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

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

王一方

王一方简历

1958年生,中学毕业后在风光如画的湘水上游当船工。1978年考入湖南中医学院医疗专业。五年后入考本校温病专业研究生。1986年毕业。获温病专业医学硕士学位。1987年入出版界,先后供职于湖南科技出版社、青岛出版社、《中国图书商报》,出版过一批医学人文著作,如《医学与人类文化》和《敬畏生命——生命医学与人文关怀的对话》。并经常就医学人文的话题,如生命,疾病,痛苦,苦难,死亡等命题发表书评,杂文,随笔。1997年受美国德洲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所邀请,赴美作短期学术访问。现为华夏出版社编审。

世纪大讲堂——王一方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非典”自从爆发以后呢,我们一直想的都是医学救助,很少想到对于它来一个人文审视,那今天呢主持阿忆就给大家请来了华夏出版社的副总编王一方先生,由他给我们带来一个主题讲演,主题讲演的名字是“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但王一方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先看一段他的介绍。

小片子看完以后呢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您,您是第一个以出版人的身份来做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讲人,而且您是出版人讲的还不是传媒,讲的不是大众传媒和出版,讲的是“非典”话题,您很自信地来做这样一个讲演吗?

王一方:自信,医学人文这个领域,我二十年如一日在这里关注它,因为我的背景是搞医学思想史,但是后来不能进临床,也不能够上实验室,所以我就把这一点小小的个人的这种专业背景,压缩在这么一个可以通过思辨来进行完成的这个医学的,这种人文的关怀当中去。

主持人:那会不会您做这华夏出版社的副总编以后,就造成了你们出版社的出版书的内容,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全是跟医学有关。您去了以后有没有巨大的改变。

王一方:不会的,但就我个人的编辑生涯,我做了十七年的编辑,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现在还可以讲我是国内医学人文著作编得最多的编辑之一。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我维系我这种关怀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您的专业背景刚才片子里已经介绍了是所谓中医,然后在这个所谓中医里你研究的领域里又是所谓的温病,据说是现在流行这SARS就是你们中医里说的一种温病。

王一方:对,它是温病的一种。因为中医的温病它不仅仅是传染病,它还包括一定的感染性疾病。因为应该说中华民族能够繁衍,跟中医的这种护佑,或者中医这种支撑是有很大关系的。某种意义上讲,中医应该说也积累了相当的对付温病的一些方法和理论,而且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原来现代医学总是指责中医说,你病因都没搞清楚你在谈治疗谈理论。

主持人:对呀,这就是我把这个中医和温病之前加上所谓两个字的原因呀。

王一方:是呀,但是事实上这一次我觉得就很有趣,事实上这一次对待SARS,现代医学在病原上也没有弄清楚,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治疗也好,处理也好,基本上也是属于发病学层面,或者说症状学层面的一种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病因问题上没有弄清楚之前,中医和西医是可以互相支撑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

主持人:我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所谓中医专家,就是我们知道数学是没有西方数学和中国数学之分的,物理也没有,化学也没有,生物也没有,为什么唯独医学这种自然科学要分成中医和西医,在我的观点里医学只有一种,它是跨疆界的,全叫医学,是没有所谓中医和西医之分的。

王一方:这个要从医学史角度看,医学它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我们经常讲它是顶天立地,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某种意义上讲在西方有很多分歧,认为医学都还不是科学,所以在诺贝尔奖颁奖里边把医学跟生理学是并列的。生理学是科学,应该说医学里面基础医学是科学,临床医学它只是一种技术和艺术。技术和艺术它就有区域性,作为你讲的数学也好,它是没有区域性的。但是作为一种技术,甚至作为一种艺术,因为很多中医的那些老中医的身上的东西,它是传承在他的(经验和行为之中的),通过他的后代传下来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代代相传的这种艺术。外界人都无法理解的这种。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它是“我”的,是一种手艺,而这个医学科学它是一种工艺,(是“我们”的是一种大家都能公共掌握的东西,相反,手艺的东西是可以依附(于某)一个人的。

主持人:但是我还是很难理解,说不定在讲演的过程当中还会涉及,那现在我们就由您带来您的主题讲演,名字叫做《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有请。

王一方:有一句名言叫,说思想家(的缺席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事件来讲,思想家总是逃离现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思想家总是要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对这个事件再来做评价,因为他这个思辩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SARS事件刚刚发生,我们就来进行人文学的审视,应该说时间是不够的,而且我现在还在现场。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也很难说是真正达到了人文学科的高度,仅仅是把它当做是一种思维体操,所以我们下面就展开一下我们今天关于医学人文的一些思考。我今天大概要做三点讲,第一点讲就是我们面对SARS医学史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点就是说面对SARS医学思想史和医学哲学提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回答它。第三个就是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怎样面对这个事件。

但是在这个讲之前我想把它稍稍提一下,什么是人文,医学人文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就是说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精神,现在在社会上讲得很多。人文精神一般的理解有三个,一个就是讲的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它在轴心时代,就是在它的这个文化深层的很重要时期,比如说古希腊或者说中国的春秋战国,就是诸子百家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形成的一种(博物学)传统,以及重视人的综合素质。我们中国人讲的,经常讲的叫(通家气象),这是一种人文精神。对什么事情我都有一个多方位的,多元的一种关照,这是一种泛泛的人文精神。第二种指的是什么,指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它对古希腊这种精神的一种呼唤,而且通过这种精神去抗衡那种宗教神学,这个时候也把它界定成人文精神。当然中国同样有个时期是“五四”,在“五四”启蒙时代所表现的那种,它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怀疑、批判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怀疑精神,就是一种批判精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现在我们把这种精神也叫做科学精神。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本意是人文精神。另外一种层意就是十九世纪以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在这个时候有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在这个时候需要一种异己的力量去牵制它,这也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说反抗科学主义,就说你讲科学是万能的,我也讲这世界上还有真善美,科学虽然是造福于人民,带来很大福利,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这点像我们1923年出现的一次“科玄之争”,今年正好是八十周年,好像北大的学者正好就这个话题准备搞些活动,科玄之争,这里面就体现一种就是说对科学主义的警惕。

另外就是说医学人文它有哪些基本立场,我们今天讲医学人文,医学人文有哪些基本立场,医学人文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思维立场。第一个思维立场就是它认为医学是人学,当然我们不抬杠,我们还有兽医。就是我们讲面对人的时候,他尊重人的各方面的需求,尊重人安全的需求,尊严的需求是吧,生物学的需求,包括心理需求,社会需求,行为需求。它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他要捍卫人的尊严,包括这一次面对SARS,我们在做的一切,都在捍卫人的尊严,捍卫人类的尊严。某种意义上讲,这次SARS事件对医学人文来讲,是一次很好的振兴的机会。另外一个它有博物学的认识传统,它坚持真善美的统一。这个事件我不仅仅从科学角度,而且要从各个角度来看它。第三它有综合的,生态主义的思维模式,就是它看待一个疾病的时候,它有哲学上的正反和,就是说它讲战争的时候也讲共生,(讲征服的时候它还讲敬畏)重复,讲竞争的时候它讲竞和,讲征服的时候它讲敬畏,另外它是一种反思的、怀疑的、批评的姿态,所以这一些都是医学人文的基本的要义。所以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涉及这些东西。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SARS的历史回顾,我们很多专家在很多场合都讲了,但是讲的都是一些数字。比方说讲了欧洲的黑死病,使得欧洲人口锐减四分之一。当时欧洲人口是一个亿,锐减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就是两千五百万,甚至有些资料讲更多,三千万。或者讲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四千万,它的人数还大于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史呀,仅仅讲一些数字是不够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疫病对于人类的生活的影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所能描述的。所以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两次很重要的瘟疫。一次是公元165年到180年的这一个大瘟疫。另一个就是公元211年到公元266年的大瘟疫。这两次大瘟疫使得整个全盛的罗马帝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所以罗马帝国后来再也起不来了,导致它的衰亡。另外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美洲大陆当时土著人,(当时)估计有五千万到一个亿。但是现在,它现在人口为什么那么少,它90%的人口死于由于这些殖民者带去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因为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没有接触过这种传染病。(夭亡了)90%的人哪!这是影响人类进程的。

有一些图可以体(再)现当时的情形,就是在鼠疫,即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出现这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抬尸体的人都不够,动员什么呢,动员把监牢里面的罪犯全部拉出来抬尸体。刚开始是用棺材,后来没有棺材就挖洞,一个洞里面埋几十个。后来挖洞也不够了,挖沟就用于那种情况来处理尸体。后来挖沟都不能挖,就扔到废弃的河滩里面。结果就用犯人把它推进去,最后这个瘟疫结束以后,发现这些犯人都已经受到了制裁,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能活下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也跟我们现在很多相象,它也是谣传跟哪个动物有关系,像伦敦街头就有人在那检疫,就跟我们老太太戴着袖标在检疫一样的。有人在那打狗,说这个东西跟狗有关系,其实它跟老鼠有关系是吧。有人在打狗,有人在那测血象,测血的颜色和粘稠度。它当时没有(现代)血象的概念,测血液粘稠度。还有就是说也有很多谣传,说这个病跟隔壁张三有关系,跟隔壁李四有关系,然后宗教团体或者什么组织就把张三、李四就捆起来,架上火把他烧死。事实上一场恐慌来了以后,各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都会产生。而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

中国人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历朝历代,它的瘟疫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这里不能够完全地来回顾,只能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疫情是非常多,比如说汉代末年的,从汉桓帝到汉献帝中间经过一个汉灵帝,总共前后七十三年当中发生了十次大的瘟疫。当时由于我们也没有这一个像欧洲这种统计,它当时有一个文学家是这样写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死人,要么就是满门的死掉,要么就是一族人死掉。当时那个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序言)里面就讲十去其七、八,就是十个人当中死七、八个,实际上这种瘟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严重的。

到了民国年间有了统计制度,就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就是1932年的霍乱流行,当时我们受感染的城市是三百零六个,患病人数是一万零六百六十六人,死亡人数是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四人。像鼠疫1920年、1921年在东北东三省流行的,当时东北的人口是比较稀少的,当时死亡人数是九千三百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这个瘟疫是全人类的。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就是《二十世纪史》里面就谈,其实这个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大势),我们当然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是民主的全球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瘟疫问题也在搞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说一场瘟疫的流行跟战争,跟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很相关,它实际上也是爆发全球影响,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我特别要提出来,对于这场瘟疫的思考不能仅仅是关注于那种古代的案例。我觉得对待这种传染病,其实我们人类在近二十年有非常好的社会动员机制,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隔离预防反应机制。这点我就觉得应该说我们讲医学史有时候还要聚焦于当代史。比方说我再举一个案例就是1996年在南非曾经爆发过一次(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它的起因是一个(加蓬)医生,他那个地方有(艾博拉)病毒(的感染),(艾博拉)病毒大家知道是一个出血热(症状),得了以后就是七窍出血,在短期内就会死亡。它比SARS更可怕。它是在非洲丛林里面一种变异的病毒引起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加蓬)医生就到了南非的这个(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来治疗,治疗的第三天,(他)由于在处理它这个血液分泌物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来给他收拾这些残留的这些东西,结果那天护士早上恰巧她浇花的时候手指被割破了,这样的话它那个通过血液就传染了。七天以后这个护士就已经昏迷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南非整个就起动紧急的预案措施,一个是把这个护士,跟她接触过的二百一十六人全部隔离起来。而且马上给媒体做了一些交代,而且马上启动就是说那种防生化武器(的设备),那种叫“屏蔽护理系统”。因为它这个南非呀,它曾经在研究非洲热带病的时候有这种系统,“屏蔽护理系统”就是说人和病人是零接触,所有都是零接触。而且马上启动这种系统,所以它这场灾难基本上没有波及别的人。后来就是当时在南非社会引起这场灾难,因为(艾博拉)病毒非常历害,结果就死了这位护士。所以这位护士后来南非人认为她是民族英雄。

主持人:南非那个灾难,就死了一个人吗。

王一方:就死了一个人,而且他当时还启动了非常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在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血样送到了美国亚特兰大的(CDC)研究中心,就鉴定出这种病毒的这种亚型,而且把这一个关于这种病毒传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艾博拉)病毒传播过程的认知。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人类在跟瘟疫的这种共同斗争当中,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一点是可以让大家感到镇定的,就是每一次跟疫病的斗争都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尽管可以胜,但是有时候代价非常沉重,我们刚才讲了,几千万几千万人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说瘟疫它体现一种历史的轮回,像一个钟摆一样的,它总是要隔几十年要回来的,所以我们讲瘟疫是可控不可灭的。所以我们现在说要把它灭掉,恐怕不是人类的初衷,也不是人类的能力所及。

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瘟疫,人们每一次都在苦难中反思,反思什么呢?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这种效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反思来反思去就要反思到人身上来了。很多东西、超级病毒是由于我们大量的对环境的侵入。比方说我们艾滋病就是我们对非洲这样一个环境的侵入。因为艾滋病它本来生存在非洲的一种猴,绿猴的身上。结果因为我们把它,很多人把它、猴子当做美味,吃猴脑,很多人把猴子拉出来做药物实验,这样传过来的。另外就像东北那次大鼠疫是为什么呢?东北的鼠疫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老鼠叫土拨鼠,当时东北开发的时候,当时御寒就剥土拨鼠的皮,去剥它的皮。这样的话由土拨鼠身上传到人身上。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多是人对这种自然的侵害造成的。另外就是我们抗生素,高效抗生素、高效杀毒剂的大量使用。因为我们知道微生物世界是一个很完备的世界,它有各种各样的居民,有更多的是良民。按照(托马斯 刘易斯)讲,其实微生物它的世界跟你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菌群,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只有那种产生变异很大的,能够迅速变异的那些才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用抗生素加速了这样一个对这个劣种的、有害的病毒和细菌的这种选择,用这种人为的力量促使那些超级病毒的产生。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这个观点是这个(布鲁克 史密斯)这个人在他的一本《未来的灾难》里边(也)谈到这个观点。

我刚才讲,我们医学人文的最高境界是要思辨、是要顿悟,所以我们下面就把它引入医学思想史,有一些医学思想史和一些哲学的思考。比方说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回答一下什么是已知,什么是未知,什么是全知,什么是不可知。就是说我们现在科学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的一百年就是科学的三个事件(节目),一个叫“竞赛”,就是每个实验室都在比赛,谁能够发明最快。然后就是“征服”,看谁的实验室把这个人类的对立面都征服了。然后就“加冕”了,就是说然后就去得诺贝尔奖,去欢呼。就是说科学从新闻事件上讲,这是(丹尼斯)的一个观点,说这个科学成为一种社会事件以后就这三个阶段,就是竞赛、征服、加冕。这样的话,人们觉得科学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把这么一个(过程简单化了),其实科学它是探索无知社会的,是探索无知世界的,如果说这个无知都没有了,还有科学存在的必要吗?其实在承认科学自身价值的时候就有一个巨大的无知的世界在那里,包括我们这次对SARS早期的反应。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们像南非人那样,像南非人那样有一种敬畏感,对无知,对无知的东西,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敬畏感,我们就可能会很快地去采取一种敬畏或者说敏感的办法。而恰恰我们很多临床大夫,很多的研究者觉得对待这种传染性疾病,对待感染性疾病,人类的办法多得一塌糊涂,怎么可能闹大乱子呢?不可能的。其实我们想就是说,哪怕你已知,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是一个或者我们讲是半知(的概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追求对这种疾病恐慌的镇定,说我了解多一点就可以镇定,不是这么回事,你任何人的了解都不可能达到一个全知的境地。你不是说全知以后你才能够镇定,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知道一点就可以镇定,(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适宜知晓的)概念。

另外就是战争和共生,其实人和细菌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战争)是这一次,我们这次在抗SARS的时候用得最多的概念,就是用战争的模型,战争的这种社会动员来对付(SARS)这件事。我们经常讲的叫三高一非,高投入、高风险、高组织性、然后非模式化,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天用的钱不亚于美国打伊拉克每天用的钱了,所以是高投入。然后就是高风险,谁也不能预料这场结果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小心来对付。高组织性,必须得社会各个部门来动员,这就是战争模型的三高一非。但是在面对病毒(有)一个内在的(这种)规律,从病毒的这种生存的条件和方式来讲,我们又不能完全把人和病毒的关系完全理解成为一场战争,这一点我想用(托马斯 刘易斯)的一段话来给大家,(托马斯 刘易斯)非常幽默,他用了这么一段话来跟我们讲,他说病毒就是一个活动基因,它来干什么,它到这个世界上,它不是一心一意来制造疾病和死亡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是个小顽童。它来的话就把这个病毒飘拂起来带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病毒,把这个基因片段从这里搬到那里,从那来搬到这里,然后自己在复制过程中创造很多新的基因片段。(托马斯 刘易斯)这样讲,它如果说没有它存在,我们进化的过程就不会有意义。为什么呢?就是(一场)乏味的生物牌局,只有胜利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如果大家没有胜负之分,没有新旧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变异之分,那么说就那么几个老人,在那里玩牌,一玩几亿年玩下去是非常乏味的。病毒的出现是帮助人们在生物进化当中,把这个牌玩得更精彩,玩得更有花样。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人和病毒,而且大量的病毒,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病毒来做基因治疗,病毒某种程度从群体来讲,病毒它实际上是跟人类共生的,而且长期共生的这么一种微生物。所以当然这次它闯了祸,我们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必须通过从疫苗的方式去替代它,调动人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它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恐慌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知道了以后我们用疫苗,而且它一代一代的,它自身也有纠错机制,一代一代它也要减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SARS,它(也)是一个病毒和人的关系(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用刘易斯的一段话来讲,他就说这个是人和动物的过程当中,结果(是有一个)谈判,他说这种共生关系经常要谈判,这种谈判,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双方有一方越过了边界线,那么说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这个当然刘易斯他这样讲,这实际上是我们跟病毒的关系在这一次边境谈判没谈好,结果它侵犯了我们的边境,我们把它赶回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提出口号,要把细菌全杀死,把病毒全杀死,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是人类社会所能干得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敬畏和征服。我刚才讲了,就是人由于抗生素,抗生素是这个二十世纪医学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二十世纪医学有两个理论模型,一个就叫战争模型,叫征服的战争模型,另一个叫替代模型。战争模型就是说有什么病,我把它的病原体给杀死、把它打败,人就赢了,病就好了。这是一个模型,主要是对传染病。另外一个就是替代模型,比如说体内缺某种维生素,我给你补进来。比如说我这个器官坏了,把这个器官摘掉,拿一个人工器官或者拿一个别的器官替代进来,就是替代模型。或者说是一个假肢,或者说通过戴眼睛,都是替代,功能替代,就是说这两个模型是二十世纪医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但是这个时候容易把它泛化,就容易产生这种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征服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要更多地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的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这一点在蒙田的随笔里面谈得非常多。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类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它必须得有这一种退缩的机制。你比方说这一次我们讲这次SARS的治疗方案,第一是要抗病毒,是要用抗病毒药物。但是第二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降低人的免疫力,去减轻炎症反应。大家知道炎症干什么,炎症就是人调动体内的免疫机制跟病毒、细菌做斗争。结果它这个(糖皮质)激素使用不仅仅不让你做斗争,它还减低你这个炎症反应,它不让你去做斗争,它有点搞议会斗争的感觉。当然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讲,钟南山院士讲,早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对于挽救危重病人非常有利。这种妥协对人类来讲是必须的,不能一味地征服。在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前面用抗病毒药,这时候要用一点什么,用一点(糖皮质)激素,然后用了(糖皮质)激素再用抗继发感染的抗生素,然后再用支持疗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说一味的逞一时之勇往前冲,把所有的病毒横扫一切病毒,横扫一切细菌,然后人类就胜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我们想讲一讲就是在SARS疫情当中,这种伦理学的东西。就是伦理学里面,我这里带来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这本,这是一个史怀哲他的一个传记。这个人他就提出来,我刚才讲敬畏,他是敬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非洲丛林里面当了六十年的医生,他一直在对付热带病。他以他毕生的经历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敬畏,要敬畏一切包括自身的生命的意志也都要敬畏,而且这种敬畏不仅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这是他的一个(伦理学贡献),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次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医学界,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科学界,在伦理学上,在道德上的这种震撼和唤起,有时候更大于对这一个病原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伦理是要讲道德追求的,追求什么?当然这个史怀哲他作为道德圣人,他作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得的不是诺贝尔奖医学奖,他得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他讲医学和人的至高境界是通过牺牲自我来赢得一种有教养的、有身份的、有次序的、文明的社会生活。就每个人都是有点像中国孔子讲的克己复礼的概念。就是通过自我的牺牲,通过自我的牺牲达到一个追求纯粹的一个过程。这次某种意义上讲,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的医学界来讲是一种唤起,因为过去我们在探讨医学人文问题的时候,在探讨生命伦理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公正、公平、权利、责任、义务。但这一次,由于这个SARS事件、突发事件来得特别快,整个的医学界都动员起来,它体现一种群体的献身精神。就是整个医学界,只要在有疫情的地方,我们的医学界就全民动员,而且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政府三十五个亿的投入,香港政府十九个亿的投入,很多方面都是政府买单。这样就改变了这样一个生命伦理学的思考主题,从平等、公正、知情、同意、病人权利这一些小问题上,一下子跃升到一个什么职业献身,怎么唤起一种崇高感,怎么来体验纯粹。平时好象觉得我们生活在产品社会当中,哪有什么崇高呀,英雄在哪里呀,纯粹在哪里,哪里有纯粹的人。

毛泽东演讲《纪念白求恩》,据说是秘书给他写的稿子,写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说加上一句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尤其搞医学,它需要纯粹,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两句加得非常好。纯粹的人是什么东西,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什么,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不仅仅来源于这种职业的,我是医生我宣过誓,我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就有一种历史传统,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道德它需要内化,需要每一个人通过道德体验去理解它,然后去实践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就给这个人类提供了这么一个,给医学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过去我们讲商品社会当中我要讲回报呀,我这个事,我给你做手术我有投入呀,医院有投入我个人有投入呀, 我培养一个医生要那么长时间,他的(价格)定位怎么来确定(他)。当然在这一次,在这个突发事件当中,就像战士一样冲向前线,而且毫不顾忌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去冲,这个东西引起什么,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群体价值的认同。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过去,我们在医患关系上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咱们可以这么讲,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南方周末每一年的社会新闻版里面,报道医患冲突的是它的社会冲突里面最多的一块,我们的这一个新闻调查里面,像有些触目惊心的。

像某一个儿童医院,病人死了八天还在收人家床位费,还在收人家的特别护理费,还在人家那个账单上开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阑尾病人花了八万块钱,账单七米多长,最后人死了。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以思议的。但这里面是不是有医疗腐败,我们可以讲有一部分人,他在透支着我们整个医学界的这么一个道德信用,是他一个人透支了。我们讲群体,这次就检阅了我们这个群体,大家在这儿一事当前,能不能冲上去。但是在之前就有很多很多道德空洞,就有很多人,他没有把这个职业当做自己这样一个纯粹的追求,当做这样一个唤起自己献身的这种东西。就觉得把它当成一种牟利手段,而且商品经济他把它牟利,收红包呀,拿回扣呀,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都是一种老百姓司空见惯,老百姓而且深恶痛绝。这一次为什么老百姓自发地给医务人员捐钱送旌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话,使我们过去那种道德亏欠得到巨大的平填,我们叫道德平仓。通过这一次,使得这样一个群体在道德上赢得的东西远远比他在知识上赢得的东西多。

另外一个是道德,它是需要体验的。为什么需要这样?这个不幸的事实把我们的医护人员推到一个共同体验极端,共同咀嚼痛苦,共同直面死亡的这么一个境地。我记得那个陈大夫讲得非常动听,他说过去我仅仅是一个治疗者,他说现在我同时又是一个患者,这个医患角色在这个时候融合了。所以你说医患冲突怎么会冲突起来?怎么可能冲突起来?我既是患者又是治疗者,他这个时候已经融合了,在道德主体上融合了。在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有利于对这个疾病规律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体验。通过这种体验就是说,我过去做得一切,我过去付出的东西还不够,我过去没有把病人当做我自己生病那样来照顾。

所以我想这种双重体验和双重理解,它不仅仅是有利于对医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利于道德深化。这一点我就想讲在荷兰有一个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又是病人,他基本上是高位截瘫的,叫图姆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病患的意义》。他用现象学来研究疾病。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呢,他说医生哪,他说医生的世界跟病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说医生你仅仅是观察,而我是在体验,观察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识者又是道德的深化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对我们这种伦理学上的震撼和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讲可不可以,大概我就道德的内化可以帮助他实现在以后的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现一种伦理的外达,道德的外达,去拯救更多的人,去感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SARS留给我们医务人员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您。您刚才提到医生通过这次“非典”突然爆发,经过历练和他反思,思想的升华,这由此我想到一点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在公开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非常拥护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体验人没有尊严,你最好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医院,遭受那些医生和护士对你的羞辱。您因为是学医的,您会在医院有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你很少体验到,假如是普通百姓的话,真的你去医院就没有尊严了。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可以训斥你,您觉得经过这场大的突发事件以后,医生真的能由于经过反思、洗礼、历练以后就改变了吗?

王一方:你刚才讲的可能还是有一定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那种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当中,它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做探戈舞谁来领舞?这是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卡森)的一句名言。就像医生跟护士在跳探戈舞,探戈舞大家知道,探戈舞是需要领舞的人要主导这个舞蹈过程的,所以就提出叫谁领舞。有一种说法是我是科学的掌握者,我懂那么多的技术,懂那么多的设备怎么使用,那么说我应该领舞。所以他这种训斥,训斥的这一种由来是因为他是全知或者已知的,你是无知的。你是让他来治疗的。而且他,这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医学有一段时间,就把病人和病剥离开来。我是在针对这个病,你别干扰我,你这个人走开,所以他对人的尊严就放弃了。我在处理这个病,我没有处理你,我在处理你身上的病,把人和病分开。

主持人:这不是很成问题吗,就是一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病人,我认为这是一团病,人给剥离出去了。

王一方:对,所以这样的话,医学人文叫唤醒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一个。就是说一种情况,即使这样他会认为我懂你不懂,那么说我要指挥,我要训斥你,我有理由训斥你,我要指挥你,甚至夹杂一些私利的。我让你多出钱去买贵药不买便宜药,这个东西都是有这种所谓的家长制的这种医患关系。

另外一种,在美国这种商品社会,就是说我支付,那么说我领舞。病人说这个事我支付了,我就有病人的权利,我有消费者的权利。

主持人:对,你是为我服务的。

王一方:是啊,如果说你给我是仅仅提建议,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富翁,你这个医生敢训斥我,我马上把你解雇,我可以花大钱请更好的医生,所以你给我提的东西我都不一定采用。比如说你要劝我吃一个什么药,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要点记下来,我去咨询更高级的医学专家。就是说我在中间,我有钱,我可以选择很多人,而且我还可以再请一个班子来评估他们的工作。从某种程度讲,这也是一种叫做病人至上的这种指挥模式。

当然在中国还有这种家属,像家属在里面也可以参与一些。像中国很多东西比如说家属意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治,你问我妈去,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就是说这种医患模式有多种多样,你刚才讲的着是一种极端的案例,就是说医生认为自己是(领舞),这也是一种失去敬畏。就是不仅仅是对个人意志,过分的自恋于个人意志,而且对别人的存在不予关怀的这种人,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大夫还是能够理解对方的。

主持人:是更多的吗?我觉得极少数是可以理解对方的。

王一方:在他的一生当中, 像托马斯 刘易斯讲,就是他鼓励医生去生病,他说只要不是致死的病,医生一生当中要多生一点病才能理解人。

主持人:可惜我们的医生不容易生病,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

王一方: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是有的。这次也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医生,他的这一个付出跟回报之间,由计划经济突然转到市场经济,他也还是有不平衡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有很多怨气。那么多的劳动强度,那么多的加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回报并不多,所以他们必须去想别的,药品回扣,别的回扣来补偿。这里面也是我们社会应该思考的。应该给我们医生更高的待遇,让他不需要去通过那种不正当的东西来谋取回报的情况。你看像美国,医生跟律师就是社会收入最高的人群。而中国某种情况来讲,至少是社会阶层排到十位以后。这点我想通过这次SARS事件,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思考医生的权利和医生的责任、义务、包括他们的待遇。

主持人:我曾经是也像您这样想过,但是最近呢,最近几年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不相信这样一种道德现状的医生,当他的待遇好了以后,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像我们很多富翁,他在穷的时候,遭受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他是一个品行上面表现出很多恶劣品质的这么一个人。当他有钱了以后,他也没有改变,反倒是因为有钱能力更强了以后,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坏更大。

王一方:不,它是这样的,它这一个给予跟制约是联在一起的。如果说给予他一定的待遇后就要更严格的、更加透明的、这样一个制约机制,包括媒体的监督,包括病人的监督举报。你看像美国的医院里面都有病人代表处,就是病人代表处代表病人,院长每天坐在那代表病人去追讨病人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的医院来讲,它还是一种商业手段。就是说人家外面一传说,某某医院院长出来接待,还真给病人讨回公道。就这种制约机制跟这个提高待遇是平行的,通过那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制度才会更完善,包括对医生的监督。

主持人:慢慢等着看吧,希望您是对的,太希望您是对的了。我刚才提到这个感叹呢,其实还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网上有一位网友叫非常时期的非常委屈,他留了这么一段语言,希望您来替他回答一下。他的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他说“非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令人饱受委屈,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康复的患者、甚至在外地的北京和广东旅客、受到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破折号,哪些区别对待呢?被人拒入酒店、拒入婚宴、结婚的时候也不敢请他了,被出租车拒载、被幼儿园拒收、购物遭拒、被同事拒之千里,这一切为我们始料不及和猝不及防。面对种种亲亲相距的见闻,我感到无比难过,你们呢?

王一方:这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通过这件事情都在叩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由于恐慌造成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病,你得病的话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说有一个大致评估,因为我们现在有医疗手段可以测体温,可以追述他的病史,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甄别程序就可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去做身份判定。其实我们刚讲的现象叫身份歧视,这种身份歧视在SARS问题上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讲黑死病期间,就是说你要有人举报张三、李四,就可以把张三、李四捆起来烧死。另外还有一个,再像那些艾滋病,艾滋病都知道跟性传播,跟同性恋有关系,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多的这种道德身份了。如果你得了艾滋病,可以反推你在性关系上是不洁的,那么说甚至怀疑你可能有吸毒史。在医学伦理上就是说不对病人做道德判定,这是医学人文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他成为一个被救助者的时候,不做道德评判。而这次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刚才讲的是一种泛道德的身份歧视。就是说他不是说医务人员本身,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从疫区来的。你包括这次台湾把香港的游客关在酒店里面不能出来,从检疫的角度应该说是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交往的社会,某种程度来讲,应该说不能因为这种SARS病人的出现而产生这种歧视,这种歧视不仅仅是一种对病人的伤害,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对自身也是种伤害。就是你不尊重别人,实际上也不尊重自己,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你也失去了这一种今后做商业交往的那么一种机会。

主持人:我们学法律的有一个词叫防卫过当,这个属于防护过当吧。

王一方:对,你像这次我讲多伦多就很有趣。多伦多(加拿大)它这个总理(克雷蒂安)还跑到多伦多去住。他说,你们说多伦多危险,我自己到这儿住,而且他强烈要求WHO取消他的旅游禁令。事实上这个病从现在来看,事情过后来看,我们是不是有过敏的因素在里面。我们有过分麻木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有过敏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全知者,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不可能在事情的当下能够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和良知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应该不能歧视这些人。

主持人:网上的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社会大妈,他说五月份前后北京西城区陆续发现三例疑似“非典”病历的宠物犬,其中两例为流浪的无主犬,一例为“非典”病人家中的宠物犬。于是西城区专门成立了以屠杀为主要目的处置工作组,西城公安分局出台了相应的处置程序,要求限养办对疑似“非典”宠物采取灭杀,派出所负责流浪狗灭杀。西城疫控中心对疑似“非典”有症犬提出灭杀要求,请问,人得“非典”是抢救,动物得了“非典”是灭杀,如此野蛮的处置程序何以如此顺利的出台。由此我就想,中国人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这种破坏环境,荼毒生灵这种想法非常非常容易冒头,这件事情您好评价吗。

王一方:非常时期做出这种不够理性或者不够生态的这种做法,应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战场上现在叛徒没有鉴定清楚,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叛徒,结果部队要转移,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把这三个人可能都处置掉。应该说像这个时候这钟事件,当然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立法程序出来的东西,如果说作为一种完整的立法的话,应该有动物保护组织或者动物权利论者来进行反辩,这就讲的医学人文精神应该有怀疑、批判、反辩要反思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像这种动物一个是,是不是认定它就是传染源。

主持人:在演讲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有一种谣传又把它跟动物联系在一起了。

王一方:在伦敦的时候,当时伦敦街头那个画面上,就是伦敦街头有一部分人打狗。某种程度上讲,其实鼠疫它是老鼠身上传播的,怎样对待动物当然是可以分类的,一部分是对人类有害的动物,在人类的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当中,应该尽情地驱逐它。譬如说苍蝇、老鼠。当然像麻雀某种程度上,现在证明它是益鸟,这都是可以平反的。但是这个老鼠的话,由于我们现在动画片总是老鼠是很智慧的,老鼠可以斗过猫。

主持人:那是西方的动画片,咱们中国的黑猫警长老鼠全是坏的,必须要消灭。

王一方:所以这个老鼠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给人类做贡献,你比如说这个小白鼠,它就是我们医学研究重要的实验对象。

主持人:它活着就是被我们解剖的。

王一方: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我们在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调节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人利用自然界,利用动物这种权利,利用到什么区间,利用到什么边界,能不能利用?这个事情实际上以后是可以讨论的。你包括像原来提出,那如果说你用动物做实验是道德的,那么用人做实验道不道德呢?在美国它就所谓的,他要通过知情同意,他可以参加药物实验,他必须得同意,是志愿者。但是这个731部队和法西斯的医生,那就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给你强行冷冻起来解剖你,或者强行地给你服霍乱疫苗,让你去,看你的反应,这个东西就是有天壤之别。包括像动物一样。我觉得动物这种情况,如果作为一个社会动员,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处置的,那当时临时处置。如果说怀疑有他可以处置。如果说在社会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应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鉴定,如果跟它没有关系,还可以做一般治疗,也可以把它隔离起来做点治疗,或者这个狗的主人愿意支付的话,咱们用商业标准来,他愿意支付的话,这个就没有必要政府出钱给它抢救了。

主持人:狗的主人是肯定愿意自己支付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一方:他愿意支付的话,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嘛,我愿意支付你这边有条件抢救,那为什么不可以达成一种商业协定呢?

主持人:实际上现在是这样的,根本就没什么好谈的。有好多区域是什么小猫,小狗抓着就枪毙就弄死。

王一方:看样子你是个动物保护主义。

主持人:那肯定了。我家养了很多动物,而且我就奇怪,这个千百年来这种家庭豢养的动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来都没给我们带来过疾病。

王一方:但是你不能大意,它有时候可能通过其它途径去感染上,像破伤风。因为破伤风的潜伏期特别长,甚至十几年都有可能,所以这种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因为毕竟动物它不像人这样高度进化,而且有思维,他有情感,而且可以把那个很多预警的东西告诉你的。

主持人:因为我长期养动物,我还没有高度进化,所以我就是破伤风我也不死。一定是一个脱离动物很长时间的人,才容易被动物感染。

王一方:对,他体内没有抗体。

主持人:而且动物提供的突破口,我估计也不是什么你跟它在一起就感染了疾病,一定是你把它不该烹,把它烹了以后吃出病了。

主持人:好节目到了最后一如既往,您要用一句话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一个对当下流行病这种灾难进行反思,得到这么多结果的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一定不会空洞。但是我的问题是空洞的。这是一个不好的记者经常问的问题,但是我估计您会回答得好。就是通过这次流行病的反思,您获得的感受是什么?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

王一方:更加热爱生活,好好活着,向死而生。

主持人:好,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是我更喜欢最后那一点。向死而生。
好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完)

文章来源: 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