的。如上所述,那种现在还在发生重大影响的对自然采取掠夺的和冲突态度的人文精神,对精神文明和终极关怀的课题不闻不问,是根本不行的。要重新发掘传统资源,就应该从这里入手。

儒家传统是受到 “现代性”最严厉最全面最深入批评的传统人文精神,这个传统因为经过现代性的批判,在有些人看来它已经是残破不堪了。这种批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如西方任何宗教的传统中都没有经历过。儒家传统受到如此全面的解构,现在如果还有生命力,那它就不是一种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经过西方现代性严厉批判而能够取得现代性的传统之一。它是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对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起来的涵盖一切的大思潮进行反思就有可能。但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使它有真正的价值,还需要漫长的过程。用西方的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如人权、正义、法制等现代性价值对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进行批判,应该是正常的。但这些价值与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其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也应该能够配套,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大课题。这个大课题就是要重新发掘传统的文化资源,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出现。这种新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公众知识分子”。

四、

公共领域少了知识分子的声音,文艺明星就大行其道,其中的一些人把公众的生活导向了一个虚幻的、缺乏理性的氛围之中。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清醒、批判性的声音重新把公众生活拉回到真实中来,恢复对社会和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反思能力。实际上,我国目前社会公众缺少的不仅仅是科普作品这本“教科书”,而且还缺少“公众知识分子”这个“老师”。

首先,公众知识分子是当前社会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受到公众的欢迎。如英国科学家霍金来到我国参加国际数学大会时引发的“科学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武汉演讲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中学生的“追星”;北京的大学生把王选院士的青年经历和“十个梦想”树立为榜样,都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这些事例,表现出在我国还很缺乏的公众知识分子的确大受欢迎。然而就不可否认,一些科学家正在迷失自己,或整日里疲于奔命开一些与己无关的会议,拍一些与己无关的合影,赴一些莫名其妙的宴会等等。于是有“不要将院士当作‘花瓶’”的呼吁:“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在这个显得有点浮躁的社会,的确太需要这样理性的声音。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清醒、批判性的声音重新把公众生活拉回到真实中来,恢复对社会和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反思能力。

另一方面,在社会需要公众知识分子的同时,如有专家指出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走进公众之中——不做“花瓶”,可做“园丁”。只有这样的“园丁”,才能启蒙公众的科学精神,才能培养公众的理性。有公共关怀精神的学术是让世人直接面对人类生存的真相,教会人们运用理性,保持一种警惕和清醒。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全社会的普及,并最终达到“满园春色”,需要这样的“园丁”。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自己需要跨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丰富的精神支援,培育起更博大的关怀意识和更深厚的知识根底,让自己的学术超越学科的界线,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效应,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一个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无话可说的知识分子是狭隘的;同样,对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当下的境遇完全不置一辞的学术是闭塞的。当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所处的时代的生存事实失去了热情,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其学术存在的合法性也很值得怀疑。广博的学术在与人隔绝的书斋或者实验室中是培育不起来的,它应该源于更广博的公共关怀和人文关怀。

其次,公众知识分子作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而且对文化有抱负的一些专业人士,应该体现广义的人文精神。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要以强烈的好奇心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第二,要将人们由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鼓舞起人们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要发展人文资源和精神价值,就必须要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公众知识分子。要为社会发展储蓄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伦理精神价值,不能靠专业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没有人文关怀的人文学者。可是,也有很多不是从事人文学研究的人,却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所以人文关怀不是一个专业学术的选择,人文关怀有更宽广的意义,公众知识分子应该在传媒里、在政府里、在企业界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严格意义上看,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的公众知识分子资源是非常薄弱的。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不是希伯莱的先知,也不是僧侣阶层,公众知识分子最确切的的人格形象是儒家传统的。在东亚社会这种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只有中华民族这种大的氛围中才能写一部庞大的、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史。其他的文明都没有这个传统,更不要说美国了。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传统,而这个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传统使我们可以重新发掘各种类似的文化资源。

再次,“公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的思考。在中国的语境中,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人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错误的,如果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就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有专家指出,在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中成长、成熟起来的青年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有专家甚至不无粗暴地说,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他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的价值混乱中就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是好奇心与力图与众不同的热情在驱动世界,在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替的时代,仍是“对万事万物怀着惊讶”使知识分子避免僵化。不论是从社会公众来说,还是从知识分子本身来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普作品,而更需要进行科普的知识分子来到公众之中,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但也必须注意到,有公共关怀的学术不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渊博的知识的炫耀,它只是让世人直面生存的真相,教会人们运用理性,保持一种警惕和清醒。公众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被商业炒作所左右,而应该时刻保持科学的态度,在大千世界中保持一份冷静。

总之,通过由西方启蒙心态所塑造的人文精神和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的交互作用,发掘儒家传统文化资源,以充分利用启蒙心态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不能简单地抛弃、批判启蒙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比如“个人主义”中的人格尊严、个人的隐私权等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必须充分体现。第二,发掘儒家传统资源,并对现代文明,特别是启蒙心态所代表的文明精神和它所造成的缺失——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不突出更高的人文关怀,只注意工具性而不注意沟通理性等等缺失作出反思和批判。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还应该在物质主义以外发展精神价值、在科学主义之外发展人文素养、在实用主义之外发展实践性的价值和理想。这就要求公众知识分子认真地予以回应。一个有非常浓厚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应该有系统、有策略、有远见,共同努力来培养这种类型的公众知识分子,充分地发挥这一人文资源的作用,也是传统儒学现代创新的应有之义。

 

 

                                                      张 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