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安京访日杂记

 

应东京理科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小松彦三郎教授的邀请,本人于200382030日访问东京理科大学,并连续第三次参加了每年一度在京都大学数理解析研究所(RIMS)举办的“数学史研讨会”。

屈指算来,这是我第9次进出日本,按理说对东京与京都已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以前也从未写过什么“见闻”之类的东西,如果不是纪志刚教授的相约,我也是懒得动笔的。好在这次日本之行,确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值得汇报,我就权且以日记的形式,大致记录下此次行程的见闻。

820日下午3点半,从上海出发的航班准时飞抵东京的成天机场。一出海关,便看到了小松先生的学生若林和明与尾崎文秋举牌迎候。从机场出来,转乘火车与地铁,大约1个小时的光景,达到饭田桥站,东京理科大学的主校区就在附近。在地铁站旁边的一幢20层高的住宅楼里,有一套31厅的套房,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客座教授公寓”。在我们进入电梯之后,若林和明用手机通知了小松先生。当电梯在11层停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小松彦三郎教授。

821日,前桥工科大学的小林龙彦教授、东京学艺大学的渡边纯成教授在小松先生的安排下,与我一同访问了东京理科大学的“近代科学资料馆”。东京理科大学的前身,是东京物理学校,著名数学史家三上义夫曾在这里任教,另一位著名的数学史家小仓金之助是东京理科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这所大学一直保持着悠久的数学史的研究传统,其“近代科学资料馆”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数学与和算的资料。

小松彦三郎教授自几年前从东京大学数学系退休,转任这所学校的教授,便开始招收数学史的研究生,迄今毕业与在读的学生已达9人,在日本已经算是很高的数字了,这些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选择到中学任教。

822日,在大桥由纪夫先生的安排下,与正在东京大学访问的徐泽林教授一同参观日本数学史学会暨和算研究所,并会见了日本数学史学会会长佐藤健一先生。和算研究所是几年前成立的一个无带薪职员的机构,借宿于东京书籍(出版社),佐藤健一任理事长,竹之内修任副理事长。自1998年起,出版学术年刊《和算研究所纪要》。日本数学史学会前任会长下平和夫先生逝世后,将其所有藏书捐赠和算研究所,不过,这些书籍堆放在一间库房内,尚未进行很好的整理。

日本数学史学会的前身,是日本和算研究会,1960年代改称日本数学史学会,并出版《数学史研究》季刊,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研究和算史的。在平山谛、下平和夫的时代,这个学会还是比较兴旺的,大约有200名会员,其中不少成员是日本大学的教授。但是,目前这个学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日本高校(相当于中国的中学)的教师,会员数大约100人。在十分讲究等级的日本学界,日本数学史学会的地位似乎较低,许多在大学任职的科学史家好像都刻意与之保持距离,很少有大学的图书馆订购《数学史研究》。

823日,小松先生邀请我与东京大学教授川原秀成与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森本光生在他的家中共进晚餐。川原教授在1980年代初曾在杜石然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中国数学史,现任东京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并担任韩国思想史教授,曾经将《九章算术》与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翻译成日文。森本教授是一位有名的函数论专家,30岁左右时从京都大学的教授位置上退休转任一所私立大学教授,大约10年前开始自学中文,并对数学史产生兴趣。

席间,小松先生透露,目前的日本数学史界,正在进行两个比较大的计划,其一,是日本数学史学会组织的 “建部贤弘(1664~1739)与建部贤明(1661~1716)全集” 的编辑,建部兄弟是和算之圣关孝和(1642~1708)的学生,主要著作是《大成算经》(20卷),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兄弟俩,特别是建部贤弘,可能是和算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其二,由东京大学的佐佐木力教授牵头的“江户时期科学与日本近代科学的起源”,项目的总经费大约4亿日元,其中的主要部分,为当时的和算史研究。这两个项目,前者是民间的,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与编辑;后者是政府立项的科研项目,注重对江户时期科学史的综合研究。两者的研究人员也多不相重合。

小松先生重点谈到了他的计划,试图联合中日韩的数学史家,共同研究宋元数学及其对日本江户时期和算起源的影响,他大约是想撑起第三支大旗。

       824日,大桥先生与中国天算史学者横塚启之来访。横塚先生曾经研究过《授时历》中的内插法,多年前在中山茂先生的介绍下有过通信交流,这次会面,相谈甚欢,并有“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宣明历》刻本的复印件见赠。

原本打算约请在东京的徐泽林、乌云其其格等中国和台湾的访问学者学生聚会一次,但为了准备次日的报告只得作罢了。

       825日,中午12点,与小松先生乘新干线到达京都,“数学史研讨会”于当日下午115分在京都大学的数理解析研究所准时召开。下午共有三场1小时报告,我的报告被安排在第二个。

首先演讲的是著名数学家竹之内修教授,他是京都大学每年一度的“数学史研讨会”的发起人,去年曾到西安参加“数学史国际会议”,在报告之前,他主动走到我的座位前,祝贺去年会议的成功。竹之内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关孝和的《研几算法》”,他一开始就说,“为了配合曲安京先生,小松教授要求他用英语演讲。”这使我感到很惊异,因为当天的会议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在我之后的森本光生先生也是用英语做的报告。

京都产业大学的矢野道雄教授专门来参加了我的报告,在当天会议结束后,开车送我至旅馆,然后到一家我们多次去过的中餐馆共进晚餐。

       826日,上午重访京都产业大学。这两天的会议都是用日文,我基本上听不懂,也就很少参加,有时去会会京都的老朋友,更多的时间是到京大的图书馆看书,只是在上午会议结束时,和与会者共进午餐。我的出国访问的一个经验,就是尽量不要放弃与同行一起进餐的机会,吃饭的时间是最好的交流时间,无论是语言上的,学术上的,还是人际关系上的。

晚上,在一家日本餐馆举办“恳亲会”,体验京都风格的美食,自愿参加,每人7000元。

       827日,几天来,“数学史研讨会”的听众基本上稳定在25~35人之间,可是当中午才从东京赶来的佐佐木力先生的报告刚一结束,会场一下子就涌进来了许多人,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人数已接近60

接下来的演讲者是小松彦三郎教授,据小松说,数理解析研究所同时还在举办另一个数学方面的会议,是由他的学生主持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也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后来的听众虽然是冲着小松先生来的,但显然并不完全是为了听他的数学史报告。实际上,大多数的听众,都期待着观看一场“数学家与数学史家的论战”,因为,下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什么是数学史的原创性研究”?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小松先生的第一位数学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后藤武史今年初毕业,按照日本大学的要求,需要在有评审制度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能通过答辩。于是,后藤与小松将博士论文中的主要部分送交日本科学史学会主办的《科学史研究》,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这篇文章遭到了该杂志负责数学史论文审核的编委佐藤贤一的否定,其理由大体说来,就是认定这篇文章不符合“数学史研究”的规范,可以看作是数学论文(基本上是数学家的猜想),但是不能算是数学史论文(缺乏历史学的严谨,例如对史料的考证等)。

       由于《科学史研究》采用编委负责制,佐藤贤一先生的意见即为终审判决,因此,退稿不可避免。而引起小松不满的原因,除了这个审稿制度的不合理之外,佐藤给出的退稿理由之一,竟然是小松的文章没有引用佐藤博士论文的相关内容。小松对《科学史研究》的做法大为不满,遂向日本科学史学会申诉,在多次的通讯交涉后,要求伊东俊太郎会长给出官方的、正式的公开答复。

由于小松彦三郎曾任日本数学会会长,并且是90年东京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主席,在日本学界地位颇高,因此,日本科学史学会认为此事十分棘手。但是,在经过了内部的多次磋商之后,除了承认《科学史研究》的审稿程序需要改进之外,并不愿意做更多地检讨。

       于是,小松先生特意邀请佐佐木力(佐藤贤一的博士导师)、佐藤贤一、日本科学史学会负责人等到京都开会,就“什么是数学史的原创性研究”展开辩论,但是,除了佐佐木力之外,其他受邀请者均拒绝出席。尽管如此,辩论照常进行,表面上看,彼此都彬彬有礼,但是,交锋仍然尖锐。说来话长,希望有时间专门写一篇文章,暂且就此打住吧。

       828日,下午4点,会议结束。京都之行,又见到了老朋友小川束、城地茂,也见到了去年来参加西安会议的公田藏、小林龙彦等。

830日,上午10点,电话与矢野道雄先生告别。前往名古屋机场,踏上归程。

京都大学的“数学史研讨会”,是数理解析研究所每年召开的约50个会议中的一个,这是一些退休的数学家召集的数学史会议。有更多的数学家在上了年纪之后转而从事数学史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方面,这些有成就的数学家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为数学史研究带来更多的物质资源,从而扩大数学史研究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数学家的参与,在保持数学史的内史研究传统方面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对于科学史研究越来越“文科化”的倾向无疑是一种平衡。

在飞往西安的航班上,看着美丽和蔼的空姐,回顾10天来与温文尔雅的小松彦三郎教授的相处,忽然就想起了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之间的那场“科学战争”(science war)。这一次是数学家与数学史家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