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浙江大学网站 http://phil.zju.edu.cn/admin/research/paper/l-21.asp

李约瑟与浙江大学

许为民(1) 张方华

[摘要] 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两次访问处于抗战困苦条件下的浙江大学,本文对这一访问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进行了史料发掘,并就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 李约瑟 浙江大学 中国科技史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约瑟就以其对胚胎生物化学的卓越贡献而饮誉全球,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约瑟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的一生由此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为世人称颂,后半生则倾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别感情,以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己任。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自?quot;十宿道人",因为他发现他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隐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

  李约瑟作为一个在国际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是从二战期间出使中国开始的。我国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6),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经由印度飞越驼峰进入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在已经经历了6年抗战的贫困中国,亲自驾车,踏遍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达云南洱海之滨,行程5万多公里,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人。

  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力介绍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很多人到英国进修研究。也邀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工作,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 Moyle Needham)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学术界。

  由于李约瑟等人的积极努力,使中国抗战期间科学研究成果远播国外,并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间向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极力介绍中国的科学文化。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4年发表了《中国西北的科学与技术》、《重庆工业与矿业展览会》、《中央科学合作局第一年度工作报告》;1945年发表了《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据有关资料介绍,李约瑟从中国送往国外发表的学术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数推荐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杂志等。([5],P,136)李约瑟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钟情和倾力支持,给予中国科学家以极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国科技界的广泛尊重。

  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的访问并把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约瑟先后两次到贵州的遵义和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访问当时为避战乱从杭州西迁到那里办学的浙江大学。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后期,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国内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极为困难。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李约瑟的来访特别重视,将其视为一次难得的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希望借此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协会致函浙江大学:"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即李约瑟--引者注)二氏将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聘送来华作学术讲演,冀藉文化之联系加强两国之友谊,二氏约于今年一二月间先后抵达,留华期间约为一年,兹特将其详细履历备函检奉,预为介绍, 希查阅为荷。"[2]
 

  1月18日,学校收到来函,校行政谈话会成员传阅后,一致认为英国学者来访意义重大。时竺可桢校长因公出差重庆,代理校长事务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复:"函复该会,本校欢迎两英国教授来校讲学数日。"[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学复函中英文化协会:"接章:贵会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二氏将来华作学术讲演,预为介绍等由。查该氏来华讲学,本校无任欢迎,拟请其来华后惠临本校讲学,并勾留数日,先此函复,即请查照,届时代为介绍为荷。"[2 ]

  除了中英文化协会的介绍信函外,学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致竺可桢校长的一封信,告知请二氏来华讲学一事:"按照现时假定秩序均拟请其赴,惟各项程序统须彼等到华以后始能作最后确定。"对此梅光迪批示:"应请两教授各留本校数日。"[2]
1944年4月6日,竺可桢校长接到教育部秘书室来函:"查中英科学合作办事处主任李约瑟博士将于四月中旬作东南之行,途经各地拟参观贵校;希于李博士到达时妥为招待并惠予指导协助为荷。" [2 ]

  对此浙江大学进行了积极的准备。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从重庆赴贵阳,途经遵义,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博士作《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演讲完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与浙大师生进行座谈。
同年10月,李约瑟再次来到遵义,并到了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所在的湄潭。他来湄潭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观考察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情况。本来李约瑟只计划在浙大呆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东西太多,就增加了访问时间。([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约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8天,此间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浙大师生演讲。24日上午9点,李约瑟在学生膳厅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报告。他"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而近二十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晚上8点在文庙,由李约瑟讲科学在中国之发展及其与欧西之比较。"([3],P789,) 其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关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等。

  二是对浙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桢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王 进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约瑟先后参观了位于湄潭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和在遵义的史地系。李约瑟亲眼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恪守"求是"校训,弦歌不辍,教学、科研正常进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仅中国科学社30周年纪念会期间提交宣读的学术论文就有80多篇。他曾这样写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已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4],P,497)

  三是参加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1914年10月创建于美国康乃耳大学的中国科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社团,它的创始人是一群血气方刚、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这些人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留学期间听到袁世凯尊崇孔教、复辟旧学的消息,又目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反差,为之痛心疾首,进而奋起行动,组办科学社,出刊《科学》杂志,欲以热心青年的绵薄之力,为科学救国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拼命呐喊。这一年是科学社的大庆,原来准备在总会举行庆祝活动,但因抗战期间,社友分散各处,再加上交通困难,不得已改为各地分会分别庆祝。中国科学社遵义地区社友会10月25日上午9点在浙大文庙大成殿召开科学社年会,由社友会会长、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致开幕词,然后请李约瑟作《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专题演讲。社庆期间还有各种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李约瑟都应邀参加,受到广泛欢迎。

  李约瑟在遵义、湄潭访问浙江大学期间,对浙大师生在偏僻的山区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浓厚学术研究氛围,取得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李约瑟博士的两次访问,对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浙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向全世界宣传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由于李约瑟对浙大的细致考察,使他发现在湄潭这个小小的县城却有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学者,产出这么多高水平的论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4],P,496)这是一位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对浙江大学的最高赞誉,浙江大学经李约瑟等人的传颂,一时蜚声海内外。确实,抗战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学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期间,在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著名大学,并且在西迁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许多居世界领先、在国际上影响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国内首创、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学家张荫麟教授编著的《中国史纲》等;还有一批社会效益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义新志》。

  第二,他的来访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他为浙大师生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在谈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继封建制度之后是亚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演讲使浙大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时他的《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也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使广大师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他的来访还给浙大带来了物质上的直接帮助。如他帮助浙大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为在贵州,冬、秋两季阳光极少,人们易产生一种皮肤病,但又缺乏必须的药品,他带来的药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对他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帮助,竺可桢校长由衷地说,李约瑟的工作正是中国古话所说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约瑟的来访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当时浙江大学的许多学者、教授,如竺可桢、王 进、胡刚复、钱宝琮、张孟闻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成员,李约瑟有很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李约瑟写到:"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字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 进(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1],P,25) 李约瑟博士不仅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巨大鼓励,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异彩、瞩目于世,也为世界新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力量。这一过程中,李约瑟与竺可桢之间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对以后浙江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到:"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1],P,25)这部《图书集成》弥足珍贵,李约瑟生前视为珍宝。此书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总之,李约瑟先后两次对浙江大学的访问考察,不仅使"东方剑桥"名声远扬,而且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以后浙江大学的国际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到访和演讲,也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的教学和科研热情,使浙江大学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里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回顾这段历史,将极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更加积极地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的目标迈进,以不辜负李约瑟博士生前对浙江大学的赞誉和厚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 1975年;
[2]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英国来华教授陶德斯、尼德汉二氏来校参观讲演,全宗号53·目录号1·卷号1109;
[3]竺可桢日记(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Kweichow and Kuangsi, 《Nature》,Oct.27,1945, Vol.156;
[5]钱进,抗战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6]李约瑟,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科学,Vol .27,1944年第2期;
[7]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马伯英,名闻遐迩的李约瑟研究所, 科学,1990年第2期;
[9]贵州省湄潭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湄潭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7年。
[作者简介] 许为民,教授,1951年生,哲学硕士,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张方华,讲师,1966年生,哲学硕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310027。

Joseph Needham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Xu Weimin Zhang Fanghua
[Abstract] Dr. Joseph Needham, who was a famous expert o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sited Zhejiang University twice in 1944.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visiting background and process, and discus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visiting.
(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年第3期P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