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不幸

 
 

  读先秦诸子,墨子总是让人产生莫大的同情。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墨子》一书是中国思想百花园中的奇葩。可是,在《墨子》中,墨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都是极端非人格化的,他没有刻意留下什么个人的身世,甚至其姓氏与国籍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关于他的姓氏,最通行的说法是姓墨名翟,亦有史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认为,墨子这类贱者古时根本没有姓氏,所谓“墨”乃古刑之名,墨子盖为刑徒。关于墨子的国别,有的说鲁国,有的说宋国,更有奇者,说“墨”即“黑”,“翟”通“狄”,疑他为印度人。墨子没有留下足够的个人信息供后人寻根与缅怀,应该说是他的不幸。

  墨子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擅长于器械发明。这说明墨子本是地位低下之人,一个工匠,极可能是木匠出身。墨子早年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嫌其烦扰害事而弃之不继。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并强调实用知识而非词章文采。所以,《墨子》的文风生硬、呆板、乏味而重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是《墨子》失传的一个原因。若果如此,岂不哀哉?

  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诉求天下之大利,近乎西方功利主义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管墨家学说也有守旧和迂腐的内容,但其思想主旨无疑具有人民性。而且,他们“赴火蹈刃”,“摩顶放踵”,“以自苦为极”,有着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史载,墨家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准备网开一面,送个人情,而腹[黄享]拒绝道:“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于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据《墨子·贵义》载,有朋友劝说墨子,如今天下自私自利,你又何苦承担道义呢?墨子用个比喻加以回绝:有子十人,一人耕田而九人好吃懒做,食者众而耕者寡,难道那位耕者不该加倍努力吗?然而,墨者的做法常遭到误解与中伤。如后世有人说墨家的故事多夸饰之辞,有人把腹[黄享]杀子的大义灭亲说成是目无国法。倒是胡适说了句公道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大概算是墨子不幸中的万幸吧。

  “显学”墨家到了汉初突然销声匿迹。追其主因,胡适认为,一是墨家“兼爱”与“非攻”的学说与时代不符,二是战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先秦名学史》)。郭沫若则认为,一方面后墨大多逃入儒道而失掉墨子精神,另一方面他们过分接近王公大人而失掉人民大众(《青铜时代》)。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解释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在《论道者》中指出,墨家的衰落主要与这一事实有关,在先秦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诸侯国,墨家所依托的下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由于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重新确立,使他们的势力丧失殆尽。此外,葛瑞汉还对墨家的理性和科学精神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中国的理性论辩始于墨子,而后期墨家则完全分享了使全部知识纳入理性范围的希腊理想。这里,我们不妨斗胆做一历史假设,如果墨家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后来没有断绝而是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的科学史和观念史恐怕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此一假设若能成立,反过来说明墨家的衰歇远不是墨子或墨家一家一姓的大不幸。

  而墨子最大的不幸当为他的思想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见于《墨子·公输》、《尸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故事梗概大多耳熟能详,无须赘述。令人伤心的是,墨子虽然使楚国终于打消攻宋的念头,但在回归途中,“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冒生命危险止楚攻宋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国里巷的大门内避雨!真正原因,史乘缺如,已难得其详。但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是作为思想家的墨子的大不幸。尽管与先秦诸子中商鞅的车裂、吴起的被射杀、韩非的饮鸩自尽和李斯的腰斩相比,墨子遭点雨淋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