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與中國知識分子

劉永謀



  作為一場大面積流行的傳染病,SARS將給中國帶來甚麼樣的影響,現在定論還為時尚早。但是,目前有關SARS的討論在中國知識界的流行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可以預計,對於SARS的討論在一個時期將成為學術界一個至為重要的「理論增長點」。

  5月12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在《財經》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我為甚麼對『後SARS時代的中國』更為樂觀?」的文章,提出了一個類似「後9.11」的「後SARS」的說法。這樣一個名詞所表達的潛在話語在於:SARS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可能成為某種意義的「分水嶺」。事實上,這一看法和當前中國的知識界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是不謀而合的,這一看法也是正在蓬勃興起的「SARS理論創新」的前提。問題是:前提本身還沒有被知識界認真地審視。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道路,一場SARS能撼動其發展邏輯嗎?也就是說,真的會有所謂「後SARS」時代嗎?SARS之後的中國為甚麼將是「嶄新的中國」而不是SARS之前的中國的繼續?

  SARS何以重要?一種顯而易見的解釋是:SARS的威力來自其病理學上的不可預見性和全國性。這樣一種說法似乎有待商榷。首先,病理學上的理由不能解釋SARS在醫學、醫療制度之外的意義。目前,知識界賦予SARS的意義早就超出了醫學和醫療的範疇。就全國性的傳染病流行而言,SARS遠遠比乙肝遜色,可是乙肝並沒有被認為有如此威力。其次,不可預見性不能突顯SARS的特出之處。當代風險理論認為,現代社會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社會總是面臨不可預見性和偶然性的挑戰。為甚麼其他的不可預見性事件沒有劃時代的意義,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就金融危機並沒有改變中國發展的走向而言)?關於SARS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一些學者的評論中看到一種或明或暗的解釋:SARS之所以重要是在於它直接暴露出政府的一些問題,並且受到政府高度的重視。我們來分析這種觀點。首先,SARS暴露出政府存在的一些以前沒有暴露的問題沒有?無論是公共衛生危機處理機制,還是媒體監管與信息公開,似乎並不是甚麼才暴露出來的新問題,也不是第一次拿來討論的新問題。其次,SARS是不是暴露出政府更深層次、更重要的一些問題?或者,SARS使政府問題集中暴露出來,並且,這種暴露達到了量上的這樣一個度以至於導致了未來走向的轉變?這應該是「後SARS時代」論的一個可行解釋。但是,學術界沒有給這種觀點一個深入的分析。再次,SARS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政府的重視。這裏仍然需要解釋的是:抗洪、亞洲金融危機同樣引起政府的重視,可是為甚麼沒有「後抗洪」、「後金融危機」的劃分呢?並且,政府重視,學術界然後跟進討論,就能說明一個嶄新的中國會出現嗎?相對於「十六大」和領導人的交接,SARS的意義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嗎?由於SARS帶來的政府思路的某些轉變足以說明我們會成為一個新時代的見證人嗎?這裏面有許多疑問,「後SARS時代」觀點並不是自明的。

  SARS會不會帶來一個新時代,看來不能遽然下結論。相反,目前關於SARS的討論卻暴露出當前知識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折射出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現狀。首先是缺少批判性思維方式,缺少追問前提的精神。古爾德納(A. Gouldner)在《知識分子的未來與新階級的崛起》中指出,作為一個階層,知識分子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即「批判性話語文化」。這是一套在知識分子中歷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規則,它關注於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當性,且這一正當性並不求助於當局的權威。作為知識的生產者,批判精神是至關重要,它賦予知識以前提性基礎和正當性。學理的研究,不是原有理論的簡單套用,首先要解決理論能否應用的問題即批判性地運用。有關SARS的討論,很多都是專業理論的簡單搬用,根本沒有甚麼創見。其次是缺少問題意識。許多重大理論問題被學術界忽略似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習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巨大的轉型時期,各種各樣的問題層出不窮。相比較而言,學理的回應總是慢了半拍。很多問題,總是在明顯暴露和政府重視以後,才開始展開深入的研究。如果先知先覺地對公共衛生危機機制和信息公開進行深入、全面和建設性討論,而不是滿足於「後知後覺」的議論,肯定能使SARS風波的應對從容許多。問題是科學研究的起點,提出問題的高度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水平。善於發現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當前知識界普遍缺乏的能力。再次是缺乏理論原創力。在SARS的討論中,許多人在思維中把SARS和「9.11」相比較。這種比較不僅體現在對兩者重要性的認識上,還體現在理論分析的方式、方法上。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理論分析的模仿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現代意義的學術開始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對西方學術的移譯、借鑒、移植、批判也有近百年的歷史,但是自己的創新還遠遠不夠。西方學者對「9.11」的分析是原創性的,並且事實也證明了他們對其劃時代意義的結論的正確性。但是,把他們分析照般過來分析SARS就只能是模仿而不是創新,並且很難說這樣的模仿是不是會「水土不服」。一場SARS看樣子肯定會引發學術界新一輪發表論文的浪潮,但是很難說這將是理論創新浪潮,或者只是「偽理論創新」。最後是中國傳統知識的失語。各種SARS的議論中,基於傳統知識理路的聲音明顯有些單薄。事實上,一場SARS暴露出的問題,有許多都與傳統文化相關,比如SARS期間民眾求助迷信解釋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呈現出相對繁榮的景象。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屬於西方話語的繁榮,相反本土知識在迅速的衰敗。數千年的傳統思想對中國人的熏陶,使得任何對中國問題的思考都不能忽視傳統的作用,尤其民族深層心性結構和文化精神的影響。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中青年一代,幾乎都是瞭解西方知識甚至多於傳統知識。但是,在民間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占據主導話語權的地方性知識仍然是以傳統儒、釋、道精神為其核心和基礎的。換言之,所謂「精英知識」和「草根文化」之間的對立反映出中國當代知識狀況的分裂,這種分裂正是百年來中西知識在本土整合困難的表徵。自從中國哲學建立起來,傳統的國學的理路就日漸式微幾近消亡。面對傳統知識的遺產,僅僅是以西方話語為框架對傳統的重新演繹是不是能夠真正深入到其精髓,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深刻的思考。

  如果按照上面的思路繼續深入思考,就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處在一種甚麼樣的位置?從長遠考慮,我們應該怎樣確定自身的位置?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是甚麼?

  自秦、漢以降,其間雖然有中斷和脫序,政治上的大一統和思想上的大一統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和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在這兩層大一統之下,知識成為皇權合法性的論證工具和一種統治技術,讀書人成為官僚的「儲備庫」而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這樣的知識分子緊緊依附於政治和官僚體制,以「准官員」的形象出現,談不上所謂「獨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數千年來,作為獨立的群體,讀書人的形象模糊得難以辨認。他們的命運,要麼就是成為正式官員,要麼功名不中成為完全的農民或流氓無產者。傳統讀書人的命運源自其自身的品性。列文森﹙J. Levenson﹚研究明清的中國文人墨客後指出,「他們對進步沒有興趣,對科學沒有嗜好,對商業沒有同情,也缺乏對功利主義的偏愛。他們之所以能參政,原因就在於他們有學問,但他們對學問本身則有一種『非職業』的偏見,因為他們的職責是統治。」讀書人的使命是甚麼?有三個最為著名的表述:「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離不了「當官」二字。西學東漸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是「官本位」的想法還是很普遍,作為一個階層共有的獨立人格遠遠沒有形成。在許多情形下,學術僅僅是作為工具出場的:論證政府政策合理性的工具,或者確保「飯碗」的工具。前者仍然把自己定位在政府政策建議者上,因而總是以官員的眼光來審視社會。為甚麼在廣東流行SARS而北京沒有流行的時候,沒有掀起討論的浪潮?因為北京流行,中央政府重視,戴著「官員式眼鏡」的學者就緊急跟進研究。把學術定位為「飯碗」者,把鑽研學問等同農民種田、裁縫做衣,即一種高級一點的謀生手段而已。他們的學術沒有真正的激情、沒有真切是思考,他們腦中只有怎樣多發表兩篇文章、出兩本書、多做兩場報告、多上兩次鏡頭。至於這些文章和書是不是垃圾、有甚麼意義,全不在考慮之列。SARS討論開始,這些「學術小農」(尹保雲語)也不落後,紛紛依托學科理論尋找寫文章的視角,把各種理論往SARS頭上扣,幾乎「為賦新詞強說愁」了。於是乎,SARS還沒有結束,學術界已經宣布SARS「劃時代」了!

  知識分子為甚麼說話?為當官,還是吃飯?為捧場,還是真理?知識分子應該為誰說話?為政府,還是自言自語?為權力者,還是無權者?為甚麼河南愛滋病事件、南丹煤礦礦難、馮錦華事件沒有引發如此規模的學術討論?很多知識分子談到這些問題,總是把問題歸結為當前的政治-學術生態。平心而論,改革開放以後,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進,因為思想、言論引來殺身之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研究真正有意義的問題、講出真實的見解的人,也許會損失一些好處,但絕不會無立身之地。所以,從更大的程度上看,「學術工具論者」的定位是知識分子自身選擇而不是外部環境強加的。當代社會,作一個獨立人格但可能不享有名利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可能的。缺少獨立精神更多地是擺脫不了位子、票子、帽子的誘惑的結果。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品格之不足,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在西方,許多知識分子將自身定位為社會良知、價值的守護者。哈貝馬斯就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是每一個時代的批判性良知。他們保持著和社會的適當距離,力圖以一個局外的或者邊緣的眼光審視、觀察自身所處的社會,發現社會當下的弊病,努力提出關於未來建設性的意見。知識分子應該是「人類的教師」(費希特 [Fichter]語),而不是權力者的參謀。他們鑽研學術,是為了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解放。所以,他們生產的知識,必須是公正的、毫無偏見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定位不一定就適合中國當下的情境,換言之,或者會有「第三條道路」。但是,可以肯定: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基於良知和真理說話,不和權力者保持一定的距離,就永不會有獨立品格。沒有獨立品格,就不會有正當性的知識生產。沒有獨立品格,就沒有鑽研學術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創新的動力,沒有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沒有獨立品格,就得不到其他人的尊重,就會不能拒絕被別人作為工具來指使。沒有獨立品格,就不會有自律性的學術道德,就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學術腐敗。的確,從官僚「儲備庫」到「社會良心」,兩種觀念之間差距何以千里,但是我們只有一步步轉變,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學術真正才會有希望。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中國每一個知識分子首先做一個精神自立、自主的人。   

劉永謀 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