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不外人情

王道還

今年是發現DNA分子結構的五十週年。
當年,科學界對於DNA是不是遺傳物質都還在爭論,哪裡知道,DNA分子結構揭曉之後,生物遺傳的基本原理就大白於世,分子遺傳學因而誕生,改寫了近幾十年生物學與生物醫學的發展。DNA甚至重新塑造了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
二十世紀末最大規模的科學研究計畫,「人類基因組定序」(HGP),就是發展DNA科學的結果。生物的基因組,成了現代「魔法石」,或者,阿拉丁神燈。據說,只要參透基因組定序的結果,就等於摩擦神燈的蓋子,釋出擁有巨大法力的巨人,供我們役使,消除人間病痛,使我們青春永駐、長生不老,從此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
一個分子的結構,會產生那麼大的魔力,科學史上,沒有先例。十九世紀末,居禮夫婦開拓的「放射能」研究,倒是差堪比擬。
居禮夫人在研究「放射性」的過程中,發現了鐳(原子序88),並以鐳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一九○三年通過)。居禮夫婦指出放射性元素的放射能,是人類前所未知的新能源,他們立即想到的用途,就是治療惡性腫瘤(癌)。一個世紀之後,放射線已是治療癌症的標準手段,只不過,適合以放射線治療的癌症並不多。世人對放射性研究的後果,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廣島、長崎「原爆」釋放的核能。即使「和平」核能,在許多人心中,引發的恐懼仍大於感激。
原子彈問世是科學史的轉捩點,它警醒了世人,科學儘管是理性的活動,科學發展未必理性。
一九一四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年年初,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就以小說預言:未來爆發的世界大戰,會發生原子彈毀滅大城市的情事。用不著說,這個預言是在戰爭的陰影中成形的。可是,直到一九三九年年初,歐洲又是戰雲密佈,諾貝爾獎級的科學家仍能以理性論證,指出釋放核能所需的鏈鎖反應,技術上幾乎不可能。
但是歷史發展可不管理性論證,似乎總能化不可能為可能。一九四○年初,科學家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科學數據,這時科學家才面臨「不能」與「不為」的問題。要是「不能」,就沒有值得討論的責任、倫理議題了;有能力的人,才會受「道德選擇」的折磨。然而,在戰爭情境中,科學家即使道通天地,也只能任詭譎風雲擺布。面對不理性的敵人,理性有什麼用?
二次大戰結束後,參與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對於廣島、長崎的浩劫,有幾種不同的反應。有人因而投身反核行列,大談科學家的人道責任;有人預見東西對抗的新態勢,全力推動戰略核武研發;有人緊抱科學中性論做護身符,繼續從事核能研究。其中以德國的海森堡(Heisenberg, 1901-1976;193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最值得注意。
金髮的海森堡是「亞利安人」,卻因為擁抱「猶太科學」(量子論)而受國人批判,但是他在戰時堅持留在國內,為國服務。以他的學術地位,軍方徵召他負責研發核能的軍事用途,再自然不過了。根據海森堡戰後的說詞,他在戰時根本無意發展核武,他以各種技術困難為理由,化解軍方對核武的期待,而他真正從事的,是研發供發電用的核能反應器。他甚至想說服盟國的物理學家,一齊拒絕研發核武。
一九四一年九月,海森堡到德軍佔領的哥本哈根,與亦師亦友的量子論泰斗波耳(Bohr, 1885-1962;192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會談。結果兩人不歡而散。要是我們相信海森堡的說詞,波耳顯然不可「理」喻,聽不進他的建議。而波耳對當時會談的印象,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回憶道,海森堡先是大言德國必勝,因此妄想戰爭會有不同結果而不與德國合作,簡直愚不可及。海森堡又說,他正在主持研發核武。這提醒了波耳:他們兩人分別處於敵對的陣營。可是,海森堡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時,波耳非常驚駭,根本沒有聽進我的話裡最重要的部份,那就是,有極為巨大的技術困難尚待克服。我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物理學家因此可能有機會掌握製造原子彈的決定權。
海森堡這麼一位科學巨匠,竟這樣一廂情願,反而讓我們憂慮起來:科學這行當,可以任由科學家獨行其是嗎?
美國的人類基因組計畫,預算三十億美金,預定十五年內完成,也就是二○○五年。這是在承平時期作成的決定;表面看來,它不涉及研發原子彈的「道德選擇」問題。事實上,一開始就有諾貝爾獎級的學者反對花費這麼龐大的資源,從事單一研究計畫。此外,提倡人類基因組計畫的學者,以治病、防病作為主要訴求,也有誤導民眾、扭曲醫療資源的嫌疑。生活在工業化國家的人民,面臨的健康問題,與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的關係密不可分,DNA不大可能是禍首。何況,許多問題是生活品質提升的後果--例如,要不是平均壽命延長了,哪來的老化問題?
今年是發現DNA分子結構的五十週年。回顧分子遺傳學這半個世紀的成就,我們更需要的,是通識。


參考資料:http://www.aip.org/pt/vol-53/iss-7/p28.html


〔本文轉載自《中央日報》副刊9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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