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亲历历史”: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许纪霖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
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
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
“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
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许不那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可能”有过,这就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怡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是以文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现代的知识体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据、词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
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史马迁的《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
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不曾亲眼目睹,如何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现在我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
《往事》也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怡和的笔下,受迫害的章、罗也好,参与迫害的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
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不人性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
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辩?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政治清算的背后,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
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电影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文学家、史学家太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
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总是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谓“亲历历史”,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
富,仅此而已。

  2004年1月于丽娃河畔

  原载上海《文汇报》2004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