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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初史今日谈


 
(2004-07-21 09:25:26)

 

2004年6月18日,在即将迎来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之际,年已八旬的研究生院李佩教授以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身份,请来了年近90岁的黄宗甄先生和另外几位当年从浙江大学调到中科院的许良英、朱兆祥、任知恕先生,举行了一个名为“中科院建院初期史实今日谈”的纪念会,将来自北京的近50多位现任或原中国科学院的老科研人员的思绪纷纷带回50多年前,展开了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加强党的领导
    多年来,一直从事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史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首先向大家介绍说:“55年前,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指挥下,最早参与科学院筹建工作的两位,一位是来自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恽子强,一位是长期活跃在‘白区’科学文化战线上的丁瓒。丁瓒又向陆定一推荐了钱三强(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和黄宗甄(原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
     黄宗甄先生1941年毕业于浙大并留校任教,1945年春节期间,浙大理工科毕业的一些年轻人成立了“科学时代社”,胡永畅(1982年~1986年任中科院副秘书长)为社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民主斗争活动,抗战胜利复员回上海后,黄宗甄当选为社长,在这期间,为党培养了一些优秀的党员,任知恕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任知恕先生回忆说:“1952年科学院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我们浙大的许多同学、同事都被调到科学院工作,因为我是学理的又是党员,于是,我也被调到科学院人事部门工作,但在当时科学院的党员比例显得还是较少,1954年陈毅同志指示要选一批有文化、政治素质高的部队专业干部到科学院,派我做这项工作,我记得他们中有15~16人被充实到研究所的人事岗位,10年后,其中一些人还当了研究所的领导,他们对稳定科研队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任知恕还介绍了1954年科学院第一次人事工作会议的情况。
    上海解放后,黄宗甄与竺可桢等到北京参加“科代会”,在此期间,陆定一找黄宗甄谈话,询问了中央研究院的有关情况,要他参加科学院的筹备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黄宗甄任秘书处处长,从此,黄宗甄再也没有离开中国科学院。
    黄宗甄先生回忆说,上海解放前夕,我们中央研究院成立一个应变委员会,做研究人员的工作,以保障房产、研究资料及科研设备等。在地下共产党的帮助下,科学家们面对国民党以及国外的种种利益许诺和诱惑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当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的陶孟和先生,第一个在大公报上公开写文章表示:“我们哪都不去,我们就在南京”。
                      不请自来的陈毅
    黄宗甄回忆说,很快1949年5月16日上海解放了,中央打电报给上海华东局说:“要筹备科学院,院长为郭沫若。”但是副院长要从华东局推荐两名候选人,初步定了时任华东办事处主任李亚农和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在向中央推举时,陈毅同志力荐陶孟和。6月9日,南京原中央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准备召开纪念原中研院成立21周年大会,我们给上海解放军军管会送去一封请帖,没有特地给陈毅发邀请信,陈毅得知后,主动要求参加会议,在会上陈毅同志说:“现在胜利了,国家急需要科学技术,希望大家坚守岗位,在科技战线上做出贡献。”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始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办公,(以此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此后又迁入王府大街9号、文津街3号、西郊友谊宾馆北馆,最后至现三里河52号。)建院之初院部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编译局)三局。黄宗甄说,解放前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比较慢,因此,出版物较少,新成立的科学院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既快又好,因此,许多部委筹建时都参照我们的经验。
                     为科学家服务
    王淦昌的学生许良英解放初期就是中国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党员,许良英本来是学物理的,但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952年32岁的许良英被派往编译局刚刚于1950年5月15日创刊的《科学通报》工作,当时恽子强任主任,刘大年、许良英等任编委,当时该刊物是科学院机关刊,主要反映全国科学工作的进展和成果,推动科技人员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苏联。
    许良英作为当时的见证人,许多事难以忘怀。许良英回忆说,在我到《科学通报》的前一个月,该报与全国科联(科协前身)的刊物《自然科学》合并。当时恽子强主任要求我,政治把关就是要掌握三个问题:“立场、观点、保密”。我当时认为,这项工作政治责任太大了,什么都要我审查。我上班的第一件工作是审查一部英文稿子,是黄昆和马克斯·波恩(Max Born)合写的《晶格动力理论》,这本书黄昆是在英国开始写的,1951年黄昆回国,继续把它写完,准备寄给波恩。但是当时政务院规定,所有寄往国外的科学论文和专著稿件,都必须送交科学院审查。
黄昆的稿子送到科学院多日,一时找不到人审查,许良英一到就碰上了,许良英花了5分钟翻阅了一下,认定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著作,因此,许良英建议,专业著作未必要政治审查,并在便条上写了建议:“此稿不存在立场、观点、保密问题,应尽快放行。鉴于马克斯·波恩是国际知名的大物理学家(当时还未获诺贝尔奖),此稿除送国外出版社外,国内也应争取出版,这是我国科学界的光荣。”恽子强看后,马上让人把书稿送走。
    许良英还回忆说,“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1次会议任命1927年的老党员张稼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院党组书记,排名在李四光后。张稼夫同志,1923年毕业于山西省农业专门学校,历任山西省委秘书、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张稼夫常对大家说,我们作领导的应该为科学家服务好,不懂科学不能够装懂。”许良英说:“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像他这样的领导占着多数,大大地激励和鼓舞了科学家的积极性,但也有个别的领导例外。例如,陈伯达在1952年年中的一次报告会上说,我们科学院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围绕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少量的工作才是基础研究,不能够脱离实践,居然有一个所在作什么‘无土栽培’,这完全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应该批判。但事实终究会大白的。”
                    “三科”原是一家人
   建院之初,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学会、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三家均在文津街办公,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朱兆祥研究员回忆说,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提出要建立“中华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学会”,1950年初黄宗甄介绍我参加文化部的科学普及局,当工作人员谈论到底开展哪些工作时,可能是胡乔木建议:应采用苏联的体制,成立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学会,设有电化教育处(主要是放科普电影、幻灯)、编辑处、辅导处、仪器处以及建立各省学会机关的工作等,我负责辅导处的工作,我们每月向分管处长直接汇报工作。由于当时“三科”机关工作人员较少,而我是党员常常被安排接待来访苏联专家以及后来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在我印象中早年的“三科”事实上竟是一家人。
 


(科学时报记者 马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