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鸿隽的科学文化观*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探究和传播科学文化的最早的先驱之一。本文围绕任鸿隽关于科学的特性和目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与道德和人生——它们最能体现科学文化的内涵——几个方面深入发掘,以展示任鸿隽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思想,并从中领悟科学的智慧和人生的真谛。
[关键词] 任鸿隽 科学文化 中国科学思想史 批判学派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史和思想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抹去的,他就是任鸿隽(H. C. Zen,1886-1961)。任鸿隽不仅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探究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开端或先行者——诚如生物学家郑集在1951年所言,任鸿隽及其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中国作科学文化的开路先锋”[ ]。他的有关科学文化的研究成果,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大浪淘沙,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感人至深。鉴于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在学术界亦无定论,以及任鸿隽本人科学论的许多方面都与科学文化或多或少有关,本文将择其要者——最能体现科学文化涵义的科学的特性和目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与道德和人生——分而述之,以展示任鸿隽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思想,并从中汲取科学的智能和人生的真谛。

(一)近世文化是科学的
尽管“文化”一词的含义是模糊的,任鸿隽还是想方设法给它一个定义。他很喜欢梁漱溟先生说的“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成绩”。不过,他对此并不满足,认为人类生活的样子并未尽文化两字的涵义。按照任鸿隽的看法,还要加入“人类生活的态度”几个字,来包举思想方面的情形,文化两字的意思才得以完备。因此,文化有种类和程度的差别,但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
像巴特菲尔德等科学史家一样,任鸿隽早就赋予近代科学出世以崇高的历史意义。他说:“自科学发明以来,世界上人的思想、习惯、行为、动作,皆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p.192)他把这一事件视为“近世欧洲文化的……一个新纪元”,“近世和古代不同的起点”,“东西两方学术思想分界的根源”(pp.218,242,240)。基于这样的考量,任鸿隽在1916年就提出了“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的观点:
自十七世纪培根、笛卡儿、加里雷倭、牛顿降世以后,实验之学盛,而科学之基立。承学之士,奋其慧智,旁搜博讨,继长而增高,遂令繁衍之事物,蔚为有条理之学术。 其施于实用,则为近世工商业上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今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以其趣。故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p.68)
在1921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旧学术与西方科学的分道背驰之处:中国几千年来求学的大毛病,就是重心思而贱官感,即专事立想,不求实验——“东西两方学术思想分界的根源”(p.240)。
在1922年发表的“科学与近世文化”一文(pp.272-280)中,他明确指出,近世文化是与中古文化判然有别的,因为近世人生活的样子和对事物的态度与近世以前的大异其趣。他不同意近世文化是物质的、强力(可能是power一词,任鸿隽将其译为“权力”)的、进步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只可以代表近世文化的一部分,却不能说可以总结近世文化的全体。他集中论证了“近世的文化是科学的”、“科学是近世文化的根源”的命题。他首先要人们注意,他的命题和近人所说近世文化的特采是科学发明、科学方法等等有点不同。因为他的意思是说,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内;而后者只不过意指,科学的存在和科学的结果,足以影响近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罢了。在作出这样的区别之后,他径直提出自己的观点:
别的改革和开创,自然也影响近世人的生活,并且为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终没有科学的影响和关系于近世人生的那么大。这有个原故,就是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科学的根据,完全在事实上;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无穷无尽上。有了这几层原因,我们说近世文化都是科学的,都是科学造成的,大约也不是过甚之言。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任鸿隽把中世纪的思想和研究学问的方法与近世的加以比较,以彰显科学和近世文化的关系。中世纪的人们相信上帝创世和天命有定,哥白尼的地动说打破了这种宇宙观。中世纪的学术界所崇奉为宗主的是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罗吉尔•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先后倡导研究自然和观察试验方法,从而使学术之面目焕然一新。任鸿隽进一步论证说,近世人类的进步无非是有人所讲的知识、强力和组织,而这些均得益于或借助于科学。讲到知识,因为有了科学,我们的知识才得到了两个试金石:一个是根据事实,一个是明白关系。科学的贡献,就是用事实代替理想,用理性代替迷信,知识的进步正是由此而来。讲到强力,也就是我们所能驾御的力量和那力量所及的远近,都是由知识的组织和应用得来,自然又是科学的产物。讲到社会组织,近世有三个特采:一是所谓德谟克拉西,二是组织范围的扩大,三是效率的讲求。这三者都与科学直接或间接密切相关。尽管在知识、强力、组织这三方面,近代的进步都较前最为显著、最为特别,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三种进步是近世文化的表现呢?又因为这三种进步都是科学的直接的产物或间接的影响,我们若是拿它们来代表近世文化,我们要说明的科学和近世文化的关系,是不是可算做到了呢?任鸿隽对此的回答是:
我们上面所说的知识、强力、组织,都是生活的样子,我们还有一个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态度,是我们对物的主要观念和做事的动机。我们晓得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我们的人生态度,果然能做到这一步吗?我们现在不必为科学邀过情之誉,也不必对人类前途过抱悲观,我们可以说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秘奥,来领导认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与价值。
请注意,任鸿隽的这些言论不仅说明了近世文化主要是科学文化,而且也道出了科学的文化意义及科学文化的内涵,值得人们仔细品味。

(二)科学的目的、特性和价值
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在其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中,深入阐述了科学的定义、目的、动机、特性、功能或价值等,而且主要是从科学的文化表征即形而上层面和精神价值的角度阐明的[ ]。任鸿隽研读过皮尔逊的名著[ ],深受皮尔逊思想的感染和激励,他的论述不仅有青出于蓝之处,而且也不时观照中国的国情和现实。
致知和求真既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但在很大程度上则出于好奇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致知是人类的文化本能,求真是人类的文化天性。任鸿隽深知,“关于知识的起源,好奇心比实际需要尤为重要”,因此他提出“求知为科学的动机”的命题(pp.329,32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科学这一有目的的、系统的致知活动视为以求真或追求真理为鹄的的事业,并给科学下了一个形而上的定义。他说:
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角思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p.14)
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p.19)
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以论理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知识。(p.323)
与这些定义相辅相成,任鸿隽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研究自然,创造新知,追求真理。他早就倡言:“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p.6)“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为天然界之主,而勿为之奴。故科学者,智理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p.61)西方科学“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pp.85-86)他提请大家弄清楚:“我们所谓形下的技艺,都是科学的应用,并非科学的本体;科学的本体,还是和那形上的学同出一源的。” (p.183)他的下述白话把科学的目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说科学是物质文明的,好像科学就是饱食美衣、骄奢淫佚的代名词,同中世纪的欧洲人以研究科学就是与恶魔结了同盟一样的见解。其实科学虽以物质为对象,但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乃在发明自然物象的条理和关系。这种研究,虽然有应用起来以改善衣食住的可能,但在研究的时候,是绝不以这个目的放在眼前的……法拉第研究的目的,并不在物质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满足。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只是要扩充知识的范围,而得到精神上的愉快。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物质的吗?至于利用科学的发明,而得到衣食住的改善和物质的享受,乃是科学的副产品,而非科学的本身了。科学不过是人类知识范围的扩充,天然奥窍的发展,……(pp.384-385)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任鸿隽极力反对以工业代表科学,力图还科学于学术思想之域(pp.52-53)。他一再强调:“夫奇制、实业者,科学之产物。奇制、实业之不得为科学,犹鸮炙不得为弹也。故于奇制、实业求科学者,其去科学也千里。”(p.69)他吁请人们,不要把科学作物质主义观(p.210),科学不是器械,不是船坚炮利 (p.506)。“今之所谓物质文明者,皆科学之枝叶,而非科学之本根。”(p.210)任鸿隽的这些看法,显然也受到彭加勒的启迪,因为他研读过彭加勒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基础》[ ]——《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的英译合集本。彭加勒在其中写道:“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值得活动的唯一目的。”为此,他“希望捍卫为科学而科学”。[ ]
任鸿隽也零散地探讨了科学的特性,这就是科学的实证性、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因果性)、永久性、普遍性、广大性、国际性、继承性、一致性等。他说:“盖科学特性,不外二者:一凡百理解皆基事实,不取虚言玄想以为论证。二凡事皆循因果定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由第一说,则一切自然物理化学之学所由出也。由后之说,则科学方法所由应用于一切人事社会之学,而人生之观念,与社会之组织,且生动摇焉。”(p.63)一言以蔽之,今之事实之学战胜古之文字之事,足以代表科学之殊性与特质(p.68)。任鸿隽认为,科学是合理的(合理性的),所谓合理的,就是合于推理的客观的结果即事物的因果关系。合理的意思,一是和迷信相对,迷信就是不合理的信仰,由不明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生;二是不盲从古说;三是不任用感情。他得出结论说:
照这样看来,这“合理的”字源,虽然和理性有些关系,“合理的”意思,却完全属于客观的结果,明白事物的关系。哲学家的理性说,固然不算真诠,文学家的感情论,也当退避三舍。果然事事求一个“合理的”,那种侥幸、胡涂、盲从、妄冀的意念,都可一扫而空,岂非思想的进步吗?(pp.207-209)
任鸿隽在论述了科学的永久性时说:前人殚精竭虑向自然争来的奥秘,并非当前之刍狗,而有返旆还辕,弃之如遗者,须知科学上之理论与定则,诚不免新陈代谢随时进化之迹,而科学本体唯有根深叶茂,日进高明,绝无根本推翻之事。科学还有普遍性:科学为客观真理,唯其为客观的,故在此处以为然,在彼处亦无不然。科学也有广大性:每一问题,以观察范围之所及愈广,而研究结果之确度愈增,问题答解之完全与否,多以其观察之广狭而差。(p.430)任鸿隽亦洞察到科学是国际性的。他这样写道:
科学是有国际性的。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说科学是人类智能的公共产品,科学知识应该公开出来为全人类谋幸福,不应由少数国家或个人据为独得之秘,阻碍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的本身,须靠了国际间的学者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若专靠一国学者的努力,不但许多重复,迟缓是免不了的,有些工作的进展简直是不可能。(p.569)
任鸿隽还看出科学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他说,科学历史是整个的、是有继承性的,无产阶级绝不拒绝接受过去人类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用科学方法获得的真实知识是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差别。(pp.633-634)
在任鸿隽关于科学特性的论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皮尔逊乃至彭加勒思想的影子。皮尔逊详细地论述过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怀疑性、简单性、一致性、进步性、公有性、公正性等([3],179-188)。彭加勒也就科学的特性作过诸多论述,例如,他说在新旧理论的更迭中,真关系进入新理论,融入更高级的和谐,行家总是从中能辨认出旧理论的遗迹([6],p.150)——科学的永久性和继承性皆现于此。
彭加勒在他的著作中尤其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皮尔逊更是专门论述了科学的教育价值、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3]pp.189-199)。任鸿隽循皮尔逊的思路和彭加勒的要旨,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明确表示,“科学之研究,直接影响于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之于美术,友也而非敌”;故科学“足当教育本旨”。他完全赞同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评估,即“须从西方科学中采取其具有真正人生价值之特点及其精神与方法,不可徒采取其结果。”也就是说:
中国欲返乎昔日之安定状态,端赖一种教育组织,其大部分须建筑于固有文化之上,而同时亦须受实验科学精神之激发。中国人所应知者,即科学对人类之价值,不在于人类之物质力量,而在于吾人由科学而养成之态度。真正的科学,既非以物质支配世界之实际结果之总和,又非知识上之一种虚饰;乃系内心之生命,以适应现实环境为目的,努力从事,而尚未完成使命者也。(p.460)

(三)科学方法的文化意义
皮尔逊对科学方法的意义、特征、功能做了精湛的论述([3],pp.136-144)。例如,他说:“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他还把科学方法视为习得科学心态或科学的心智习惯的有效途径,因而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的公民教育。([4],pp.75,15,9-12)任鸿隽汲取了皮尔逊的思想营养,试图进一步揭示科学方法的文化意义。
任鸿隽十分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科学之本质不在材料,而在方法。”(p.23)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种子”,它具有“生长的生机与潜能”。近代科学与所谓的古代科学大大的两样,其原因盖在有无科学方法。比如,试验方法于近代科学有两大贡献:一是避去一切玄理空想,在宇宙间的自然现象上寻求研究的材料;二是这种探讨的路径可以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向高深。特别是,现代科学已与它的方法合而为一,无法分开,故不能说结果是科学而过程不是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在过程中的。(pp.498-499)在任鸿隽看来,“重归纳尚事实”的科学方法是“西方为学之本”,而好文之弊乃神州之痼疾,以致“不悟为学本旨”,兹吾国学术无望发达。(pp.86-87)在论及科学方法的教育功能时,他像皮尔逊一样,一下子洞察到科学方法的文化意义:
要之,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方法者,首分别其类,次乃辨明其关系,以发现其通律。习于是者,其心尝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所谓科学的心能者,此之谓也。此等心能,凡从事三数年自然物理科学之研究,能知科学之真精神,而不徒事记忆模仿者,皆能习得之。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此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p.67)
在评介汉译汤姆生教授的《科学大纲》时,任鸿隽对科学方法的文化含义青眼有加:“此书所贵者,不在其包罗万有,可以束置高阁,被吾人须要时之顾问,而在其传述科学之方法,能使坚冷无生气之知识于吾人举生趣味,读者不但了然于科学之进步,且将奋起其自行研究之心焉,此真绍介科学者所馨香祷祝者也。”(p.293)任鸿隽1931年还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不仅体现了科学方法革故鼎新的功能,而且也许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现在讲马克思主义是最时髦的了,但是我们要晓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论,是用科学方法得着的一个结果。我们若是也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那么得到的结果,是不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便不可知了。这这种研究的结果,若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我们方才不是盲从,若是不一致,便是我们新创的文明了。”(p.429)

(四)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原和真诠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和集中展示,科学精神的内涵也就是科学文化的内涵。任鸿隽最早提及科学精神的文字,也许是1915年在《科学》接连发表的“科学与工业”和“科学与教育”二文。他在前者中认为,“事实之学战胜文字之学”,“足代表科学之精神与能事”(p.52)。他在后者中指明,在社会科学内,“科学精神,与因果律令,无在不为学者所应用也”(p.64)。
1916年1月发表于《科学》的“科学精神论”(pp.68-75),是任鸿隽专门论述科学精神最早的文章——一篇言简意赅、文采斐然的文章。他在该文中说,科学缘附于物质,而物质非即科学;科学受成于方法,而方法非即科学。他进而指出,
于斯二者之外,科学别有发生之源泉。此源泉也,不可学而不可不学。不可学者,以其为学人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不可不学者,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其物唯何,则科学精神是。
在任鸿隽看来,古今学术之范围,可分为行、知、觉三科。属于行者,道德之事,以陶淑身心为归者也。属于觉者,情感之事,以审美适性为能者也。科学在三者中,属知之事。以自然现象为研究之材料,以增进知识为指归,故其学为理性所要求,而为向学者所当有事,初非豫知其应用之宏与收效之巨而后为之也。夫非豫去其应用之宏与收效之巨,而终能发挥光大以成经纬世界之大学术,其必有物焉为之亭毒而酝酿,使之一发而不可遏,盖可断言。其物为何,则科学精神是。于学术思想上求科学而遗其精神,犹非能知科学之本者也。他接着针对“科学者,取材于天地自然之现象,成科于事实参验之归纳,本无人心感情参与其间,今言科学而首精神何故?”的疑问作了回答:吾所谓精神,自科学未始之前言之也。今夫宇宙之间,凡事业之出于人为者,莫不以人志为之先导。科学者,望之似神奇,极之尽造化,而实则生人理性之蕴积而发越者也。科学精神者何?任鸿隽一言以蔽之曰“求真理是已”:
真理之为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
既然科学精神在求真理,而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数事实为之左证。任鸿隽因此认为,言及科学精神,有不可不具之二要素。一曰崇实: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像,而不以称诵陈言,凭虚构造为能。近人有谓科学之异于它学者,一则为事实之学,一则为言说之学,此可谓片言居要矣。故真具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曰贵确:所谓确,凡事当尽其详细底蕴,而不以摸棱无畔岸之言自了是也。人欲得真确之知识者,不可无真确之观察。然非其人精明睿虑,好学不倦,即真确之观察无由得。反观神州学风,任鸿隽看到其与科学精神若两极之背驰而不兼容。不拨而去之,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他揭示出违背科学精神的学风是: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凡上所举,皆无与于科学之事。夫科学精神之不存,则无科学又不待言矣。
此后,任鸿隽在不同场合和时段多次论及科学精神的意义、内涵和养成途径。他说,科学精神是“科学的出发点”(p.320),是“科学真诠”,“研究科学者常先精神,次方法,次分类”(p.497)。他一再强调:“科学之事,以试验为重。……试验者,不敢自信归倚于事实,是即科学之精神。”(p.119)他赞同西人梅加夫教授的看法:“所谓科学精神者无它,即凡事必加以试验,试之而善,则守之勿失;其审择所归,但以实效而不以俗情私意羼之。”(p.165)十年后,任鸿隽在他的著作《科学概论》中专列一节讨论科学精神(pp.350-361)。他把科学精神的内涵或特征由崇实、贵确二者发展为五个——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尽管他对后一个的诠释狭窄了一些(存疑应该包括对已有理论或论断的有条理的怀疑)。他指出,科学家的崇实,是以事实为研究的基础,当然以崇实为第一重要。科学家对于官觉的错误,固然要用推理来纠正,而推理有错误,又不可不用官觉来纠正。盖用推理的结果当事实,是科学精神所不许的。“实”是指事实,“确”是指精确。但有事实而无精确的了解,是不中用的。科学始于度量,科学异于常识之处在于它是定量的。精确与科学是不可分离的,科学家在工作中处处实行贵确精神。察微之“微”有两个意思:一是微小的事物,常人所不注意的;一是微渺的地方,常人所忽略的。科学家对于这些地方,都要明辨密察,不肯以轻心掉过。慎断即是不轻于下结论。科学上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和准确的,这都是从不轻于下结论得来。科学家的态度,是事实不完备,决不轻下断语;迅率得到结论,无论它是如何妥协可爱,决不轻易信奉。英人博鲁克有言:“能悬而不断,乃智能训练的最大胜利。”汤姆生也说:“积极的怀疑与贵确的性质一样难得。”这些话可以代表科学家的慎断精神。慎断的消极方面——或者可以说积极方面——就是存疑。慎断是把最后的判断暂时留着以待证据的充足,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释,或妄费研究。科学的职任,在把不可知的范围逐渐缩小,把可知的逐渐扩大,要把不可知的完全消灭,恐怕知识进化亿万年后也未必能达到。所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决不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必对于不可知的问题,抱一个存疑的态度。任鸿隽表示,以上五种科学精神虽不是科学家所独有,但缺少这五种精神,决不能成为科学家。
任鸿隽指出,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磅礴奋发于文艺复兴,光大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p.247)。他赞同地引用了赫胥黎“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的言论,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即是说,这种训练不专属于某种科学,而为一切科学所应有。而且,平常人平常处事,就最妥当的办法而言,也应该具有这种精神。(pp.352-353)他像皮尔逊以及梅加夫一样认为,坚持数年学习或研究科学的某一分支,科学精神将不期而至,这是培养科学精神的唯一途径(p.165)。他强调,科学教育的重点不在于传授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知识,而在于养成“科学之真精神”和科学心态(pp.67,460)——这实际上就是在科学文化的熏陶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文化素养。

(五)科学有益于道德和人生
科学与道德和人生的关系,既体现了科学的文化功能,也透露出科学的文化含义或科学文化的内隐真相,也说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早在1915年1月的《科学》发刊词(pp.14-18)中,任鸿隽就指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人生、知识、道德,“可应用于正德利用厚生”。他就科学与道德不可分离之关系发表了如下见解:
今人一言及科学,若啻属于科学,而与道德之事无与焉者,此大误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故科学直接影响于物质者,即间接影响于道德。且人之为恶,故非必以是为乐也。辨理之心浅,而利害之见淆,故有时敢为残贼而不顾。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人苟明于经济学之定理,知损人之终于自损也,必不为以邻为壑之行。明于社会学之原理,知小己只不能独存,而人生以相助为用也,而人偶共作慈祥岂弟之心油然生矣。又况以科学上之发明,交通大开,世界和同,一发全身之感,倍切与畴昔。狭隘为己之私,隐消于心曲。博施济众,泽及走禽。恤伤救难,施于敌土。四海一家,永远和平。皆当于科学求之耳,奚假铄外哉?
在不到两年后发表的“科学与教育”一文(pp.61-67)中,任鸿隽较为集中地论述了科学有益于道德和人生。他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无科学知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他举例详细地论证了科学之研究,直接影响于社会和个人的行为,乃至个人的性格。他说:
凡人生而有穷理之性,亦有自觉之良,二者常相联系而不相离。谓致力于科学,不足“自知与知世”者,是谓全其一而失其一,谓达其一而牺牲其一也,要之皆与实际相反者也。人方其冥心物质,人生世界之观,故未尝忘,特当其致力于此,其它不得不暂时退听耳。迨其穷理既至,而人生之情,未有不盎然胸中者。于何证之?于各科学之应用于人事证之。方学者之从事研究时,其所知者真理而已,无暇它顾也。及真理既得,而有可以为前民利物之用者,则蹶然起而攫之,不听其废弃于无何有之乡也。而或者谓好利之心驱之则然。然如病菌学者,深入疫疠之乡,与众竖子战,至死而不悔,则何以致之?亦曰研究事物之真理,以竟人生之天职而已。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以如是高尚精神,而谓无与于人生之观,不足当教育本旨,则言者之过也。
不过,任鸿隽也未夸大科学的这一功能,他承认:“科学能影响人生,变易人生,而不能达人生之意。于此领域中,惟文字为有权。”
在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 ]中,任鸿隽作为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发表了“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pp.302-306)。他不同意张君劢关于“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的观点,并据理予以驳斥。他批评张君劢把“人生观成不成科学”与“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混为一谈,又把社会伦理、行为动机、人生究竟等等塞入人生观概念,使之成为一个浑沌囫囵的东西,科学方法自然用不上去。任鸿隽的结论是:“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他论证说,人生观既然不能离物质世界而独立,所以物质界的知识愈进,人生观当然亦从而生变动,即人生观之进于科学的与物质界的知识进于科学的成比例。他以进化论为例,说明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他进而表明,科学不仅像上面所言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而且科学自己还可以直接地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他举出三种科学的人生观以见一斑。第一,科学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无穷无边的,所以研究科学的人,都具一种勇猛前进,尽瘁于真理的启瀹,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有了这种人生观,才能打破物质界的许多引诱,凡是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如此的。第二,因为科学探讨的精神,深远而没有界限,所以心中一切偏见私意,都可以打破,使他和自然界高远的精神相接触。有了这种人生观,所以有些科学家,竟能把荣名界限及一切社会阶级打破。这是因为科学家的人生观,是超乎这些以上的。第三,科学研究的是事物的关系,发现因果的观念,而因果观念在经验世界里有绝对的普遍性。研究科学的人,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种合理性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任鸿隽最后把他的思想总结为四点:
(1)科学有他的界限,凡笼统浑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都非科学所能支配。但是科学的职务,就在要分析及弄清楚这些思想事实上。(2)人生观若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若分析起来,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3)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4)因为不曾研究过科学的,看不到这种人生观的景界,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以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
任鸿隽的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触及到科学与人生的密切而微妙的关系,这对于人们从科学本身领悟科学的智慧和人生的真谛,无疑具有教益。

[参考文献]
[ ] 原载《科学》1951年第32卷增刊。转引自冒荣:《科学的播火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0页。
[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2-273页。以下引用该书时只在正文注明页码。
[ ] 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1版,第179-215页。
[ ] K.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该书译自The Grammar of Science 1892年第1版,任鸿隽研读和引用的是1911年出版的第3版,即 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Part I: Physics,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Adam and Charles,London, 1911;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11.第3 版对与第1版相同的章节仅做了个别词语的修改。
[ ] H. Poincaré,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Translated by G.B.Halsted, The Science Press, New York,1913.该书的中译本可参见彭加勒:《科学的基础》,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尤其是其中的《科学的价值》中的序和“为科学而科学”一节。
[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引言和第154页。
[ ] 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第1期,第49-56页。也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皮尔逊思想在中国”。

H. C. Zen: Chinese forerunner in disseminations &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e of science
Li Xingmin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Abstracts: In China H. C. Ze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disseminators & researchers on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Zen’s views on characteristics & aim of science, scientific method, the spirit of science,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morals & life, etc., these views can embody fully connotations of the culture of science. Not only readers can see Zen’s rich and varied thoughts on the culture of science, but also can comprehend wisdom of science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H. C. Zen,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Karl Pearson, Henri Poincaré,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tific ideas.

(原载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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