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集团”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

 

                                                  谢泳

 

读过《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春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后,我曾与几位朋友有过一次长谈。我说这本书出的太及时了,乍看起来是一件平常事,不过为有贡献的科学先驱出了一本文集而已。但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在此。我说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达出的重要信息是: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带来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学科融合,简单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有可能出现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科学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新融合现象。记得当时的心情,是我联想到了前几年读《胡先骕文存》时的一个感觉。我以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如果不能把“科学家集团”与一般的“文人集团”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打通,有些问题就解决不了。但现在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是“科学家集团”在科学史领域,而“文人集团”在文学史、思想史领域。虽然有一些交叉,但相对来说融合不够,由于学科分立界限过于刻板,所以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非常专业,而一旦超出学科范围,就难以把握。

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这个整体中“科学家集团”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超过“文人集团”。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在起步阶段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现代学术的许多方法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太密切了,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引进与现代学术方法是同步进行的。

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一个“科学家”与“ 文人”争论的结果。现在看来,“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能比“文人”更有长远考虑。一般来说“科学家”的主张都相对要稳妥。任鸿隽就说过,他和梅迪生、杨杏佛当时都不完全同意胡适的主张。任鸿隽说:“然白话文言之论战,由吾等数人开之,则确无疑义。”这个事实人们耳熟能详,但其中“科学家”何以反对?它在思想方法上的意义却较少为人注意。还有对日本的态度,“科学家集团”对时局的认识和“文人集团”的差异也很大;“科学家集团”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等,与“文人集团”也不同。四十年代,“科学家集团”在政治上的选择,与“文人集团“的选择也耐人寻味。他们通常是思想与行为有较大反差,像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竺可桢、杨仲健他们,与胡适、傅斯年在思想上是一个倾向,但在行为上还是做了不同选择。其中虽然有个人处境不同导致的差异,但最根本的思想倾向,可能是他们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还有一个现象是“科学家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没有一个去延安的,而文人则不同。

任鸿隽一生,特别注意科学方法对一个人的影响,他总是告诉青年人,不要轻信,要有怀疑态度,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看这本书时,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这辈人是看任鸿隽这样文章长大的,那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文章都特别简单,这一点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胡适、傅斯年他们都是这样,你不可能从他的文章中解释出歧义来,因为他的话都是最简单的。鲁迅的话就是因为歧义过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而你要想利用胡适的话,任鸿隽他们的话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章,你很难断章取义,为己所用。最简单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

任鸿隽有一篇文章《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他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能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这些话真是说得好,在民族主义高涨时,只要听这些前辈说几句简单话就可以了,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

现代学术史上的“科学家集团”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只是为了说话的明白和方便,主要是指当时中国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知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绝对不是只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他们差不多都有超出专业领域的贡献,像丁文江、竺可桢、任鸿隽、杨仲健等,他们在文学、思想、教育以及对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都有独特的贡献。他们活动的主要机关像中央研究院、中基会、中国科学社,再具体到地质调查所、静生生物所、史语所等等,不能只看成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团体,而要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评价,因为那些团体里所体现出的个人道德、专业精神、对国家民族、对民主自由、对政党以及时局的看法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的人格和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早期“科学家集团”的活动范围与“新月社”有一些重合,除了专业之外,他们在大学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要承载者,在社会中,大体是以《努力周报》、《新月》杂志、《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和《观察》周刊为思想言论活动场所的。特别是在《观察》周刊时期,储安平所邀请的撰稿人,就是一个“科学家”和文人学者联合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以这个集团为汇集处,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必须对这几本杂志给予特别注意,如果对这几本杂志不熟悉,就把握不住他们的思想脉络。

可能是因为专业的关系,《科学救国之梦》的编者,把这个线索忽视了。任鸿隽共在《独立评论》上写过38篇文章,是为《独立评论》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多数用“叔永”的名字发表。编者看到了《独立评论》,但不知为什么只收了任鸿隽《独立评论》上的15篇文章,下面是任鸿隽在《独立评论》所发文章的目录,后面加*号者是收入本书的文章。

 

《庚款与教育》(2号)*

《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3号)

《停付庚款事件》(4号)*

《再论党化教育》(8号)

《为张学良进一言》(15号)

《故宫博物园的谜》(17号)

《为新入学的新生讲几句话》(19号)*

《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2123号)*

《如何解决入川问题》(26号)

《教育改革声中的师范问题》(28号)*

《对于三中全会的希望》(29号)

《“民间疾苦”》(31号)

《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39号)*

《热河失败的教训》(44号)

《我们是右派吗?》(48号)

《中国的出路》(56号)

《烦闷与大学教育》(57号)*

《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61号)*

《造乱与止乱》(64号)

《附答》(66号)*

《技术合作应从何处作起》(68号)

《华北危机的责任》(70号)

《附答》(72号)

《定县平教事业平议》(73号)

《四川军阀的末路》(75号)

《再答闵仁先生》(86号)*

《论所谓择师自由》(87号)*

《南游小识》(102号)

《为全国小学生请命》(109号)

《剿匪中的四川问题》(119号)

《保存古物做的什么?》(126号)

《苏俄外交的一个观察》(130号)

《再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36号)*

《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158号)*

《国格与人格》(160号)

《四川问题的又一面》(214号)

《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215号)

《进步的基础》(242号)

 

还有任鸿隽发表在《观察》周刊上的几篇重要文字,也没有能够收到书里。一篇是《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2117页)《追念顾临先生》(21412页)《为本届大学毕业生进一言》(220期页)。另外储安平编《观察》周刊时,在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关系最好。储安平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也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任鸿隽的一首《西江月》在《观察》上就刊出过两次,因为第一次错了两个字。《观察》创办不久。时正在美国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分别给储安平写了信,可见他们关系之好。这两封信都很重要,顺手抄出如下:

 

安平先生:奉读《观察》创刊号及八月三十日来示,敬悉此刊已如期诞降,以先生之精神与努力,定能为我国言论界放一异彩,树一特帜,谨此道贺。隽等抵美后旅行各处,不遑宁居,致无暇为贵刊作文,至以为歉。稍缓当略记所感,以报雅命。此次在太平洋舟中曾有一难得之事,当时曾做小词以记其事,兹录如后。弟 任鸿隽 顿首,卅五,十,九

 

    几乎同时,陈衡哲也给储安平写了信:

 

   安平先生:到美已有两个月,因办理孩子入校事,奔走各地,未及为大刊作文,然心中实未尝一刻忘怀。日前拜读创刊号中之“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感到无上欣慰。国事如此,社会一般情形又如彼,苦非有后起英秀如先生者,我等之灰心将更无法挽救矣。来信殷殷以哲等之同情为念,感与惭并。哲等之所以感到兴奋,亦是同声相应,欣遇同志耳。哲现暂住Gambridge ,孩子幸已顺利上学。自下星期起,即拟开始为国内读者写文,而第一篇定寄大刊以表祝贺钦敬。两位小朋友时时念及,他日如有照片,望寄一张。敬颂  撰祉  陈衡哲谨上  卅五,十,五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但还有一些遗憾,希望日后能有所补正,尽可能把任鸿隽重要的文章都收集起来。因为我比较熟悉《观察》周刊和《独立评论》,所以看出了一些问题。我想,任鸿隽肯定还有其它的文章是我所不知道的,希望日后科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者之间能多沟通,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少一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