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肉筑长城


王道还


 「为情伤风,为爱感冒」这组创意广告词的作者,一定不知道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达千分之一。而一九一八年秋季开始肆虐全球的流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五。据保守估计,那一场流感杀死了两千万人;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人数还不到一千万。那一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从五十一岁降到了三十九岁。

 不过,那是已开发国家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遭到「瘟灾」。到了二十世纪末,绝大多数人都遗忘了那场流感浩劫。新的疫情出现时,传媒最常使用的比喻反而是黑死病。例如一九八○年代开始蔓延的爱滋病,就给称为「世纪黑死病」。

 许多人说,不明的传染病特别容易让人感到恐慌,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感」。例如每天都有人因车祸死亡,而所谓来势汹汹的SARS,国内还没死亡病例,大众恐慌的却是SARS。话虽有理,媒体的报导往往只加深了大众的惶惑,也是事实。前些年夏天,肠病毒也在媒体上沸沸扬扬过。这几年来,肠病毒病例不见得减少,当年的集体恐慌却消歇了。难道大众对这种病放心了吗?还是媒体疲于报导的结果?

 其实,在二十世纪之前,传染病在人类社会中横行,是人生的一部份,甚至可能倾城倾国。人类的疾病生态在过去百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们的人生观,以及对生命的想象,都完全改变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死亡原因,反倒是意外,或者是癌症。传统的浪漫爱情小说,女主角必须捧心唾血、泣诉衷肠才教人觉得凄美,后来改成车祸、癌症,甚至遗传性颠狂,才制造得出同样的效果。

 对「瘟灾」的文化想象,总是以黑死病为例,也表现出我们对传染病的历史后果,缺乏常识。例如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就再也没有大一统的国家了,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伏笔,也是今日筹组欧洲联盟的历史线索。可是,削弱罗马国力的,却是军队自境外带入的新奇传染病。著名的「安东尼瘟疫」,就是在奥李略任内爆发的(Marcus Aurelius; AD 161-180在位;东汉末年),他本人也死于传染病(按,奥李略就是电影《神鬼战士》中那位衰老的罗马皇帝)。据估计,罗马军队在那一场瘟灾中损失了十分之一,有些地方人口丧失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专家推测,那是天花首度在地中海世界现身--由印度传到中东,再随罗马军队进入欧洲。到了公元三世纪中,罗马城爆发了另一场传染病,高峰期每天死亡人数达到五千。结果是,罗马帝国腹地内的人口长期衰减,因而引发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益发曝露了帝国统治机器的「寄生」本质。而虚弱的社会经济体质,养不起也经不起寄生统治结构的折腾。

 另一方面,西方人殖民全球的历史,也凸显了传染病可以当作帝国扩张利器的事实。蒙古人种在一万五千年至一万两千年前自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了美洲的原住民。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们已建立了两个「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与南美洲的印加。可是「征服」美洲原住民的西班牙人,人数不但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只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罢了,凭什么倾人城、倾人国呢?

 传染病。而且是多半源自家畜的传染病,例如感冒病毒来自猪、家禽,天花来自牛,麻疹也来自牛……等等。美洲原住民没有驯养过家畜,没有机会培养出自家的病媒。而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类应付新奇的传染病,全凭血肉筑长城;没死的人才有机会生儿育女。承平时,遭传染病侵袭的社群,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机会休养生息。社群的免疫力是这么来的。要是敌国外患施放传染病媒的话,就在劫难逃了。若不是传染病媒大量消灭了美洲原住民,白人大概不会那么容易在美洲立足的。

 并不是所有传染病都会造成大众的恐慌。十九世纪的新兴传染病霍乱,是英国殖民者将霍乱弧菌从印度解放出来,才流布世界。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起欧洲流行过的黑死病,少得多了,可是霍乱疫情对人心的冲击,却大得多,主因是:从病发到死亡的时间很短,往往只有一天,而且由于患者严重脱水,面容死灰,「死相」难看。相对来说,痨病患者面泛桃花,反而教人心生狎思,而不是退避三舍。传染病的文化想象,竟然与疾病本身乖离至此。


{本文原载于中央副刊 9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