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网有感
——学校不是养鸡场

李零(北京大学)

 

  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
  ……
  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她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有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登龙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工厂里面一样。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同学腾地方。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都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而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这个牺牲不值得。现在到处都是老板说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讲的太过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节制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东西。过去,中国戏剧有个俗套,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总有安慰。现在有个电视剧,叫《绝对控制》,还是讲这个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剧中所演,黑老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当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没有“绝对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答案是:在自负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却置民情舆论于不顾的人面前,我们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笑话。

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学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曝光,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说,各大学的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最杰出的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当系领导的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是完全一样(我是说“文革”的教训不能忘记)。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身为校长的领导抱怨,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有些问题太大,这里不去说它。讲点笑话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学贴出招贤榜,曰诚聘国际一流教授,有若干种,其中第一种,月薪高达××万美元。你别光看价码,后面的条件是已获诺贝尔奖。
  故事B:某甲到某经济管理学院如厕,见学术报告海报,题目是:我怎样从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赚了××××××元,报告人是一暴发户,这是该校的带头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师小区,厨房厕所强迫统一装修,普遍收费过高,而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楼层水管、暖气爆裂,发生水淹七军,新楼顶层露雨(很多),两年来屡次报修无人理,广大教员义愤填膺,但无处申诉。原因是,第一,这是×××工程,所以没辙;第二,该校是敏感单位,上级有通知,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们可是一个法治国家呀)。
  故事D:现在的学术工程,报价惊人,膨胀太快,已经不是几十、几百、几千万,而是动辄多少亿,有些毫无价值,有些价值很小。中国三峡文物的抢救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费时十年,开方无数,只有两亿,更不用说还有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们都在等钱用。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过去有位学者,我很尊敬的学者,他痛斥现在的理工原则一刀切,说掌校者摧残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后悔。因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关怀,我看不如不关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现成的书拿来重印,或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也太集体无耻了吧。 
  故事E:有自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拨一拨打电话,说他们从高校选了一百个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书。我说,西北人民要脱贫,读我的书有什么用。他们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书给他们,您只需要签个字,把版权交给我们就行了。他们到各高校拉人签字,很多人想,既然这是向西北人民献爱心,谁都羞于谈钱字。我是坚决不签。我说,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学校里的那些无用工程砍一半,钱就有了。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那些专说鬼话不说人话,专说假话不说真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才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至于用外语上课的设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它反映了我们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态问题。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到别国讲课,一般都是用该国语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人,在美国教书是用英语,在法国教书是用法语,在日本教书是用日语,到中国演讲也是用汉语。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中国学者到欧美讲学,彼此交流用英语,那是不得已(比如他们不会讲汉语,我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会对方语言,仍用自己的语言,也是不得已。大国不学外语,小国才学外语,这是一般规律。比如,美国人就不像欧洲人爱说外语,会说外语。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一抬脚就上了别的国家,不说外语没办法。现在这个世界,谁丢下母语不讲,张口就是外语?都是前殖民地国家。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丢了,不用前宗主国的语言就没法讲话,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说英语也有类似问题,他们讲生活上的事还可以用广东话,官话被英语占领,这也是殖民的结果。还有,中国自己也是这样,不说多种语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数民族的话他不懂,方言也不说。外地人不是这样,少数民族不是这样。比如达斡尔人,过去都是四语(达斡尔语、汉语、蒙语和满语)并说,那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
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章来源:《书城》200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