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李振宏(《史学月刊》主编)


1999年,在一本书的跋文里,笔者曾经这样评论80年代末以后的史学理论研究:"十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没有提出过激动人心的课题,没有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没有多少值得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引为自豪的东西。80年代那种火热争鸣、论战的气氛,已经成为人们乐于沉浸其中的美好回忆。"但是,这种状况很快被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所打破。一方面,站在世纪末的高度理性地总结一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特点、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要求学者们要有宏观理论思考的气度和魄力;另一方面,对新世纪的展望,也需要有大尺度的历史眼光。这些都需要史学家们有饱满的理论热情和宏观思考的思维品质。于是,世纪之交的时代特殊性,促成了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变化,出现了几处宝贵的亮点,打破了延续将近十年的沉闷。综述一下最近五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对今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将会有所裨益。

一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与总结

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从总体上思考问题,需要总结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这种总结决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理论性很强的研究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诸如20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性特点,它的发展规律,它的深刻内涵,它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都是很难把握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从事这些总结性工作的,也大多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下面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综述他们的研究成果。
  
1、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
  
戴逸先生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概括为:第一,进化史观风行。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并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1]
  
瞿林东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其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2]
  
李振宏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大遗产,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深刻性,它的历史穿透力,使我们受其熏陶的学者,都培养成了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习惯。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想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去发现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因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多能提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不流于肤浅和庸俗,并能在很深刻的理论层面上,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借鉴。[3]
  
赵世瑜先生说,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向经济史、社会史范史转变。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从自上而下看历史发展到自下而上看历史,再发展到整合的历史观。整合的历史观时刻要求我们把一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是如何结成一个整体的,整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怎样调适,才能使社会正常运行,这个整体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等等。这种从传统的政治史到经济史、社会史,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整合的历史观的研究范式的转化,是20世纪史学发展具有根本的变化,值得总结和借鉴。[4]
  
2、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
  
瞿林东先生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表述为: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第一个特点和规律;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是另一规律;第三个规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5]
  
陈其泰先生把20世纪中国史学分为五个阶段:1、世纪初期,是"新史学"思潮涌起的时期。2、"五四"前后至三四十年代,是新史学发展阶段,也是新考证学(实证史学)取得建树阶段。3、从1929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阶段,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是其前导。此与上述新考证学获得建树在时间上交叉,形成双线前进。4、解放后至六七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经受严峻考验阶段。5、新时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探索阶段。[6]
  
于沛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在于,首先,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自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其次,20世纪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最后,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明显特点。[7]
  
侯云灏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有三大思潮:一是"新史学"思潮,二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通过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第一,社会思潮对史学思潮有直接的影响。第二,20世纪中国史学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科学主义趋势,一是人文主义的趋势。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没有体现出西方史学思潮原有的时间性和层次性;然后,经过时间的筛汰,出现了重新组合。[8]
  
3、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瞿林东先生说,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史学的基本属性。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同时,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加强中外联系提供参考和帮助,也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并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关于教训,瞿先生总结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像"文革"期间那样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痛教训。[9]
  
以上这些总结,都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了充分肯定。但是,这其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年轻学者雷戈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了整体性否定。当然,他否定的不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具体成就,不是史学在具体文化知识方面的积累,而是20世纪中国史学整体的发展方向。雷戈认为,有无理性与批判,是现代科学与古典科学之间的最大区别。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在外观形式上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但其实质和内涵则无疑仍是古典的学科形态。雷戈还对如何总结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必须用全新的观点来认识20世纪的史学史,即必须建构起一种新的史学史模式,以此来关照和反思20世纪史学价值的真实含义;第二,必须明确认肯20世纪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第三,必须深刻揭示20世纪史学史的曲折命运及其内在根源;第四,必须正视20世纪史学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异和退化;第五,必须以此为契机去恢复历史学在20世纪初(比如五四时期)曾初步确立起来的现代科学品格,并对其内涵和性质加以批判性的考察和辨析,进而在这个基础上为21世纪创建一种更富开放性和思想性的史学体系。[10]遗憾的是,雷戈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多少有些麻木的理论界的关注。
  
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热情正在逐步消减,文章也日渐减少。但是,以笔者之见,这场学术反思运动,仍有待于深入。从上边概述的情况看,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律、时代特点、所形成的史学思潮等问题,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我们的研究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总结成绩的多,反思问题的少,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仍是这场反思运动的顽强特征;而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总结,是少有启发意义的,亦无法为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指示方向。笔者呼吁,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和总结要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要围绕学术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等20世纪史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以便在深刻的理性层面上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指示方向。

二 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21世纪史学是20世纪史学的发展和延续,因此,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是和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结联系在一起。两者的研究,也有着大体相同的学术群体。所不同的是,对21世纪的待望,除了同样具有理论的严肃性之外,更多了几分激情的涌动。
  
1、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发表编辑部文章,阐述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美好期待。文章说,21世纪新史学,应该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上有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应该以博大的胸怀,欢迎非专业的学者加入到史学研究中来;应该不再拘泥于著作形式的传统模式,使其在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变得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有文采;应该提倡宽容精神,欢迎不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要充分利用史学批评的武器,让新史学在积极而健康的史学评论中发展和调整,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途径。[11]
  
2001年4月,《史学月刊》编辑部召开"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专题讨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在有关的会议报道和会议纪要中,周祥森对与会学者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看法做出三点归纳:第一,多元化和个性化统一发展的趋势;第二,中外史学互动发展的趋势;第三,考实性研究和求真精神将更加受到重视。[12]李晓英对与会学者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看法归纳为四点:(一)史学理论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二)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将成为潮流;(三)中外史学将成互动发展之趋势;(四)史学研究将越来越向学术化的方向复归。[13]
  
王思治先生说,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应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史学应努力形成学派。第二,科学的根本要求是创新。我们应该努力探索,以期使中国各族先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丰富多彩的活动所构铸的中国历史,从形式到内容同样丰富多彩地彪炳于史册。第三,研究及普及并重。[14]
  
侯云灏先生认为,21世纪史学将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第一,就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流的中国历史学必将出现百花齐放的多元发展态势;第三,历史学将摆脱实证模式向当代新史学方向迈进;第四,历史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史学将会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第五,学科化趋势,史学必将不断摆脱附加的各种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摆脱"文以载道"、文以宣道的资鉴模式,真正按照学科自身的规范和规律发展;第六,史学研究的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15]
  
钱茂伟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1、历史观的一主多辅;2、研究视角的多样化;3、课题选择的市场化;4、通俗史学的长足发展;5、学科发展的综合化;6、研究手段的电脑化。针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他提出史学改革的设想:1、开展史学评论,加大史学理论的引导力度;2、加强史学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3、提倡执着与灵活相结合,突破"课题终身制";4、建立一套适用的学术规范,使中国史学界更好地与国际史坛接轨;5、培植不同学派,繁荣史学研究;6、加强宏观调控,提高集体攻关力量。[16]
  
2、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景
  
蒋大椿先生、于沛先生等,对21世纪史学理论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描述。蒋大椿先生说,其一,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20世纪最后20年已经零星地提出来的,包括在21世纪提出来的各种整体的或分域的史学理论主张,在21世纪将以更加系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其三,史学理论多样化统一的整合追求。史学理论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的历史观却可以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包括其他派别的具体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统一的整体主张。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便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潜力;其四,史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历史研究的结合得到加强。[17]
  
于沛先生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史学理论的发展,是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因此,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要有所建树。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18]
  
时殷弘先生强调21世纪中国史学要重视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他说,当代史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同我们现今所处世界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大体相同,在它延续期间发生的头等历史大事态仍直接地非常有力地规定或影响着我们现今的大环境和我们社会现今的生存方式。同关于先前时代的研究相比,当代史研究得出的种种道理一般有更大的实践适切性和现实社会价值。[19]
  
3、关于文风和学风
  
瞿林东先生对21世纪的学风建设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21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将始终伴随着学风建设所提出的种种任务。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其次是讲求史德。讲求史德,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恪守信史原则,一是要尊重他人研究所得;再次是讲求创新,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学风建设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于文风的重平实不尚浮华,对于克服治学上的浮躁情绪等等。所有学风上的问题,都直接同提高史学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有关,都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有关,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20]
  
陈铁健先生对新世纪里史学刊物提出两点希望:一、更多关注人文思想,发表一些具有前瞻性和震撼力的思想札记、史学随笔。在这类文字中,要努力做到:敢于思考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敢于思考有定论、有争议的人和事,依据事实重作评价。二、刊物的生机和灵魂,系之于学术争鸣。学术争鸣可以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传播自由探索精神和平等交流意识的民主空气,引导读者拓展思索空间,调整思维角度,跳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美即丑,非友即敌的简单化思维定势。[21]
  
王子今、宋超先生撰文,期待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景。他们说,在20世纪的最后十数年,史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条件。推想21世纪史学实证研究的前景,学界还会因更多考古新资料的面世而表示乐观。21世纪的史学实证研究,很有可能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若干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取得突出的进展。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是可以直接对史学实证研究有所助益的。现在很难预料,在未来的100年中将会出现何等样的新新史学家和新新史学流派,他们在理论上的标新立异和方法上的标新立异,将会给史学实证研究带来怎样的别开生面的历史性进步。[22]
  
综上所述,人们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有些见解是直接针对20世纪史学的弊端而提出来的,接触到了一些史学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但笔者仍然感到,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人们饱含着热情和期待,而理性精神则略嫌不足。实际上,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期待,应该是关于当前史学走向的深层理论研究,是每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当然,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是从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中引申出来的,应该把两者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前边我们提出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应该重点反思它和社会、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而对21世纪史学的思考,也应该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历史学本身的学科属性问题。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和使命,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方式去实现这样的任务和使命,从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出发,去规定21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把学科的发展建筑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而这些,则是目前的研究中所缺乏的东西。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研究应该深入,应该在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展开争鸣。

三 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

讨论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首先要关注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因为,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依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一个不容讨论的理论禁区。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是不存在"中国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因为它不允许中国作为游离于规律之外的一个特殊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自由的气氛空前高涨,社会形态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话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破除了对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迷信,开始怀疑这种理论的社会宿命论色彩,开始把它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进行检验,于是有了三种社会形态论、四种社会形态论、六种社会形态论等色彩缤纷的形态理论,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的思考。最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了更深入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也按照该理论研究的两个逻辑层次,分成两个问题来加以综述。
  
1、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和质疑
  
何兆武先生说,马克思确实提到五种社会形态的相续,但我的理解是,他的这一提法只是对西方历史发展历程的一番描述性说明,并无意以此作为一种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的规律。及至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把它体系化并传入我国之后,它就由第一种意义上的规律日益转化为第二种意义上的规律,并在逻辑上先验地得出了一系列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便是它断言一切民族都必然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一点并没有史实的根据。因为在全世界历史上,只有西欧自发地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23]
  
田昌五先生说,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首先,五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欧洲的历史提出来的,所以只适用欧洲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是不切合的。其次,五种生产方式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实际的历史是有出入的。第三,我们现在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愿意。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24]
  
马克垚先生说,社会形态学说,封建社会形态中的理论、概念、规律等等,都是来自西方的,是从西方的历史总结出来的。其中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不少体现西方特殊性的东西。以前我们向先进学习,难免有生搬硬套的毛病。现在第三世界的史学研究蓬勃兴起,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旧概念、旧模式、旧规律自然不能适应,应当有所改变。[25]
  
蒋金晖先生撰文指出,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如同许多人所强加给他的那道单线决定论命题,以为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其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26]
  
王和先生也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持否定意见。他说,在当代中国,出于现实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利益的需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提倡多样化的世界,已成为我国人所共知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诉求。而史学却仍在固守着传统理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强调"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而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和可笑的境地。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但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应当如此。[27]
  
张奇方先生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论据,说明马克思自己并不认为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具有普遍性意义。他在列举了大量例证后,得出结论说,首先,马克思明确反对将"五种生产方式"绝对化,反对到处套用;其次,他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不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的;第三,事实证明,在西欧以外,存在着一些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28]
  
在最近几年来的讨论中,仍然坚持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一种严格的规律性理论的学者已经不多。一些仍然坚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主要是强调这一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并不再看重五种形态依次发展的规律性,并认为具体到不同的民族,究竟经过了哪些形态,是一个应该允许研究和讨论并且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林甘泉先生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29]
  
侃伦先生说,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是必须应用的,但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成的公式或结论。第一,有关社会形态学说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诸如五形态说或三形态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方法和文明方法,奴隶社会是否普遍形态等等,都应该在认真总结过去讨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第二,至于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应用社会形态学说,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应允许不同意见展开深入的讨论。[30]
  
刘泽华先生说,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把某一段历史时期是否概括为"奴隶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社会"并不重要,过去把它视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命运攸关的大事,实在是小题大做。同样,用不用"封建社会"来概括周秦以后的历史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以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否依然有效。[31]
  
2、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的研究
  
首先有学者对如何划分中国社会形态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了看法。晁福林先生说:探索中国社会形态,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应当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主而不应当是社会上层建筑形式抑或是历史时代的早晚;第二,中国社会形态研究应当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礼制和社会制度的用语,用来说明古代社会情况非常得体,没有必要非得换成西方的某些用语;第三,如果要社会形态研究有长足进展,需要着重做好基础性工作,不必要忙于一下子就构筑起关于社会形态的庞大体系;第四,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色。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在一个较大环境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持续发展过程,其社会特色不是正常社会发展形态的一个变异,而是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典型形态。[32]
  
叶文宪先生也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思想:1、完全抛弃五形态论的框架,中国历史的体系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2、奴隶制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在中国曾长期存在,但从未有过以奴隶制为特色的社会阶段;3、不再使用内涵混乱的"封建"概念,把"封建"复归其"封邦建国"的本意;4、在网状历史的社会立面上只选择一条贯穿始终而又特点鲜明的线索来作为分期的坐标,避免前后阶段使用不同范畴的概念,这条线索选用国家形态;5、鉴于镶嵌进化现象的存在,我们不必去追求每一阶段社会方方面面的同步发展;6、尽管多形态并存和新陈代谢的渐变过程造成了质变的模糊,但分期仍应去寻找最清晰的节点;7、在新的历史体系中,王朝不再被看成历史的主体而只被看成是建立和管理国家的政府,朝代只具有时间标尺的作用。[33]
  
何兹全先生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一、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时代;二、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三、魏晋南北朝时代--君权、贵族权保持平衡时代;四、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五、明清时代--专制主义时代。[34]
  
田昌五先生说,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即: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洪荒时代主要讲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史,或者说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这段历史又可以划分为前帝国时期、中帝国时期、后帝国时期,或第一帝国时期、第二帝国时期、第三帝国时期。[35]
  
叶文宪先生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六个时代:酋邦时代,是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时期;封建时代,即夏商周三代;转型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帝国时代,从秦统一到陈灭亡;隋唐帝国时代,从隋统一到宋建国;多民族帝国时代,从宋建国到清灭亡。后三个时代,可统称为专制帝国时代或帝国时代。[36]
  
朱凤翰先生说,如果仍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此种社会形态延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则属向下一形态过渡的阶段,也可附于此形态之内。商后期社会不宜称为奴隶社会,但当时是否已有封建制度,目前尚不明朗,而且殷商国家结构形式也与西周有所区别,不宜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范畴。战国社会也不宜归入封建社会的范畴。其后的秦汉社会,从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与生产方式上看都与战国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战国以后社会应从"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中脱离开,综合考虑经济基础、国家形态等特征,给予适当的定名。[37]
  
张国刚先生说,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寻求描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的新概念,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不宜生造词汇;二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有可比性;三是比较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这些标准出发,也许采用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形态特征,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具体说,秦朝统一前可以称为上古;秦汉是中古早期,魏晋隋唐为中古盛期,宋元明清为中古晚期或称近古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38]
  
对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点。首先打破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迷信,使历史学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解放。本来,社会形态问题,也是一个实证的问题,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抽象;抽象的正确与否,应该接受历史实际的检验。但是,以往的人们则把它尊奉为一个先验的无须论证的不可更移的定论,一切民族,不论他们面对的历史环境如何,不论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创造活动,他们的历史过程都无例外地必须经历五种形态,这种毫无启发性的理论,限制了人们的思维,窒息了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创新能力。对五种形态理论的质疑和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历史学家的思维,使他们开始行使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完全自由地面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这场讨论及其成果所带来的精神解放和学术繁荣,是无可估量的。其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问题,才可以正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然而我们看到,一旦摆脱了以往的精神束缚,一旦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们思考的积极性便空前的高涨起来,兴奋起来,情绪化的色彩一时压倒了理性的成分,我们看到,在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中,不少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抽象,都多少带有一些随意化的色彩,不管从抽象的理论层次上看,还是从概念的规范性上说,都还显得有些浅薄或幼稚。然而这并不可怕,并不是我们否定它的理由。这种五花八门的幼稚的思想,比起那种看似成熟规范但却单调、教条、毫无启发性的理论,不知要胜过多少倍。有幼稚就有成熟,它只需要假以时日。重要的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良好的开端。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

到20世纪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奋斗里程。这期间,既有辉煌的业绩彪炳于史册,也有严重的挫折和教训,特别是"四人帮"时期,它的严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和公式化,使它遭到致命的摧残。8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严重的危机。大体说,其危机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它本身的教条化和公式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这种史学所尊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二是在新的形势发展面前,这种史学的传统课题失去了价值性灵光;三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大量新的理论和方法涌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冲击。所有这些方面,使人们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担忧,并自然形成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命运,二是围绕蒋大椿先生关于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争鸣。
  
1、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命运
  
何兹全先生说,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会如何,我的认识是:(一)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响会在中国更发展,更为多数人所执持。(二)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真理,在没有完成它 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39]
  
瞿林东先生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40]
  
于沛先生认为,迈入21世纪的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和歪曲,重新回到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倾向。再次,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入国内,但多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在一些人心中,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出回答。[41]
  
郭小凌先生说,唯物史观同历史上的许多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一样,经过客观历史的剥蚀销解,露出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从而引起部分老一代唯物史观信仰者的怀疑,遭到部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冷落。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结出累累硕果之后所付出的代价。在务实尚新的21世纪,唯物史观的命运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人类的历史反思继续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我对唯物史观的命运并不悲观。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地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原创的唯物史观在21世纪仍然要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如何在新的世纪里继承和发扬唯物史观,将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42]
  
李振宏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穿透力,它以人们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去观察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的特有的思维角度,证明了它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史学派别,它在21世纪顽强地生存与发展是没有疑义的。但其发展,可能与上个世纪有着不同的形式。逐渐脱去意识形态外衣而向纯学术的属性回归,并作为一种普通的史学派别和其他历史学派处于平等的学术地位,可能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种不可回避的趋势。[43]
  
2、围绕蒋大椿先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争鸣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题为《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的长篇论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理论争鸣。蒋大椿先生把传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六点,并逐一进行了分析批评。他说,关于第一点,承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在理论方向上并没有错,其主要缺陷在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理解,它讲的社会实质上是指社会环境,因而存在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严重缺陷。关于第二点,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但却不同于自然规律,历史领域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关于第三点,传统唯物史观从分析"社会"而得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未必是正确的。首先,传统唯物史观从直观的观察中所区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概念是片面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对于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主体人来说,社会历史的物质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精神文化环境因素等,都应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其次,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等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离开人及其实践活动来抽象地思辨二者的关系;再次,传统唯物史观所讲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离开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关于第五点,三大实践的概括,对于人类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传统唯物史观显然对此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关于传统唯物史观第四(五种生产方式说)、第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个原理,学界已有系统的批评。总括起来看,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确实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历史研究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顽症,其最深刻的认识根源即在于存在着严重理论缺陷的传统唯物史观自身。我们应当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蒋大椿先生在作了大量论证之后提出,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暂定名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
  
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哲学界的关注,一些与之讨论或商榷的文章陆续发表出来。吴英、庞卓恒先生共同撰文指出,蒋大椿先生所指的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所造成的问题;而蒋文对那些理论缺陷的纠正,不但未能更接近于真理,反而给人们增加了更多的困惑。针对蒋文把政治环境因素、精神文化环境因素都包括进社会存在范畴的观点,吴、庞二人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有一个严重误解,就是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之外的"客观环境",由此就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误解为"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蒋先生也没有摆脱这种误解。针对蒋文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否定,吴、庞二人指出,教条式的唯物史观阐释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等规律,确实不能成立。但真正的唯物史观还是揭示了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谋取生存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生产能力的发展,必然要相应地推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精神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或者说,必然要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唯物史观和它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44]
  
张立达发表文章,对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的文章进行评论。张立达说,两文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对历史进程特点的认识,而在于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蒋先生着眼于史观对史学的影响,对决定论抱有存疑性反思态度,因此强调历史是以人的实践为中心,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直接原因生成的系统结构。庞先生则着眼于唯物史观本身,捍卫它的基本原则的确定性,因此强调的是历史的根本原因,以此来解构蒋先生的"系统",揭示出一条摆脱不掉的纵向历史线索。重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种方式各有其价值。在对历史统一性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性的表述上,庞、吴二位更高一筹,而从理论的发展创新来说,蒋先生的思考更有启发意义。把庞、吴二位的物质实践基础观同蒋先生的总体实践观、系统观结合起来,或许能为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一片新的天地。[45]
  
王锐生也对蒋大椿先生提出了批评。他回顾了20多年来哲学领域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说:长达20多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大体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践、人与价值。这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所缺乏的那些东西。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20年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蒋文评述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却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46]
  
陈先达先生从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蒋大椿先生提到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规律问题,进行了正面阐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他说,如果在批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完全否定哲学教科书中阐述的社会规律,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是纯思辨范畴,根本不存在,这就不是如何看待教科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甚至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点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因为否定上述规律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颠覆。如果否定上述规律,所谓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历史观,也只能被视为虚晃一枪的空话。[47]
  
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命运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想。从上面的情况看,这些讨论主要归结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定会继续保持生命活力,甚至继续保持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怎样才会保持它的主导地位,保持生命活力。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保持顽强的生命活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要克服20世纪中国史学附加在它身上的太多的非科学属性。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人们已经提到的它要克服公式化、教条化倾向,它要摆脱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学术化方向复归的要求。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向着两个方向复归:一是向学术化的方向复归,二是向作为一家之言的普通历史学派的地位复归。这两个方向的复归,不是降低了它的地位,改变了它的命运,而是使它获得新的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是从君临天下的角度去期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和命运,那么,它的前途和命运是不必担心的。
  
至于蒋大椿先生提出的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严肃的理论问题,现在的讨论还远远没有展开。以笔者之浅见,蒋大椿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而现在的讨论,大部分与之商榷的文章,阐述的则是一个如何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不管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存在多少问题,其努力、其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义态度,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应该成为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回归;单纯的文本解读的方法,永远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注释:
  [1] 戴逸:《20世纪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1998-01-20。
  [2] 瞿林东:《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3] 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4] 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5] 瞿林东:《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教学》2000年第3期。
  [6] 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7] 于沛:《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学海》2001年第4期。
  [8]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第1期
  [9] 瞿林东:《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10] 雷戈:《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
  [11] 《史学月刊》编辑部:《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建设21世纪新史学而奋斗》,《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12] 周祥森:《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13] 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14] 王思治:《开拓创新,务实求真》,《光明日报》2000-01-07。
  [15]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第1期。
  [16] 钱茂伟:《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及对策》,《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
  [17] 蒋大椿:《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18] 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的回顾与思考之一》,《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19] 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0] 瞿林东:《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1] 陈铁健:《真诚的史家,真实的历史》,《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22] 王子今、宋超:《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景》,《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23] 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4] 田昌五:《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5] 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6] 蒋金晖:《从马克思的亚洲社会论看五种社会形态图式》,《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7] 王和:《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变革》,《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28] 张奇方:《关于"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9] 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30] 侃伦:《史学理论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31] 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2] 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 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
  [34] 何兹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从三权鼎立走向专制》,《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35] 田昌五:《破除长期封建社会说建立中华帝国史发展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36] 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
  [37] 朱凤瀚:《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8] 张国刚:《本土化: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9] 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
  [40] 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1] 于沛:《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2] 郭小凌:《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3] 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44] 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5] 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46] 王锐生:《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7] 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

【本文的主要部分已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87-97页。此次网上发表,系作者原稿;原稿中第四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命运”,《史学理论研究》发表时曾有较多的删节,并取消了其单独作为一部分的相对独立性,而附诸第三部分“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非常感谢作者惠寄本文,并授权在本网首发。——史学评论网主持人周祥森谨记/2004-02-29。】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