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
吴晓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马车见于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滕州前掌大遗址,均属于商代晚期。属于殷墟二期的妇好墓曾出土两件铜镳,表示了当时可能已经使用马车。1996 -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偃师商城被城墙内侧发现了商代早期路土上留下的双轮车辙 ,更将中国使用双轮车的时间提早到商代早期。

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被学界所关注并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主要的论点有西来说与中国独立起源说两种。过去主张中国马车来源于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从对西方马车起源及对西方马车形态发展的认识,认为中国马车的出现是接受了来自中亚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影响 。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盛于上世纪的80年代。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及西亚、埃及、希腊的车形结构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马车在车舆、车辀乃至于系驾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应该是在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 ,在偃师商城车辙发现之后,更有学者进一步以此为凭据并结合文献材料加以讨论,指出中国双轮马车的出现远在商代晚期以前,车在中国早已被广泛运用,并有其相对独立发明和发展演变的轨迹 。90年代开始,随着对中亚、苏联、高加索地区考古材料的认识,许多学者重新将中亚马车及中国马车进行结构上的比对,并将视角扩大至整个欧亚大陆,对目前发现的马车实体材料、岩画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马车应是来源于西方 。另外,也有学者从青铜造车工具的角度考虑,认为东西方的造车工具分属两个系统,而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工具制造出的战车是否同源,令人生疑 。

本文拟就前人讨论的范围,由西方马车的发展及古文献中的记载来看与中国马车发展的可能联系,从而进一步讨论中国马车起源的可能性。



虽然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对于车子起源、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但对西方车子的最早出现地仍未达成公论。一般认为,车子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拉克乌鲁克遗址IVa层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中叶的车子的象形文字。也有人认为车子起源于高加索地区,根据是该地区出土了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的牛车模型。两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比邻,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车子的起源不出两河流域至高加索一带。其出现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

而中亚存在的实物马车的最早证据是属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 ,于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发现的,在发现的墓葬中,有五处葬有马车,但无法将形制完全考察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车轮每个皆有十根车辐,此外,在几处陪葬马坑中,也发现了一种挽具,证实这些车原是设计由马来拖曳的。

就目前对中亚车子发展的认识来看,车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化过程。相关材料已在多篇外国著作以及国内讨论马车起源的文章中论述过。 这里主要谈一下中亚车轮的发展。

中亚的车子在发展为双轮车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四轮车传统。目前发现最早的车轮呈圆形木板状,是由三片木板拼接而成的。

这种圆板状无辐车轮在拼接法及中心贯轴处(毂)的型态也随时代而有变化,一般来说,时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平面,较晚的毂部比较突出。

至公元前两千纪前半,辐条式车轮逐渐增加。其形象多见于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出土的印章中 。辐条车轮刚出现的时候辐条数较少,这在许多叙利亚发现的印章图像有写实的表现,多为四根条辐,较晚的有多达九根条辐者。这些图像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950-1600之间。

公元前1500年之后,实物双轮马车的发现显著增加,并且,我们可以见到双轮车取代四轮车的趋势。除了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的发现外,在苏联亚美尼亚(Armenia)的鲁查申(Lchashen)发掘的9号及11号墓中,各出土一辆保存极为完好的马车,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250±100年,校正后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

从形态上看,两车完全一样,车舆都是长方形的,装在2米长的车轴上,固定在轴两端的车轮直径在一米左右,轮辋由两块木料輮制而成。每轮有二十八根内接于车毂、外接在轮辋的车辐。简而言之,这些不过稍稍晚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鲁查申马车,代表了一种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了的车型。

中西亚地区车子的发展经过了一段由笨重到轻巧的过程。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轻、快的带辐车成为车子形态的主流。据S.Piggott的研究认为,双轮带辐马车能够流行的原因是这种马车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扮演一种独特的角色(成为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当时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以及这种以弯曲木头建构、以双马曳引的双轮带辐马车成为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而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具备这些条件,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如中国、印度)所接受。



许多学者曾对中国马车及中西亚马车进行形制上的比对。最近的相关研究似乎都将中国车子的起源地指向西方。

王巍先生将两河流域公元前两千纪前半的双轮车子与商代晚期的车子相比较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1)均为单辕、双轮、一衡、一舆。(2)舆与衡迭压相交,以革带绑缚连接。(3)衡两侧各有一人字形车轭。(4)辕与轴在车舆下垂直相交,舆位于轴的正中。(5)车轮为辐条式,辐条两端分别插于牙和车毂之中。(6)车轴两端各有一辖,用以固定车毂。(7)使用青铜衡、镳、轭、辖等车马器。(8)均主要用作战车。所以其间必有某种内在联系。

王海城则在对车子各部份的结构进行仔细比对后更认为,东西方马车的輮木技术、车舆结构、御马器、系驾法乃至于造车技术,对马车的维护方法,受上层阶级控制等方面都有强烈的共性或继承关系。

由中亚及蒙古发现的岩画马车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见到中亚西亚与新疆、蒙古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马车向东方传布的历程。

在哈萨克曾见到无辐车轮的岩画,不过年代难以确定。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嘉裕关市西北20公里处发现的黑山岩画中也发现了圆板状无辐车轮的图像。除此之外,内蒙的阴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也有相同的发现。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这一种使用无辐车轮的马车应是古代文献所记载?quot;椎车",极可能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的马车。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容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的一组车的古代岩画,表现的则是夏代的「钩车」,岩画的内容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而殷代26轮辐战车大概从这种6-8轮辐钩车发展而来。并且,这些岩画可与《司马法·天子之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认为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

而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一个无辐车轮,以三块胡杨木拼合并以榫卯相接, 表现出了与中亚无辐车轮相似的制造工艺。林梅村先生更认为这件车轮的年代应属焉不拉克早期,即公元前1750-1300年。

如果对岩画及车轮年代的断定不误,那么这些岩画中的马车年代稍晚于中亚地区的同型马车,这种马车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应该是直接接受中亚马车的影响。所以王巍先生所推测西亚的车子传入中国的两条路径是极可能存在的。

但是,这种推论的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对这些岩画予以准确断年的具体方法。并且,岩画上所表现的无辐车或四辐车轮极有可能是多辐车轮的简化。我们可以在甲骨文及金文中?quot;车"字,及属于公元前2至1世纪前后的宁夏倒墩子墓地、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中发现的铜牌饰上六至七根辐条车轮的形象中,看到这种简化的形式。因此,这些岩画便不能成为十分可靠的证据。据目前的研究,欧亚大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埃及的马车也是在约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由两河地区传入。车轮的型态为4-6根轮辐,这与同时期中西亚马车流行的形态基本相同,只不过埃及人对车舆、车衡等结构部份进行修改。到了公元前十五世纪,战车已经成为埃及主要的战争工具。如S.Piggott所认为的,双轮带辐马车在中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达到顶峰,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所接受。

两河地区以其军事力量将战车向东、向西传入周边地区,埃及的战车即是在两河地区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苏联、蒙古、新疆发现的车子形象也应该是其向东辐射影响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中西亚的距离比较远,车子的形态又经过多种文化传递、改变,所以接受中西亚间接影响的时间较晚,所制造的车子也与中西亚、埃及相去较远。不过中国的马车在形态上仍与中西亚的马车基本一致,所以也应属于中西亚马车辐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亚型。

夏含夷先生(E.ShaugHnesy)曾指出,如果从形态分析上来看,也存在着商代的车源于周的可能。或者,更可能商与周的车都是独立地从另外一种雏形派生出来的。

由车马器的形态组合上看来,商与周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中亚西亚马车的影响是逐渐经多文化辗转传布过来,那么商与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种(也可能是两种)源自于中西亚的亚型马车,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铜文化基础上加以改变并交互影响而成。

殷墟三期所见的马车车舆有长方形与簸箕形两种。殷墟四期时马车的发现大量增加,但是只发现带长方形车舆的马车,说明了当时对马车形制探索的过程。宝鸡、周原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马车,但其所出的具有强烈特色的车马器则间接地说明了先周时期已经使用马车的事实,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在文化内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马车。



古文献中关于马车起源的传说较多。常见者有黄帝造车和奚仲作车两说。

黄帝号"轩辕",蠢醋云湓斐档拇怠Z壑堋豆攀房肌罚?quot;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刘熙《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易系辞传》、《汉书·地理志》、《历代帝王年表》等。《路史·轩辕氏》将古人"见飞蓬转而为车" 的想象加入黄帝的传说之中,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古今注·舆服》中更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更加夸大黄帝造车的传说。这些记载说明黄帝造车的传说至迟到西汉才巩固。传说中的黄帝除了造车之外,同时还筑城邑宫室、制订车服制度,成为文献中中国进入文明的始祖。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传说是奚仲造车。奚仲是夏代的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所以造车的时间应是夏代。战国晚期到汉代的文献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务篇》、《论衡·对作篇》、《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车的记载。由记述的书籍来看,此说的成形似乎是早于黄帝造车之说。

林梅村先生曾根据奚仲之名加以考释,认为奚仲为位于宁夏的奚族族人,非中原人士。而根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谍谱之"姞"姓。并且,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密须为姞姓),认为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徐仲舒先生则依据《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的记载,以为薛即今之下邳,其地临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并认为薛地处于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所以夏所使用的车应为一种中国本土所固有的独轮车。

但其讨论独轮车时所依据的文献如《魏书》、《后汉书》、《晋书》等年代较晚,并且,这一地区自商代晚期开始,即发现数量众多的双轮马车,未见独轮车。所以对其说也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其实,对于黄帝与奚仲这两种传说何者为是,在历代也受到一些质疑。《玉篇·车部》即云:"车,夏时奚仲造车,为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刘昭对《后汉书·舆服志》中"…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的记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故注曰:"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面对这两种说法,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之加以揉和调解,以求两者兼顾。三国时的谯周即将两说融合在一起,《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认为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杨倞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quot;,说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马车的形态进行改进。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 ,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由郭沫若《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複杂性 ,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的传说,原是不相冲突的两回事。

总之,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夏代已有马车,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与车相关的讯息。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考察,先不论黄帝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长亦或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象征,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明车子。虽然目前的考古发现没见到车子的相关信息,但是由所见资料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于车轮的型态应是十分熟悉的。文献中多有关?quot;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的记载。孙机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属于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 。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的陶纺轮,也与中西亚的无辐车轮型态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明原始车子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文献中也有关于车子西来的记载。郭璞注《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云:"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遣之",不知所据为何。对于《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之说则认为是"明其父子共创作"。或许,在奚仲作车之前关中地区已见马车,只不过是见其形而不知其作。造车工艺精巧,驾车东来之人也不必为造车工匠,所以直到奚仲之辈乓云浔旧淼哪咀鞔?quot;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以代人力" ,也才造成了中西马车之间部份显着的区别。但是,自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我们虽然能找到许多使用木器的传统,但这些木器均是以雕刻的方式完成,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有源于本土的揉木技术,所以此说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材料似乎比较支持马车西来的说法。不过,古文献中关于造车的诸多记载亦不敢视之为妄说。因此,要想真正解开中国马车起源之谜,仍有待于新考古材料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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