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我们为什么无书可读
 

本年11月19日《新周刊》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无书可读——中国图书业的另类报告》。作者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的孩子,他所看到的,也就是所有读书人都能感受得到的,自然,这种直率的激情赢得很多的喝彩。我是一个读书人,也曾经从事过图书出版的职业,当然知道目前绝大多数新版图书对于增进知识,传播文明毫无用处,然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思想者,我并不能赞同作者在文中的一些观点,即认为这种状况是出版人的过错,相反,我倒认为,出版人并没有错,错的是这个时代读书的人或者自称爱读书的人太多了。

还是在三年前,我刚涉足出版界的时候,一位出版界的闻人对我说:“白领喜欢的文化基本都是垃圾。”她说你只要看地铁里面卖什么书,就知道白领的品位了。她又说,工农兵大众虽然也没有多少知识,但是他们身上有着一种质朴的要求学习的欲望,不但如此,他们还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成为有知识的人,这样,工农兵大众买书通常都会侧重知识性。而白领们虽然自身也没有文化,但偏偏总要以为自己很有文化,于是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他们蔑视一切学术性著作——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看不懂这类书有什么可以羞惭的;另一方面他们总是要紧跟时尚,于是阅读便成了流行的附庸。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工农兵群众不会去看什么《谁动了我的奶酪》,白领才是这类书的购买主体。阿克顿勋爵说,在民主社会,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别人———也就是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愿意相信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会严重损害良知。白领的阅读就是这样的没有良知的阅读。

照说,白领们也都受过大学教育,何以他们的品位如此不堪呢?其实正是因为白领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跻身读书人的行列,从而拥有了对图书的投票权,最终毁掉了出版界。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以职业教育为主,人文教育严重缺失,绝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从事文史哲专业,他们的人文修养与高中生没有区别。然而高中生至少还热爱知识,希望自己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们却总是以为只有自己才最有文化。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民主经济,是让顾客用脚投票的经济,所以市场只能朝着投票最多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怀念80年代以前的出版物,并且有无数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孜孜不倦地在旧书市场淘书,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收藏旧书来投资,而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文化市场没有市场化,还不是民主经济,对图书出版的投票权掌握在精英的手中,所以图书的品质能够得到保证。而自从出版界也开始市场化,社会文化就开始走下坡路。还是在1927年,潘光旦先生就已精辟地指出民主侵入文化领域的危害:“普通德谟克拉西政治下的社会知识生活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最显著的一端是下等读物的充斥。一种读物,虽无价值,而销场未尝不畅旺,便足证识字教育逐渐普及或已经普及的效果。识字教育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但并不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换言之,没有把辨别价值的原则,选择的原则,同时传授给他。普通一个人的行为是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径走的,同时又有外界的势力引诱他走上这条路;一推一挽,社会的知识生活又安能不江河日下呢?”他所谓的下等读物,其“百读不厌的题目,无非教人如何成功,如何训练记忆力,如何可以谈吐风生,在交际场中不兴向隅之叹,诸如此类”,也正是今天我们在出版市场所能看到的图书的主流。面对先贤的睿智,我们不能不感慨,中国的出版界转了一个轮回。

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之后,于感慨民主制度带来的社会进步和飞速发展的同时,不曾忘记给以后一切时代这样的警告:“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幅伟大的绘画;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的平凡绘画。在前者,建造了一些青铜像,而在后者,则塑造了一些石膏像。”“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但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文化艺术是有等级的,它不能够像日用百货衣食住行一样实施市场经济,或者说民主经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越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人数越多,就越易于成为文化沙漠。


中华读书报 200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