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交大SHC http://www.shc2000.com/030504/zaishuofan.htm

再说“反科学”

刘华杰


  去年我写过《反科学种种》,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引起一定的反响。有人起先以为是批判反科学的,读后发现原是通过语义分析消解“反科学”帽子的。个别人读了不舒服,却也找不出太大毛病,给文章定罪吧,一是时代不同了,另外发现文章通篇竟然没有我的主张(我故意这样写的),只是分析人们对词语的用法。

  那文章一方面捍卫自己,一方面也在“帮助”对方,为对方“提词儿”。其中没有穷尽一切可能的关于“反科学”的用法,经人们提示,现在看来至少要加上两种,在此也作一点说明。

  一种是,反对现在科学界主流的科学原理,如反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反对量子力学等等。补上这一种,我并不反对。这种“反科学”对我及所谓“反科学文化人”的小圈子,一点都不构成挑战,因为我们并不反这样的科学原理,别人反是别人的事。

  第二种是,主张相对主义,否定科学的客观性。这种“反科学”好像很具体,其实也同样经不起分析。我们不支持认知相对主义,也没有否定科学的客观性,谁声称谁举证,如果因这一点指责我们反科学,必须拿出证据来。我们的确对科学的客观性有不同的认识,即科学中的客观性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性。科学客观性恰好是通过社会或者共同体的协商、讨论,结合具体的实验,从而得出的一种超越个体经验的客观性,它与主体和客体、自然与社会都有关。与人无关的客观性不能叫客观性,因为它们还没有进入人的视野,科学中也不存在这种“干净的”客观性。人们(包括科学家)的观念、社会的文化氛围,都影响人们对客观性概念的把握,而且这些观念和氛围对科学上客观结论的得出起着两方面的作用:1)歪曲作用;2)正面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两点我们都承认,但传统的科学哲学或“江湖理性主义”可能只强调第一个方面,坚决反对人们谈论第二个方面。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等非常强调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当然也不否定第一个方面。我虽然不全同意SSK的所有见解,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同意的。

  在极端内在论者、传统理性主义者或江湖理性主义者看来,科学本质上不是社会的,科学事实不是“理论渗透的”;科学等于正确,不正确的永远不是科学;科学是理性的化身,沿着逻辑与理性的既定轨道前行;科学自主发展,人为的干预越少越好;社会和政治对科学只起破坏作用。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从逻辑的角度我甚至可以说“正确性对于科学既非充分也非必要”,现实与科学史都能证明我的说法。总不能说我们不同意某种观点就是反科学吧?如果说反对某个人的无道理的观念就是反科学的话,反反也没什么,而且对社会、对科学都有好处。

  因此,在语义上补上这两种“反科学”,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并不能推卸指责者对“反科学”下定义的责任。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指责者拿出任何一个像样的定义来,霍尔顿的《科学与反科学》也没有给出合适的定义。不过,霍尔顿指出反科学是一个大杂烩,他认为最有害的恰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伪科学。霍氏是这样说的:“反科学一词可以把太多的十分不同的东西归并在一起,……我们必须从迥然不同的杂物中分离出反科学中真正烦人的部分,……这样,我们将能够聚焦在现象的唯一的最有害的部分:伪科学的胡说八道的类型,它自己却想成为‘替代科学’,并且这样做是为政治野心服务的。”(霍尔顿著,范岱年译,《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人们可以看出,按霍尔顿的理解,我们不是那种“反科学”,而且也可以说正好是相反。霍尔顿还指出,反科学中包含“科学主义”。(同上,第185页) 这些,对江湖理性主义的指责是一个绝好的讽刺。我们的确反对“伪科学”,也反对“科学主义”,但无论如何也算不成“反科学”。

  不过,还有另外的社会学视角,现在谈另一问题,也算立一靶:“我反科学,又怎么样?”

  鉴于有人非逼着我承认“反科学”不可(可我并不反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我也就索性成全了其愿望。就像成堆的伪科学非要声称是科学一样,那就索性先把它们当作科学吧。

  事情的缘起是有人编了一个新格路(grue)谓词,说我某年某月前是“反伪科学”,以后是“反科学”。其实这种“创造”是没有根据的,既与古德曼的格路谓词不相干,也与我本人的“反伪科学”经历不符。严格说,对于反伪科学,我只做过一点外围工作,与于光远、司马南、郭正谊、何祚庥、邓伟志、张洪林等不同,其实我做得很不够,要向他们学习。

  我过去、现在反的“科学”主要指耳朵认字、神功异能等“科学”,也包括以“科学”的名义所做的违背科学精神的东西,它们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伪科学”,却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真科学”。我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耳朵认字、神功异能等研究确实是中国曾经拥有过的科学,有一流的科学家(包括许多顶极院士)在实践在支持,也建立了相应的科研体制,也有经费资助,也召开了许多科学研讨会,也发表了研究成果。在国外,英国的《自然》杂志也发表过两位物理学家研究“异能人”盖勒的科学论文。

  当然,我不认为那是好科学(个人意见,有人仍然认为是好科学),甚至认为它们基本上是科学垃圾,但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这种垃圾是正常的,人们的任务只能是减少这种垃圾而不是消灭这种垃圾,现在以至将来科学界都将继续生产这种垃圾。这些垃圾有有意生产的,也有无意生产的。优秀的科学家一生也不是总是生产好科学,也同样生产垃圾,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如里歇和约瑟夫孙,但你能否认他们是科学家吗?他们本人愿意区分自己的生产物吗,他人能够一时清楚地划界吗?

  在“科学垃圾”与“科学钻石”之间是一个几乎连续的谱系(可参考克罗兹写的一部有趣的书《钻石商和羽毛贩》),它构成了当今五花八门的大科学,这里面有较好的科学有较差的科学。超一流的大科学家一生中既提出过真知灼见也出过不少馊主意。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相关人都声称自己搞的是科学,都以科学的名义申请资助、发表成果以至谋生。

  请读者耐着性子,容我讲一小段历史。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有关“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观察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大公报》也发表这一消息,这篇东西“讲的正是清华大学的一批中青年学者1986年至1987年春对中国气功的实验研究”。“看到陆祖荫等人的论文,钱学森十分热情地支持,希望尽快发表,向世界报道。”钱学森的审稿意见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辨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当时钱学森、贝时璋、赵忠尧等大人物都支持过“特异功能”科学。陆祖荫等人的6篇文章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气功外气超距作用下对具有生理效应溶液影响的激光拉曼观测》一文,作者有严新(重庆中医研究所)、李升平、郁鉴源、李百舸(清华大学)、陆祖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988年发表于《自然杂志》。赵忠尧教授1990年2月14日还指出:“这个实验明确表示了外气的确可以影响镅241的半衰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个实验指署名陆祖荫、任国孝、朱润生、胡匡祜、严新等人的论文所描述的镅241半衰期改变的实验。

  在上一世纪80年代,这种科学在中国十分时髦,有人说:“现在,我们所已经证明了特异功能这个事实;这不是传说,也不是作假。……如果能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能够挖掘出人的潜在能力,那就是更高一个层次,人皆可为‘神仙’。……那些受束缚的人,就显得很愚昧。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使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来一次更大的总的飞跃,这难道不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吗?” 换种角度这场革命是在建立新的医学:“增强人的能力属于第四医学。我们现在的工作实际上属于第四医学的范畴,要建立第四医学。” 这场革命也叫人体科学革命:“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 那么什么是人体科学呢?有人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第三,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最引人注意,最能吸引我们的,是人体特异功能。最近的大好形势更吸引我们去考虑人体特异功能的各种问题。”

  那时科学界的伟大使命似乎是这样的:“第四医学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困难很多,但同志们认识到这是人的素质提高到新水平的伟大事业,也就有了勇气和决心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16世纪的‘文艺复兴’曾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现在是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时刻,古老的‘性命双修’将升华为第四医学,又一代新的巨人,不是要在社会主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吗?”

  这是在中国科学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它们从来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我们旁观者和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人员没有理由不把它们视为科学,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朴素的判断力。

  在社会学层面考虑,科学中确实有好的有坏的,有真的有假的。(齐曼1999年出版的《真科学》也支持我这种见解)在社会学层面考虑,当年李森科搞的遗传学不但是科学,而且是当时主流的科学,相反后来人们认为“正确”的科学在那时反而实际上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特别是,按现实主义的考虑,那时,李森科的科学确实对其国家产生了(副面)作用,那种科学是值得人们研究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清楚吗?我再次强调,至少存在两套解释系统,内在论的认识论解释有合理之处,我也不否认(我讲《科学哲学》仍然基本上按这一条线讲),但是社会学的解释确实也能够提供洞见(我讲《科学社会学》基本上按此条线讲),它会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历史上和现在一些欺骗和错误是如何以科学的名义行事的,他们是如何以科学名义占有公共资源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通过这种考虑我们能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科学界发生了什么、科学对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社会学层面,科学与“正确”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在社会学的层面把不正确的都从科学中去掉,那么剩下的科学就十分单调了,那个科学已经不是实际中的科学(“真科学”)了,那个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一部分侧面而已。

  如果有人非要说我反科学,那就反吧,不过我反的只是科学中我认为不好的甚至有危害的东西。 这种“反科学”是对科学的贡献,是科学精神本身所要求的,是科学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历史上也有无数人以内部和外部的方式做过这种工作。

  总之,硬要说我反科学,也可以,这与后退或“承认失败”没有任何关系,请人们不要歪曲我的意思。最后,“近墨者黑”,我也可以给“江湖理性主义者”加一顶帽子:江湖理性主义者曲解了科学和科学史,以绝对正确自居,违背了科学精神,破坏了科学的公众形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科学,人们对这种反科学倒是要格外警惕。他们不是真正在爱科学,而是在破坏科学。他们也误导了公众,传播了虚假的信息。这顶帽子加得有没有道理?至少与霍尔顿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他说过(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反科学”。


2003.5.10一稿;
2003.5.15二稿;
2003.5.18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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