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家利益与民众需求的科学传播

刘华杰

  科学传播指除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以外的其他所有科学活动过程,包括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向广大民众的传播。狭义的科学传播专指后者。科学创新与科学传播是完整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两者互相依存。科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是衡量劳动者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指标,也自然关系到科学创新人才的贮备和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影响到国家利益与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发展。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化的思想可追溯到洛克的政治哲学和牛顿的近代科学。前者涉及国家体制和民众权利,后者涉及实证知识和生产力。上述两条也是互为基础的。以美国为例,其国父们的建国方略直接从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得到过精神养料。科普作家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讲得特别清楚:科学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杰斐逊既是政治家也是科学家,他临终前曾说,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我们“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民主与科学的重任依然清晰可察。传播科学便是建设民主、富强中国的具体措施之一,与“科教兴国”是一致的。当前,科学已经发展成为“大科学”,科学事实的传播、成果的普及、科学之精神气质的阐发明显滞后于科学创新,单纯依赖科学家传播科学已经不现实。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曾多次讲过一句话:科普太重要了,不能只由科学家来从事(大意)。

  因此,“传播什么”与“怎么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科学传播不但要传播传统科学知识,还要积极努力传播新科学的观念,提醒民众“当心假先知”、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努力沟通两种文化。因而科学传播有双重任务,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张力。

  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目前的科学传播。传统科普建基于小科学的基础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

  但科学传播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要通过具体满足人民群众的近期与长远利益而实现。离开民众的利益谈科学传播,就脱离了实际,置科学传播于无源之水的境地。民众既有接受科学的权利也有不接受科学的权利。事实上也如此,科学传播做得不好,民众可能宁愿选择鬼神迷信。虽说科学的时代地位决定了它有一定的“势能”,好比一个钢球举到一定高度松手后它会自动砸下来,但是仅仅依赖于科学的势能并极力宣扬这种势能的伟大,无异于鼓励懒汉式的科学传播。

  经常有人抱怨百姓不喜欢科普,科普期刊无人订阅,科普图书发不出去,却很少有人仔细想想我们做了什么努力。如果先假定百姓无知,那么百姓凭什么就一定得重视并喜欢科学?因此,科学传播要“降神”。因为科学太重要了,我们常常赋予它神性,并以为科学由于其势能就可以自动流下、自动传播。这是错误的,错误地估计了时代的多样性和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同时也低估了与科学竞争的其他文化成分。

  科学传播要卸下沉重的负担,告别神话,放下架子,把自己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共鸣。当前,一方面可以说公众远离了科学,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科学失去了公众。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可怕,说明我们在失职。最终科学是依靠公众“供养”的(纳税人支付了科学事业的全部开支),新一代科学家也要从公众或者公众的子女中诞生。科学失去了公众,国家利益也就失去了根基。

  倡导新的科学传播观念,要从源头做起,培养新型科学传播人才,高等院校责无旁贷。理想中的科学传播人才的知识结构是:1)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最好具备理工农医本科的知识准备;2)有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系统训练;3)大量选修文史哲经方面的课程;4)在写作、演讲、摄影、摄像、组织、主持、交流等能力中有一个或多个强项。如果本科就设立科学传播专业的话,课程设置要打破传统的文理分科,目前只有少数综合性大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因此不宜一哄而上。

 
原刊于《光明日报》200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