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审判·深渊

 

-话剧《哥本哈根》观后感

 

                                                   刘煜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1]

 

今年的中秋,在通往首都剧场的路上,凝滞的车流拥堵了本来还算宽阔的马路。我站在104路公共汽车上,看着周围的人兴奋而焦虑的表情,突然想起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度,人们在悲伤和凭吊死去的亲人。也许,就在我观看话剧《哥本哈根》的同时,全世界的摄像机都在对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们通过传媒去观看两亿美国人的纪念、悲痛、勇气和决心。911日,一个原本平常的日子,就因为两年前的那场灾难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道无法越过的疤痕。而如此巧合的是,中国的今夜,是合家团聚的美好的月圆之夜。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不同的地点,空间,拥有不同历史记忆的人们,心情相隔两重天。

有些事情可以选择,比如我是来看这场话剧或是回家饮酒赏月;有些事情无法选择,比如我的出生,哪里是我的祖国。就象在1941年的哥本哈根,海森伯和玻尔,他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交谈,可是他们无法选择祖国、种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立场。“海森伯为什么会在1941年来哥本哈根?”这个问题,就象许多悬案一样,也许会永远躲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人心的宇宙和深渊。

 

白色的椭圆型舞台,白色的墙壁,嵌在白色墙壁里可以随时打开的两扇门,三只白色的椅子,三个一身白衣的灵魂。这是海森伯、玻尔及妻子玛格丽特,从始至终他们只是说话,谈论哥本哈根9月的一个雨夜,海森伯的滑雪屋,巴赫的音乐,他们初次的相见,左边的门被推开了,玻尔和海森伯走进金色的白桦林,祥和宁静的音乐声中玛格丽特告诉我们他们一度情同父子。尽管她一再地警告他们莫谈政治,可是谈话还是无可救药地滑向危险的边缘,测不准原理、铀裂变、临界质量、链式反应、海森伯主持的纳粹德国的核反应堆、同盟国正在研制的原子弹,震耳欲聋的声响,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巨大的阴影照亮了他们信手写下的铀235和钚的字迹……

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的剧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采用了极简主义的场景,然而它的结构却是开放和不确定的。海森伯、玻尔和玛格丽特三人的灵魂在一个既非天堂也非地狱的地方相见,他们不断寻找、回忆、思辨,探讨一个至今令人困惑不已的问题—1941年的“哥本哈根会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来哥本哈根?”,玛格丽特不断强调的问题代表了剧作家和观众的疑问。在剧中,三个亡灵演绎了4次可能的相见,可是,似乎每种可能都有难以解释和矛盾之处,最终,答案仍在迷雾当中。也许,剧作家根本没有试图给出答案。他只是在提供一种可能性,揭示人性的脆弱、复杂和永恒的哈姆莱特的难题。正如“左案派电影”(即“作家电影”)的代表人物阿伦·雷乃所说的:“现实永远不全是外部的,也不全是内心的,而是感觉和体察双重类型的混合。”作为一个受过良好哲学训练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弗赖恩在剧中几乎穷尽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哥本哈根之行”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也表达了对海森伯的深深同情。

 

剧中的主人公维尔纳·海森伯(Heisenberg1901年生于德国,以“测不准原理”名世,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与他“亦师亦友”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Bohr),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二战前的哥本哈根,热情好客的玻尔夫妇团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包括海森伯,形成了极其良好的学术氛围,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纳粹德国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哥本哈根已不再是学术的净土,这种真诚的合作不复存在。1941年仍旧主持德国核反应堆的工作的海森伯在哥本哈根见到丹麦物理学家珀尔,其中蕴含的种种曲折的确耐人寻味。“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犹太人,玻尔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眼看着他的同胞被驱逐、抓捕、甚至送进集中营;而海森伯,作为占领国的一员,尽管是一个纳粹眼中的“白色犹太人”1,却仍旧享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出国访问的权利。所以,当他以这样一个复杂的身份出现在珀尔面前的时候,他的来意就和他的内心一样扑朔迷离。当玻尔说海森伯只是来聊聊天的时候,玛格丽特反驳说:“聊天?跟敌人聊天?在战争期间?”的确,在时代巨变面前,每个人都必须有所选择。而在这令人痛苦的选择中间,昔日的朋友和今天的仇敌只是一线之隔。

海森伯为什么来哥本哈根?他是想利用玻尔来说服盟国科学家和政府,不要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呢,还是想了解盟国原子弹研究的进展情况?德国为什么没有抢在盟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伯有意地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从而迫使纳粹德国在1942年放弃了这一计划,还是由于他错误地计算了临界质量,而导致德国根本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是玻尔误解了海森伯的深意,从而使得盟军迫不及待地在日本投下第一颗毁灭性“原子武器“呢,还是海森伯在文过饰非,把自己打扮成因为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2在剧中假设的某一场景中,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的可能性:当海森伯提到那个令人震惊和不安的问题“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能否从事‘原子武器’的研究?”时,由于玻尔的过分敏感,他中断了谈话,没有理会海森伯“选择在我们手中”的暗示。当他得知海森伯的真实意图是让他阻止盟军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时,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的蘑菇云刺痛了他――这是多么可怕的假设,这些自以为站在人类一边的科学家事实上夺去了大量无辜人民的生命!自责压弯了这位可怜的老人的腰,他扶着墙壁,想起自己死去的儿子……

这种假设来自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的《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而弗赖恩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种说法。他在2002218日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伯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Ich gab Heisenberg eine Chance sich zu verteidigen)的文章,阐明了自己对海森伯的同情3。显然,这种说法并不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玻尔就因为容克的著作《比一千颗太阳还要明亮》中类似的说法而感到愤怒,认为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海森伯,到底是一个有人格缺陷的纳粹的帮凶,还是一个忍辱负重的道德的完美的化身,或者,他就是一个骄傲自负、才华横溢的“典型(typisch)德国人”?不同看法的人们恐怕难以达成谅解,因为太多的头绪和线索指向完全相反的两极。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难于评说的人物-海德格尔,他也是如此的矛盾,如此的令人难于理解。也许,天才的内心世界就是有着比旁人更多的暗影和曲折,而事实上他们也往往会置身于常人难以想象的风口浪尖,从而他们的一举一动,也许都会对世界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可怜的土地测量员K凝望着蹲距在山峰上巨大的城堡,那里有数不清的机构和官员,他们不断派人来和他谈判,无论他怎样斗争,他就是无法靠近,无法进入。在《审判》当中,银行襄理K居然在莫名其妙的审判之后,被两个法官带到郊外采石场杀害了。在庞大的社会机构和历史的滚滚洪流面前,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那他(她)如何保持自己的立场和尊严?“一个人是他自由的奴隶”(《城堡》),在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太多的问题已无法简单地以良知来区分对错。当我们面对哈姆莱特的难题,静观事变还是挺身而出,这的确是一个二难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选择权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中。


 

[1]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 海森伯不是犹太人,按纳粹的种族法令,他是纯种的“雅利安人”。所谓“白色犹太人”,是说他本为雅利安人,却还在大学里宣讲相对论,并且还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宣传犹太人的物理学”,故是白种人的败类,是“白色犹太人”。后来,受到压力后,海森伯不提爱因斯坦的名字,但还是照讲相对论。

2引自方在庆,《进退失据海森伯》,中华读书报2003212日。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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