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最早提出者吗?

 杨小明

关于黄宗羲与“西学中源说”,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东鄞县人)《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称:

 

“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句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①]

 

由于全氏以“私淑黄宗羲”自况,故其黄宗羲首倡“西学中源说”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譬如,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

 

“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②]

“黄梨洲年辈略先于王、梅,然既以历学闻,有著述数种。梨洲亦信服利、徐新法之一人,然谓此法乃我国所固有,尝曰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纂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其言虽不脱自大之习,然唤起国人之自觉心亦不少。王、梅所企之‘会通以求超胜’,其动机半亦由此。”[③]

 

梁启超之所以认为是黄宗羲“首倡此论”——这里是“中学西纂”,而梅文鼎“与彼不谋而合”,其根据除了黄宗羲年辈略先于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与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之外,主要就是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又如,新近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也全盘沿袭全氏之说:“据迄今为止所见史料,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可能是黄宗羲。”其依据完全是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然而,全氏之说很可能只是一时之错会,即将以上黄宗羲“尝言”云云误认作是“及在海岛”——1647年(丁亥)前后数年中[]之事。而事实上,全氏上述关于黄宗羲“尝言”云云,不过是在引述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而已:

 

“句股之学……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⑥]

 

与全祖望“中学西窃”的激烈情绪不同,黄宗羲认为是“中失西得”、“中学西改”,西学与中学是一种“二五之为十”的源出关系,因此,黄宗羲的“西学中源说”较为平和。《叙陈言扬句股述》,是黄宗羲为陈訏(16501732,字言扬,号宋斋,浙江海宁人)《句股述》一书所作的序。丙辰(1676)二月及之后,黄宗羲多次应邀到海宁讲学。[]其间,陈訏因黄宗羲“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句股书”。[]据黄百家《复陈言扬论句股书》(1679)讲,1679年春仲,陈訏将其《句股述》草稿交给黄百家,请其校正并作序。黄百家虽然纠正了陈訏的两处失误,也对其中的十数处进行了勘正,但以“作序弟非其人”而未敢为之序。[⑨]因此,黄宗羲之作上述书序当是此间稍后之事。换言之,就现有材料来看,黄宗羲提出“西学中源学”应该是1679年前后的事情,而绝非如全祖望所错会的是“及在海岛”期间即1640年代之事!(当然,思想的孕育、形成可能会早些)虽然全祖望自称黄宗羲“私淑弟子”,但他却较黄宗羲、黄百家晚出的多(黄宗羲逝去10年、黄百家死前4年,全祖望才出生),时代既已相去远矣,而“西学中源说”又成当时风气,故在弘扬碑主业绩的心态下,此一时错会当也在所不免。

这样,据现有材料看,黄宗羲只能算是“西学中源说”的较早提倡者之一,而非“首倡此论”。因为至晚在16501660年代,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王锡阐就已对“西学中源”进行过明确的评说了。

方以智《游子六天经或问序》[⑩]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1]

 

此处方以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与黄宗羲“珠失深渊,罔象得之”在思想旨趣上是相通贯的[12],而且与后来梅文鼎、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礼失求野”之说思路一样。

王锡阐《历说》(约1659):

 

“《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盖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13]

   

    王锡阐《历策》(约1663稍前):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14]

 

    王锡阐以其深厚的历算造诣提出的“中学西窃”之说,对后来的梅文鼎可能还有全祖望等都产生了影响。

此外,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也提出过“中学西窃”之说。《船山思问录·外篇》:

 

“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而又窃张子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盖西夷之可取者,惟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也。”[15]

 

 


 

[]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1-14.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340.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341.

[④] 席泽宗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89.

[]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33.

[⑥] 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35-36.

[]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45.

[] 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35-36.

[]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二.黄梨洲先生集.西爽堂梓行.

[] 据方以智次子方中通(16351698,字位伯,号陪翁)为梅文鼎《中西算学通》所作之序(1680)载:“嗣入都,闻之道未汤先生,始知游子精西历,获读《天经或问》,累书往复辨难,然犹迄今神交,未一见。”(方中通:《陪集·陪古》卷一“中西算学通序”,康熙继声堂刻本)汤若望(字道未)卒于1666年,则游艺《天经或问》之出必在1666年之前。而方以智卒于1671年,故其之为序也,至迟亦不会晚于1671年。

[11] 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二.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

[12] 黄宗羲与方以智私交甚笃。黄宗羲《思旧录·方以智》:“……密之为我切脉,其尺脉去关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过也;壬午(按:1642年),在京师,言河洛之数,另出新意。”(《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63-3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玉川门与雁山夜话兼寄方密之》(1660):“……狂言不怕山精漏,一恸堪为知己伸;若遇无公(密之改名无可)烦寄语,故交犹未染红尘。”(《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4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病疟》诗(1663)也有“密之(方以智)诊尺脉,好奇从肘下”之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5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 王锡阐.历说.松陵文录.卷一,1874.

[14] 王锡阐.历策.松陵文录.卷一,1874.

[15] 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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