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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

王选 

初到北京的新鲜感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
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那年8月底,北大
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来上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学包了一列火车的几个车厢。
北上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队,队长是物理系新生周国生,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
一个区的团区委担任负责人,周国生后任物理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品学兼优,不
幸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由于我的中学学生干部经历,被任命为小队长。

当时正值南方发大水,火车在南京附近时比走路还慢,两旁看到的是大树的顶部,
从上海到北京共走了两天三夜。在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
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
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
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大西校门时,我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
因为在上海从未见到这类建筑。当时哲学楼和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位置)之间是海
淀区的一条街道,不属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以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学生
宿舍,24楼和25楼等刚刚盖好(1994年李瑞环同志参观北大方正时,说这批楼是他所
在的施工队盖的)。54级的新生被安排在1斋到12斋的二层楼简易房内居住,这些楼的
位置即现在的电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斋,一间大屋子打成三个隔断,每隔断住8人,
共住24人。冬天一个燃煤火炉把管子通到每个隔断。负责烧火炉和打扫卫生的工友叫李
锡友,他总是把洗脸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去颐和园印象很深,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1954年秋游人很少,
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画像。当时的颐和园尚未修缮,
保留了解放前破旧的状况,与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
到一批白发的老画工,冬天在长廊上燃起了炉火,一笔一笔地画人物和花鸟画,使长廊
的画貌焕然一新。“文革”开始破四旧时,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颐和园,想再看一眼长廊
的画,可惜己被红卫兵用漆涂掉了,大失所望。

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车也使我觉得很新鲜,开关门是自动的。当时进城都走西直门,西
直门到颐和园只有一班车,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门排长队等车,长队可达数百人之多,
但很少有不守规矩加塞抢上车的。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南方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都是当地语言,所以初到北京时语言上略
有障碍,一位湖南来的同学,在大饭厅看电影时,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
,他还以为是要借火抽烟。来自无锡的张纪泉同学去饭店吃饺子,对服务员说“要一盘
儿饺子”,由于儿话音说得不标准,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
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学来自五湖四
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开起会来,不少同
学说着方言,或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四年学生生活使我辨别和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
为提高。

一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
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
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天权,他是上海中学考来的,
中学期间就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文和法文数学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
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习题课老师吴文达就给他另出题目,吃偏饭。有一次在解
析几何习题课上,他出了一个奇招,使一个习题的结果极为简洁,任课老师程庆民感到吃
惊,思考片刻后肯定了他的结果,并加以赞扬。陈天权在二年级时就发表论文,我记得题
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曼可积性》,论文的内容均是课程中尚未学到的东西。程民德先
生后推荐给其他教授,并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陈天权毕业
后分配在内蒙古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后
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9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张恭庆和马希文。张恭庆在中学时就已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数学通
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公布在该杂志上,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
所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务长赵宪初(后为校长、著名的数学特级教师、上海政协副主席)在
我们中学毕业前的大会上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马希文是北京四中考来的,入学时尚
不足15岁,是带着红领巾进大学的。我入学后就听说,北京报纸上把马希文称为“北京神童
”,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马希文很轻松地对付大学课程,余下的时间就按自己的爱好发展,他学过蒙古文,用德文写
过诗,更大的精力放在音乐上,“文革”期间成为北大乐队的作曲。1979年赴麻省理工学院
做访问学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获得者麦卡瑟手下从事研究,麦卡瑟有一公理
系统长期以来有毛病,但始终找不出原因,马希文只用两周时间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麦卡瑟
大为震惊。马希文兴趣太广泛,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他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才华
相比,这些成绩是不相匹配的。马希文于2001年患肾癌,在美国动的手术,由于手术中的失
误,不久就去世了。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张景中,他不仅成绩好,文学水平也不错,发表过诗作,他的政治课读书报
告曾作为范本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到新疆。在极端
艰苦的条件下,他仍不忘业务,与人合作,得了一个国家发明二等奖,后在机器定理可读性证
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当选为院士。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
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
好了,很舍不得。”

充满团队精神的集体生活

50年代同学中互助友爱的风气较盛,一年级时我班王树桂同学(班上惟一的党员)家庭困难,大
家就凑钱买了绒裤,并由女同学绣上“王树桂”的名字送给他。对学习困难的同学,大家也注
意关心和帮助。每天下午4:30以后班上组织体育锻炼,每周有一个下午是文娱活动时间,唱
歌、跳舞,游戏或排戏。数学力学系举办文艺会演,我班由文娱委员张纪泉主持排了反对浪费
粮食的活报剧,得到了好评。那次文艺会演还有一个节目我印象较深,是由高年级学生刘婉如、
常兴华演唱的“小小行列式”,一开头就唱道“行列式本是段(学复)先生教,我们姐妹俩来唱
一唱啊!”下面就把行列式的一条条定理都唱了出来,例如“行列式一行等于两行的线性组合,
行列式啊!”

每年春游是最高兴的事,既尽了兴,又增加了同学间的友谊,樱桃沟、碧云寺、八达岭均是我
做学生期间春游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我班还打牙祭,自己做红烧肉吃,由金旦华同学负责,我
和尹桂彬同学则去棉花地(现在的五四操场)的住户家借炉子和锅,居然如愿以偿。我第一次在
东来顺吃涮羊肉也是和一批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因为沈立同学已先吃过一次,回来一番形容引
得大家垂涎欲滴,便一起前往。沈立同学成绩很好,“文革”期间力学系迁往汉中分校,在一
次执行施工任务中他不幸遇难。

在大饭厅听报告

50年代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当时已年过七十,人们都尊称“马老”。由于他威望高,面子大,
所以常能请到领导人来北大演讲。例如1957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
来北大演讲。周总理还多次陪同外国领导人来北大;李富春同志曾作过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报告;陈毅同志曾作过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马老介绍陈毅时说:“他不仅会打仗,是总理外
交上的得力帮手,还会写诗,是个诗人。”介绍完演讲人后,马老总是搬一把椅子,横放在演
讲人小桌子边上,边听边记。陈老总上台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
来的”。接着十分生动地介绍当时刚闭幕的亚非会议一些内幕,有一个情节最精彩,陈毅说,
会议结束时某国家的领导人说:“这次会议大家都犯有错误,只有中国的周恩来没有错误。”
此话引起我们的热烈掌声。

胡耀邦同志当时刚满四十,任团中央书记,精力充沛,讲话时表情和动作很生动,有时还在台
上转360度的一个圆 。讲到京剧演员杜近芳等赴欧演出大受欢迎,不亚于当年梅兰芳出国演出
的盛况,他开玩笑地说,“杜近芳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近似’梅兰芳,而出国演出受欢迎
的程度超过她老师,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 9 5 7年康生出访南斯拉夫后,受马老邀
请来北大介绍南斯拉夫情况。他一上台就用山东口音宣布:“今天的报告不准录音,不准用速
记记录,你们若不同意的话,咱们见个面,我就回去了(意思是报告不作了)。”当时就感到康
生久经运动,生怕报告中有什么辫子被人抓住。

50年代江隆基同志任北大副校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是北大的实际负责人。他是一位教育家,
对北大颇有贡献。我们听他的报告次数最多,但有时他也会不顾场合发表长篇讲话,记得有一
次阳历除夕晚会上,大家都等着看节目和联欢,他却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足足讲了四十
分钟。江隆基后任兰州大学校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50年代时,马老脸色红润,身体十分健康。一位与马老共事的苏联专家自以为已通晓汉语,
本意是想赞扬马老健康得像个小伙子,却说出了不伦不类的话:“你真是个老小子啊!”闹了个
笑话。马老讲话时自称“兄弟”,说话随便,没有套话,也不带官腔。一次讲话中他抱怨说,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投给北大学报被退回,说这篇文章不是学术
文章。他为此而不平,但可见北大作风之民主,校长的文章也可退稿拒登。马老所作的报告给
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1957年的“人口论”,那次报告中他对人口过多的负担十分忧虑,讲话语
调非常激动,并不时拍打桌子。在报告中他举例说明深入调查的重要性。他说他从美国留学回
来后看到农村的公厕只有半截墙,外面能看到上厕所的人的脸,他觉得不文明,应加高围墙或
改成封闭式的。后来农民告诉他:“你是美国博士,但你不懂得,我上厕所时要看住我放在外
面的扁担,以免被人偷走。”马老说,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马老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
据统计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的数据都是static (静态的),一定要有dynamic (动态)的数据才
能反映人口发展趋势。马老“人口论”的 远见卓识已被历史证明,当然那次讲话中,马老在情
急之下,也说了一些容易被抓住辫子的话。例如他说“日本、德国因为面积小,人口多,所以
要出去寻找Living space(生存空间),”“由于人口剧增,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还能不能提倡和
平共处?”对于一时的不妥之词,马老后来也接受了批评,但对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始终坚持真理
不做妥协,这是值得钦佩的。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
等数学的殿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没有老师们的精心教导,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
跨越的。解析几何由江泽涵先生讲授,他当时已年过半百,是北大的一级教授,由此可见当时
北大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江先生的教材是自编的油印讲义,因为当时尚无成熟的教材(包括苏
联的)。我至今还记得,课间休息时,江先生总要抽一种散发香味的烟斗。 教授数学分析这门
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
的习惯。

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周培源、程民德先生也在其列。我记得程先生
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哲学楼的大教室内举行的,主持人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先由程先
生介绍自己的历史,后由入党介绍人吴文达作审查报告,再投票表决。这次会议领导很重视,
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江隆基副校长出席了会议,也邀请了一些学生干部参加。表决后有一段自
由发言时间,学生中张景中即席发言,他把“程民德先生入党”说成“程民德先生入团”,因
为他的河南话讲得很快,所以并未引起哄堂大笑。最后由党委书记史梦兰讲话。

“文革”前程先生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1980年,程先生当选为
学部委员,打倒四人帮后他开创了模式识别和指纹识别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云院士在
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高等代数的先是聂灵沼先生,后是丁石孙先生。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大数学系主任段
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去换丁石孙一人来北大,可见他才华之出众。丁先生教我们时才27岁,后
接替陈杰先生担任系秘书职务。当时年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丁先生对54级情有独钟,
1956年时曾与54级同学一起划船游颐和园,并在石舫讲了话,他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给我最
深的印象是:大家都有理想。”确实,50年代时,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了憧憬。我至今
还保留着当年游园的照片。

丁石孙与化学系桂琳琳老师的婚礼是在俄文楼二楼举行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主持人是吴文
达先生,他专门带来一个手摇铃,并解释说:“桂琳琳结婚后就改称丁琳琳(叮呤呤)了。”代
表54级学生发言的是吴庆宝,她在这种场合特能发挥,当场还送了一个洋娃娃,祝他们早生贵
子,引起哄堂大笑。婚礼的压轴戏是吴文达策划的“新郎给新娘上口红”。 1958年丁石孙先
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
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
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
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
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
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吴文达先生生性乐观,
讲话有趣。1958年在苏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作为计算数学专业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而被批斗,但他都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创建北京市计算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北
京市科委委员。1999年底我们54级的老学生为吴文达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他仍充满风趣和说话
幽默,注定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乐观人。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
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 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
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
景。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
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解析几何习题课老师是程庆民,他是年轻教师中的三好积极分子。他的习题课很有特色,尤其是
一学期末的一堂总结课,真是十分精彩。他用高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把一学期的内容串在一起并
加以提高,大家听后受益匪浅。后来55级的一位同学也向我提起过程庆民先生的总结课,也是赞
不绝口。我一年级阅读的第一篇文献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我按文献内容作完我一生中第一个学术
报告后,程先生鼓励了一番,同时指出我的一个毛病:身体老挡住黑板,使大家看不见黑板上的
字。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他曾组织过数力系教师篮球队与54级学生队比赛,
结果我们赢了。一年级时我班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康继鼎同学,程先生来参加这次发展团员的会
议,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不短的发言,主题是“要经常总结和调整自己的思想,与党保持一致”,
并说经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程先生作为一名党员,热爱
党、热爱社会主义,工作很勤奋;但同时他又是具有很多独立思想的人。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
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
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对程庆民先生的处分是最轻的,留校察看,但
他自己要求下乡劳动改造。“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后,
终于平反。上学时我就知道程庆民酷爱文学,他在我班聚会时介绍过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
中的故事,但想不到60年代程庆民成了作家,他的作品在电台中被配乐朗诵,龚雪早年主演的
电影《祭红》就是根据程庆民的小说改编的。

带领我们进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课老师

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杨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绩最
突出的同学选了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
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徐献瑜先生教过我们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他讲课风趣生动。例如在讲授朗斯基行
列式的特点,即“行列式内有一点为0,则统统为0”时,他打比方说,好比学校内有一个人伤
风,则全校所有人统统都伤风。此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使我至今仍记住朗斯基行列式的这一
特点。

1960年我作为无线电系的教员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数学系的徐献瑜、吴文达先生也同时下到
738厂。当时100多人睡在738厂一个仓库的地板上,每人的铺盖只能占到身体宽度的1.5倍,
非常拥挤。徐先生也和我们一样过这种艰苦生活。有一次开会,738厂的一位领导感慨地说:
“听说北大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也睡在仓库的地板上,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徐先生今已年
过九旬,仍腰板挺直,这与他达观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
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
献。他的这门课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
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
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先生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
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者居上终于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
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
然处之。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
先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 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 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
机之一,后来的Illiac 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
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
(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
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
的专家。董先生为人耿直,比我大2 0岁,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
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由他
按时把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这一杂志我在60年代时每期必读,有些载有
重要文章的杂志就是从董先生那里借来,并长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期,上面
刊载Rump Group Seminar(美国一个讨论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ALGOL 60编译的文章。DJS 2l
机上ALGOL 60编译系统中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从该期上学来的。我至今仍保留了董
先生借给我的一部分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源语言一级上的有力调试措施是DJS21编
译系统的重要特色。15年我把这一方案向董先生详细介绍,并征求他意见时,他肯定地对我说:
“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绝大多数程序故障都能通过这一系统查出”,使我很受鼓舞,后来这些
措施深受用户欢迎。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
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
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四年的大学生活正是“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
“人斗人”的残酷场面,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如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
人都成了右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难。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
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
“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
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
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

(XYS200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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