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价值观的消积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与制约

吉林省团校 吴广川


   江泽民主席说:“创新是民族之魂,”“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体制、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新的确关系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华民族是富于智慧的民族,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西方来说却处于相对的落后状态,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消积因素。导致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拘泥保守,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重“人伦”轻“科技”的价值观对创新的影响与制约。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后指出“西方文明的特殊贡献是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的特殊贡献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的。凡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稍有兴趣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占绝对优势的,是文学、哲学、历史、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伦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学问,按照启蒙主义学者粱启超的话说,中国的学术重心从它的胚胎时代就在于人际伦理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也涉及过天人(自然与人)关系方面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并非是将自然作为人类的改造对象的角度,是从人类如何探索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从而征服自然方面去研究。而是以“人天合一”的理论,把天作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认为天道即人道。以天之德来说明人类社会,把人之德升华为自然法则。中国人也讲“多思”,但“多思”的目的不在探索自然的未知领域,而是为了“通事”,便于在处理人伦关系时左右逢源、行为得体。这种“天人合”论,将自然与人和社会不分内外,否定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导致放弃了人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既然主客体为一,那我们还去征服谁呢?于是人们由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又返归于对人类道德伦理原则的自我反省,把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变成了人的道德践履。就是少数人的科学理论研究,也脱不掉人事伦理的规范,很难把自然界当作科学的客观对象来认识。而所谓“格物致知”,也不过是想从物质中领会人生社会的道理。这种传统观念导致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重人伦,轻科技的倾向,认为“文章千古事”,经文习文才是正宗,其它无非旁门左道、雕虫小技。所以在古代中国凡是能称为大学问家的基本上都是以其人文伦理方面的成果而著称于世。那些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人即使有了很了不起的成果,在当时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确实有过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时期,但有人曾对此做过这样的统计分析:在中国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成果的积分高达80%,理论成果积分占13%,而实验成果积分则低于7%。这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主要是以技术水平来体现的。技术发明成果比重大的原因在于它的实用性,它与人生活的密切性。而以理论为标志的科学,则侧重于事物自然规律的研究和探索,离人的现实生活较远,当然也就不被重视。

  当今社会这种传统的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观,仍有较大的影响。当然与过去相比,科学知识、数理化自然要普及得多,但它在个人和社会的整体思维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低。即使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调查一下他的知识结构,文科面的知识洋洋大观,而自然科普方面的知识却少得可怜。五、六十年代,在青年学生中曾流传过“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很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但这种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从对个人前途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而有多少成分是真正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艰苦的科研事业。每年高考报考理工科的学生很多,但有多少人是出于探索研究自然本身的兴趣呢,他们很多人毕业后从政经商,放弃本专业,很少听说有些人花几年的功夫去研究一条定理定律,因为这离现实太远了,太不着边际,太没有“用”了。这种传统价值观,不仅影响制约了个人和创新意识的发挥。也影响到一些政策的制定,使我们长期缺少对创新者的激励机制,从而出现了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此外,社会风气不正,使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问题,都得先从人际关系上出发,在人际关系上打主意,使正常的人际关系越搞越复杂,越搞越神秘,于是防人、整人、治人的本领也就有了市场,在“人”上做文章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一些文艺作品,充满极大兴趣地对此描绘、渲染、传播;手腕、策略、权术、心计。一套一套的用人之道和驭人之术,应运而生,中国人在这方面动的筋太多了,还能有多少精力去搞发明,搞创造呢?



  中国以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对创新影响与制约。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十分重视群体的,这一观念的本身显然没有什么错误,这是中国传统观念的长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肯定要以群体的方式生活。但是如果把这种群体观念发展到极端,无疑会对个体产生排斥作用。这种排斥的后果,无疑要扼杀个体的活力,使个体的任何行为都要从群体的规范,群体的心理,群体的习惯中去考虑,不敢越雷池步。如果谁要标新立异,搞些创新,就可能遭到群体的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扬。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创新都是以群体为基础,以个体为突破,任何创新都必然带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无一例外。这就需要我们在弘扬群体意识的同时,也应鼓励人的个性、创造性,注重激发个人的活力。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需要鼓励人的个性,社会改革方面的创新更需要鼓励和保护个人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时,土地完全由集体经营管理,“敲钟出工,敲钟收工”人们都要干一样的活儿。不允许按照个人意愿经商办企业,搞多种经营,谁不按集体要求去做。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受到惩罚。这种高度集中,高度群体化的生产方式,使我国农村长期处于一种贫穷落后的状态。农村实行改革,搞联产承包经济责任体制后,农民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我国农村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又如当前机构改革,大家都感到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但每个单位都不愿从自己那里改起,谁要先走一步,谁就是独出新裁,谁就要受到来自单位内外的干扰、攻击,改革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人事改革中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也只是停留在口头宣传上。最后只好等中央、等上级有了文件后,下级再依样画葫芦执行。在执行中由于各单位的情况不同,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同,也需要在解决各自的问题时有所创新、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个领导者有没有这种创新的勇气和魄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群体和上级部对单位领导的支持程度。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改革的时代,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会出现许多新事物,这就需要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去呼唤创新。而要创新要改变片面强调群体而贬抑个体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应强调这一点,因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尊重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张扬,而计划经济则抹杀人的个性而强调“整体划一”,使原本活生生的“人”,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人的个性活力被压抑,人的创新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重“一统”轻“发展”的价值观对创新的影响与制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特别崇尚“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一个领袖人物,只有做到一统江山,一统政令律法,一统思想文化,才能名垂青史,为后人所称颂。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一个社会缺少“秩序”和稳定,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无法解脱的自我矛盾,形成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因此“大一统”观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它积极、合理的一面,但它的消极方面和我们提倡的创新精神有矛盾,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大一统”的核心是把维护秩序放在第一位,把发展放到第二位,为了维护秩序,可以不要发展。按照这种价值观处理问题就必然导致凡事都要统筹划一,不允许人们在超出“大一统”范围之外去创新,标新立异,这就必然要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因为任何创新都要打破原来的稳定和平衡。原有的东西已经是很稳定,很平衡了,但当你发现了新问题,进行新的研究时。就必然要否定了原有的结论,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这必然引起“秩序”的紊乱,必然和传统的“大一统”价值观形成冲突和对立,必然要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大一统”这个名词虽然只能从历史课本中找到,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消积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仅就我国的教育来说,这些上来的突出问题就是出在一个“统”字上,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教学大纲、考试方法全国划一,而且长期稳定、基本不变、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统一答案、一切都象工厂生产“标准件”一样,几乎没有差异。一个老师向小学生提问题,问他雪融化了之后是什么?学生回答,雪融化了之后是春天,老师说不对,雪融化之后只能是水。这种制造标准件式的教育方式,把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完全扼杀了。人是最千差万别的,面对人的教育却要搞统筹划一、搞标准化,这就难以培养出现代化建设工业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创造性人才。教育的全国划一,也使学校教育的应变能力大大降低,当今新科学、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形势下,学校束手无策。因为教育上的“大统一”,必然导致指令性的东西过多,指导性的东西过少,使学校失去了自主权。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考试方法上,只能按上级的规定动作办,不能有适应自己教育对象的自选动作,大大降低了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教育的“大一统”,不仅束缚了学校的创新,也束缚了教育者的创新。我国的教育界有许多优秀的校长、教师,他们当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但全国划一的教育模式,只能束缚他们的创造潜力。因此,中国的教育要走向创新,就必须打破现在的“大一统”教育模式,搞五彩缤纷,给学校、教育者、教育对象留出各自的发展的空间,获得一种创新精神,从而完成培养更多的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竞争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中国重“权威”轻“后生”的价值观对创新影响与制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另一种传统价值观,就是重视等级名分,崇尚权威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形成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中国历史上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结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在思想文化上“定一尊”,要求人们象孔子那样,“祖述先圣之言,不自制作”。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二千年无思想,以孔子思想为思想,二千年无是非,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状况,禁锢了人们的头脑,窒息了人的活力,阻碍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使人唯经唯上,对“权威”不敢摸不敢碰。这种传统观念在今天仍有较大影响,使重“权威”轻“后生”的价值观,成为影响创造性人才成长,尤其是青年创造型人才成长的一大障碍。我们的国家要想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应把培养创新人才的重点放到青年身上。人才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的创新的最佳年龄阶段是青年,有人曾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过统计,如果把35岁以下的称为青年科学家,那么这些青年科学家获奖的人数的比例为:物理学54.1%,化学34.9%,生理学和医学26.2%,体育、艺术人才的创新年龄则更小。这表明中国创新的希望在青年,后生可畏。然而重“权威”轻“后生”的传统价值观,却严重阻碍了青年人才的成长。按照这种传统价值观的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都要尊崇“权威”,都要沿着“权威”的范围,顺着他的脉络去思维,相同则是,不同则非,只能继承现成的结论,不敢根据实际情况和实践的发展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缺少对现成结论的挑剔、质疑。即使有研究探索欲望,也可能是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却使自己思考向权威靠拢,最终停留在对已有成果的理解和模仿上,达不到创新的目的。

  这种重“权威”轻“后生”的价值观,不仅阻碍了青年创新人才的发展,也阻碍了大众创新精神的形成,从而使创新在中国形不成氛围,甚至会造成学术研究中排斥异己,设立禁区,搞一言堂的研究环境,这对创新人才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社会的发展需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创新人才,如果全民的创新意识较高,能在大众的范围内形成相互切磋、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携并进的机会、就会形成学者、权威人物爱护青年、提携青年,青年自觉向老一辈学习的好风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创新人才的成长会是很快的。总之,要尽快造就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就必须尽早摈弃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消极影响、给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繁花似锦的氛围和社会环境,这是中国走向创新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