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谢泳

 

   “非典”疫情出现后,我们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才找到了如何对待疫情的办法。其实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在现代通讯已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国家里,对于疫情的处理,这样迟缓,实在说不过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制度。阿玛蒂亚·森曾指出过,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会出现饥荒。因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始终有一个反对党在那里看着你,政府小有失误随时都会成为下台的理由。另外在民主制度下,信息的传播是自由的。像疫情这样的事,信息的公开,就能在很大程度缓解疫情的扩散,可我们是有传播新闻的手段,而没有新闻。最后在这些最简单的常识上犯了错误。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再发达的现代通讯手段,有时也不能产生作用。

     山西现在是“非典”比较严重的地区。因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类似情形。我手边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这两本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在那样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事,是大灾难。1918年,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但吾乡阎百川先生,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传统社会里,山西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实在不容易。其实阎的办法也很简单: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阎立即做出了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两天之后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其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阎先生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

疫情过去后,阎锡山把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我看了这几册报告书,今天专业的社会学者也不一定编得出来,这本报告书从图片、疫情图到相关的统计,都做得非常专业。我以后有时间,要就这套报告书做一篇专门的论文,看看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