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1958

 

 谢泳

 

    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细想的,1958年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但科学院却在研究粮食吃不了以后的事,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总是有人想为那些年辩护,你说饿死了好多人,他就要和你争论,谁说的?你的统计是哪里来的?好象对于大跃进特别有感情似的,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你硬要承认人民公社是天堂,我们也没有办法。

    有一次看到这样一本书《大跃进中的中国地理学》,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写文章的都是科学家和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及学生。竺可桢也写了一篇文章,放在最前面。这本书是科学院195812月召开的一次地理专业会议的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家1958年的一些思想活动,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让科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说谎更痛苦的事了,但中国科学家居然也都完成了,虽然这是一本地理学家的论文集,但说成是一本科学家的谎言集也可。

    1958年是中国科学家最糊涂的一年,他们的智商在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低,其实他们的智商并没有降低,降低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人说亩产万斤,他奶奶就敢说,打死我也不信。杨振宁也写过一篇回忆他母亲的文章,六十年代有一年他们一家在日内瓦见面,杨振宁的父亲是清华有名的数学教授杨武之,他不停地告诉远在美国的杨振宁中国如何如何好,杨振宁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就能说,好什么,买一块豆腐还要排半夜队呢!在1958年,中国的科学家都不如文盲,因为他们比文盲想得多,想得复杂,他们那些话的意义他们心里明白,但他们就要那样说,不说没有办法,大家都那么说嘛!中国知识分子有集体趋同的习惯,有只考虑利害而不管是非的倾向。

    竺可桢过去是多么好的科学家,但在1958年也没有办法。他是最讲科学的人,可他在这篇《摆在地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的讲话中,写下了这样的话;“19589月间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1959年创小麦每亩5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1959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5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1959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8页)科学家的文章里出现这样的话,他们的内心会是什么感觉呢?生活在谎言中,人人都不以为是说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