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地质学家的书

                                                 

 谢泳

                           《天山之麓》

   

    黄汲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1948 年的老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又是学部委员,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中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文学修养都很好。像丁文江、翁文灏、李世光、杨钟健、张其昀等,除了专业之外,他们写的文章都非常好看,那一代科学家,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一代学者,后来干他们这一行的,就不大行了,这可能是教育的缘故。

    我偶然看到黄汲清的一本散文集《天山之麓》,独立出版社1945年在重庆出的,土纸印刷,约有十多万字。内有翁文灏作的序言。这是1942年,黄汲清到新疆考察地质时的一本游记,文笔清新,叙述简约从容,写新疆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变革,都有独到见解,是一本了解新疆社会变迁的重要作品,虽然是游记,但很有见识,今天研究新疆的人,也大可一看。老一代中国科学家的文章,远非今天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可比,那类文化散文,并不到家,因为除了少见识外,文笔的做作是一望而知的。

黄汲清在新疆考察半年,这本游记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副产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光这点雅兴就让人产生敬意,更何况他写出的还是极好的散文呢!科学家的文字简约是没有问题的,但黄汲清的文笔却是简约中又不乏铺陈,他离开新疆时这样写:“510日早七时我们已来到迪化机场上。大地还和午夜一样的寂静,点点的残星仍高悬天空,微微的晨风正吹起征人的衣袖,忽听马达声隆隆,机师说:‘就起飞了’。我们只得匆匆和李厅长宋副官握手告别,大家说一声‘再会’,然后攒进昆伦号坐定,霎时间机身腾空而起,绕城一周,向南直穿天山而过。回首望迪化城已模糊不可辨识,只孤岛似的西山反映着朝阳,笑盈盈的向我们点头说‘后会有期’”。

这本《天山之麓》,写得从容不迫,叙事抒情非常得体,这很难得,不要说一个以文字为副业的人了,就是一个作家能有如此的文字感觉,也非易事。有时看了这些老辈科学家的文章,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时代真是太偏爱他们了,干什么都是一流,不经意间做出的事,都让我们佩服好久。

看《天山之麓》,还引起我的另外一个感想。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新疆都特别感兴趣,这可能和他们心中长存的祖国统一理想有关,这和后来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

储安平编《观察》周刊的时候,对新疆极有兴趣,发过很多关于新疆的文章。《观察》唯一出过的一次专集就是关于新疆问题的。他请了当时并不知名的周东郊来完成这个工作,刊在1946年第一卷《观察》的14期上。我一直以为,研究新疆问题,这个专集到今天也是非看不可的。后来储安平出“《观察》丛书”时,本来也收了周东郊关于新疆问题的一本专书,名为《新疆十年》,都在杂志上做了预告,但据周东郊的儿子前两年告诉我,那本书其实在国内并没有正式出版,只有油印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本书在新加坡出了。文革时,就是这本作者都不知道如何出版的书,倒给周东郊带来了“里通外国”的帽子,给他找了很多麻烦。这本《新疆十年》,我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文章,主要是在《观察》周刊上发表过的,我虽然是新疆问题的外行,但从一般的学术常识上判断,感到周东郊的新疆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五十年代初,储安平离开《新观察》以后,首选了新疆作为他考察的地方,他成为右派前所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新疆的,这就是《玛纳斯河垦区》和《新疆新面貌》。不过这两本书,在储安平的写作生涯中,大体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录。

 

                             《旅美见闻录》

 

    张其昀的《旅美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4610月初版,19473月再版)我有两本,初版本,有一年葛剑雄教授来太原,我送给了他。因为张其昀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与葛教授是同行。对于学者的随笔,我过去是看过就送人,我保存的通常是他们的专著,其实这些随笔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张其昀到美国那次,是应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的邀请,他在美国呆了两年。同批去美国的有当时国立大学的好几位教授,他们是中央大学蔡翘,西南联大金岳霖,武汉大学刘乃诚,四川大学萧作梁,云南大学费孝通,浙江大学张其昀,时间是1943年夏天。费孝通《初访美国》记载的就是这次经历,这本书当年在后方影响很大,八十年代与费孝通另外两本访问美国的书合在一起重新出版过,改名为《美国与美国人》。对于外访的游记,费孝通有一个看法,就是“介绍文化不是宣传,而是分析。宣传所引起的是感情,爱好或憎恶,可是分析所引起的是理解,超出了爱恶,而入于欣赏。分析所要根据的是全盘事实,决不是短期的观光者所能胜任的。”关于这次访美的经历,我只见到了费孝通和张其昀的书,其它几位不知道是没有写,还是写了我没有看到。

费孝通的书最好能与张其昀的书对比起来看,因为同样的美国,在两个中国教授的眼里还是各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他们对美国的认识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但在细微处还是有差异。就写作风格论,费孝通接近于作家,而张其昀还是学者本色,文章还是费孝通的好,但张其昀书中的信息量要比费孝通大,特别是对美国当时的思想、教育科学与文化发展,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比较起来,费孝通对美国的繁荣,赞赏中还有一些批评的意味,但张其昀对美国没有一点批评。张其昀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33页)当年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是很依重张其昀的,他的办事能力可能很强,但我印象中,学者对他的评价好象不是很好,据说当年胡适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怕这个位置落在张其昀手里,这可能与他和蒋介石关系好有关。不管怎么说,张其昀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前几年有位朋友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美国观的书,我就要他注意张其昀这本书,因为上一代知识分子中凡是能真实了解美国的,最后的选择相对要清醒一些,而对苏联发生兴趣的知识分子,最后都走向了绝望。

 

                          《杨仲健回忆录》

 

   偶然看到古生物学家杨仲健的一本书《杨仲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7月),这本回忆录是杨先生在七十年代末以前完成的,两三年后出版。因为专业的关系,这本书在文史界好象不引人注意。我也是近几年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才感觉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群体,很难把他们分开。在这个群体中,特别是中国现代的地质学家,他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本来就不单纯是地质学家,像翁文灏、丁文江、李世光、黄汲清、张其昀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远非今天的科学家可比。

    杨仲健回忆录,在我所见过的八十年代初问世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回忆录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本。八十年代初,杨先生对他早年的朋友,比如胡适、傅斯年他们,就已是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所记都是他们的好事,下笔也特别有感情,今天看来这没有什么,但在二十年前,就用那样的态度来说当年新华社公布的战犯,不是很容易的。可能因为他是地质学家,回忆录的影响只在专业领域,所以自由也就大一点。中国早年的地质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群体,其实很值得专门研究,特别是他们在专业以外对社会文化的贡献,光从科技史的角度观察,有时难以反映他们的全部人生。

    中国早年的科学家,都有比较好的人文素养,杨先生更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他早年出版过好几本游记,可能因为是科学家的缘故,研究文学的人是不大注意了。我看过他五十年代初一本介绍古生物学的普及性读物《演化的实征与过程》(商务印书馆,1952年),非常好看。杨先生早年对西方的科普读物就有兴趣,也有在这方面努力的自觉,加上他一生对文学的爱好,所以也是一个好散文家。

八十年代初,对于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能平实客观叙述出来的人并不是很多,许多作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茅盾的回忆录就很有问题,自毁的地方太多。这可能与写回忆录的年代有关。杨先生的回忆录有些章节是1949年前后写的,所以比较从容。他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中央研究院当年的院士选举,我以为是很真实的。我曾较多留意过这方面的材料,有一个比较的标准。

我对当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主要评价有三条,一是政治没有干扰;二是相对比较公正,三是学者自律程度很高。我们可以看一下杨先生对它的回忆和评价。他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闹得最热闹的,莫过于中央研究院关于院士之选举。研究院由蔡元培当领导,于成立不久即设有评议会。评议会会员之选举由国内各大学及有名之学术团体推荐,再由当然评议员选定。远在第二次选举之时,即有人推荐我为评议员候选人。傅斯年等极力促成,但未成为事实。后来评议会议决举行院士选举,其方式大致为由全国及学术机关推荐候选人,共得五百余名,再由评议会组成之审查会,对候选人之履历、论文予以审查,共定候选人一百五十名,公告以后证询意见,过一相当时期,再开会选定,由一百五十人中选出院士若干人。这个评议会依程序进行,选举于1948年夏举行,凡得票数达投票人的五分之四者,即可当选为院士。共投票五六次之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并规定以后每年增加十五人。我被各方面推为候选人,后来亦列入一百五十人之中,最后当选为院士。选举时,地质方面候选人方面有十二名,被选中六人,即朱家骅、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和我。此六人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实际工作太少,然因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所不满。

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而他却在近年来,尤其是在抗战期中,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1947年,我赴平时,正值各机关推荐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胡适之曾问我:‘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还是正拟推荐?’但后来终于还是没有推荐。事后,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举,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第一次未入选者,以后仍有机会。”(166167页)研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杨先生的回忆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次选举的情况。

作家学者的回忆录,我看过不少,比较起来,在写回忆录方面,作家往往是最差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不一定有道理,算是一种阅读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