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王应的一生

李虎军

1907年,出生于福建金门岛一个僻静的农村——山后社。2岁丧父,6岁丧母,4岁开始在公办私塾读书,17岁进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专攻工业化学。

1929年,毕业留校,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染肺结核。到北平疗养——“当时结核病尚无特效药……死亡率很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惨情况,难以描述。当时治疗途径不外乎休养和充足营养,而这两条正是穷苦劳动人民所无法解决的……决定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物化学。”

1938年,考取剑桥大学,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凯林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二战结束后回国,应邀出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研究教授。1958年筹备创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并任所长。

1965年9月,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81年,领导中国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

2000年11月因病住院,2001年5月去世。

5月5日,一位94岁的老人在上海华东医院悄然而逝。7月5日,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发表文章,讲述这位老人的故事。对《自然》来说,载文纪念一位中国人,是不多见的。

该文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教授告诉记者:“他的故事,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

这位老人名叫王应,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原所长,他组织进行了胰岛素的合成。这项科研成果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新中国50年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

诺贝尔奖最终没有颁给他和他的同事。

1965年9月,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轰动了世界。次年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塞刘斯来到中国,他当时非常为难,参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人员,仅骨干就有20多位,不符合该奖授奖对象最多为3人的规则。

胰岛素合成工作的参加者、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院士对记者说,当时应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要求,聂荣臻元帅主持从研究队伍中挑出获奖者,聂帅挑来挑去,拿出的名单中仍有4个人的名字。

这4个人的名单中,也没有王应的名字,诺贝尔奖不授予组织者。

但是王应并不在乎这个,邹承鲁说,王应没有在胰岛素合成和他以后领衔的转移核糖核酸合成两项工作的任何一篇论文上署名,“按说他都有资格署名,这和今天一些到处署名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王应在合成胰岛素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生化所许根俊院士对记者说:“对一个牵涉许多单位、许多人员的研究工作,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大工程,领导者的信心、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心,知人善任,组织合适的人才来做合适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只有真正学识渊博和极富想象力的人才能做到。”

生化所林其谁研究员说,王应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王从海外“挖”来了一批优秀人才。和王应合称“剑桥三剑客”的曹天钦和邹承鲁学成后也来到生化所,为这里带来了剑桥的优良作风和研究传统。

好几位老科学家,不止一次地对许根俊讲,王应的最大特点是宽容。

生化所张友尚研究员说:“五六十年代的生化所十分令人怀念。那时,全所不过几十人,好像一个大家庭。王所长是大家尊敬的长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视同仁。在高研的带领下,年轻人很快地成长起来,生化所变成了年轻人向往的研究中心。”

在这个研究中心,王应极力提倡思想自由,而直言不讳的批评,大概也是他鼓励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许根俊说:“王先生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他关心你、支持你,也批评你。对于任何人他都敢于批评,即使身份已经很高的人。许多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激他的真诚帮助,从来没有人因为受过他批评而记恨他。”

胰岛素合成工作中,为了解决氨基酸昂贵和匮缺的问题,改变生化试剂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王应决定成立东风生化试剂厂,合成氨基酸和其他生化试剂,向全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提供了多种生化试剂。有人感叹说:

“如今提倡的产学结合,早在40多年前,王应就实践了。”

在这段时间,王应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先后组织近10期高级生化训练班。其中,1961年那次约400人参加,1979年和1983年举办的两次规模均在500人左右。这些学员后来成为国内各单位生化领域的骨干,李载平、许根俊、洪国藩、刘新垣等多位院士,也都是训练班的学员。邹承鲁说:“中国的生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先生功居首位。”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更是将王应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文革”期间,生化所被当作小剑桥来批判。有人离开了生化所,有人被迫害自尽,生化所出现了人员断层。“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简单的一句话,透出了王应对生化所命运和中国生化事业的深深忧虑。

“文革”十年,是世界生物化学飞速进展的十年,中国原来和国际水平靠近的距离又拉远了。1986年,王应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就像一只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别人并不是乌龟。”

王应希望免子尽快醒来。

1996年,生化所通知王应睐,他获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这位89岁的老人天真地问:“拿奖有什么用啊?”

获奖还是有用的。领到100万奖金后,王应立即拿出一部分,在生化所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研究生。

在获得何梁何利奖后不久,王应不慎摔伤,卧床3个月。病好以后,他又和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工作,从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5:30,天天如此。

去年11月的一天,刚过完生日不久,上午王应又去了办公室。那天中午,老人被家里人送到医院,后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一种最危险的冠心病。打这以后,老人再没机会去他心爱的研究所了。

病中的王应得到了儿子、儿媳的悉心照顾。在1990年以前,王一直由妻子刘润苓照顾。王应的长子王家说,母亲是持家的好手,家里的事根本不用父亲操心,而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也令母亲感到自豪。

做过教师、办过幼儿园的刘润苓,后来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到1990年,病情变得严重起来,大小便失禁,房间里臭气熏人。王应却坚持和妻子同住一个房间,直到1991年底妻子中风住进医院,他也每天到医院看望她,拉住妻子的手,沉默地坐几个小时。1992年,妻子永远离开了王应

许根俊说:“在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去华东医院看他。当我退出病房时,他两次召我回去,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可是我两次回到他的身边,他却发不出声音。我递去铅笔,他那颤抖的手,却写不出一个字来,这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在王应90岁生日的时候,许根俊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认为王先生无愧于这样的境界。“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用这句话来纪念他。”

摘自http://www.rainbowplan.org/webjb/edu/messages/561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