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写作与阅读的动机

李国伟

最近我买了一本神经科学家 Ramachandran 的科普著作《Phantoms in the Brain》,这本书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很精采的文章。他在序言里提醒我们科普写作其实有可贵的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伽利略那里。伽利略为了传播他的观念,常走出学院直接诉求于一般读者,并且在书中杜撰一位饱受挖苦的人物 Simplicio,做为反对他的教授们的混合体。十九世纪达尔文的重要著作,如《物种原始论》、《人类原始论》、《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也都是在出版商敦促下,为普通读者所写的书。其它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诸如赫胥黎、法拉第、戴维等,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尤其法拉弟早已成为科普经典的《一根蜡烛的化学历史》,其实是以一八六0年十二月他对少年们演讲为基础发展成书的。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建立的「圣诞演讲」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获请主讲的科学家都认为是很大的荣誉。
二十世纪英语科普名家倍出,早期如 George Gamow、Lewis Thomas、Peter Medawar。最近这二十年更是科普当道的时期,像萨克斯、古尔德、萨根、戴森这些科普畅销书的作者,都成了耳熟能详的名字。通过科普书籍的宣传,理查德.费曼俨然成为科学界的酷哥,而「混沌」正如「蝴蝶效应」描述的风暴,从一篇数学小论文的题目,逐渐入侵到世纪末的各个思维空间。科普的传播威力,不能说不大。
在科普的光荣传统下,顶尖科学家通过科普著作会激发出下一代的顶尖科学家。正如克理克所说,量子力学大师薛丁格在《生命是什么?》小册子里,对于遗传的基础是否建立在一些化学物质上的揣测,深深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求知路线,最终激励他与华生共同解开 DNA 结构之谜。然而千百万科普读者中,最后能攀上科学高峰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科学家,或者甚至非科学家,不断涌入科普写作的行列呢?
《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挪亚的后裔烧制砖头来建造一座城池,又在城里盖高塔,用来显扬自己的名。结果上帝怕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以后会为所欲为,就把他们的语言搅乱,再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则巴别塔的故事常给我一种连带的感想,人类尝试理解宇宙奥秘的努力,何尝不像是要建立一座高塔?最初人类的知识范围还相当有局限,智者哲人几乎可以通晓一切的学问。但是这种知识发展的趋势,似乎让上帝疑虑人类真的会破解他的最高机密,不仅像〈创世纪〉所说扰乱了人类的语言,同时更使学科与学科之间经常鸡和鸭讲话。一门学问做为理所当然的基础预设,另一门学问有可能拿来大肆检讨。一类学者认为是繁琐不切实际的精确性,另一类学者却以为是建立可靠知识的基本要件。在这种大环境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揶揄学者间基本态度差异的笑话,像是数学家嘲笑物理学家逻辑不够周延,物理学家挖苦工程师粗枝大叶,而工程师又讽刺数学家脱离现实。
其实认真想想,人类要建立客观的知识,没有一些思想的框架是不行的。但是在一定范围里获得成功,就很容易把框架绝对化,开始用同一副眼镜去看其它圈圈里的活动。结果有时候看得顺眼,有时候却完全不对脾胃。倘若彼此之间能加强语言的沟通,并且体认框架的暂时性,恐怕很多学科间的战争,或者相互的鄙夷,就可以相当程度的消弭。
在 Ramachandran 的序言里他说自己写科普书的动机有二:一方面是近年神经科学的发展太令人兴奋了,「人性的自然倾向就会想跟别人分享你的观念。」另方面他对纳税人有一分责任,因为他的研究经费都得自「国家健康研究院」的补助。
「分享」应该是科普写作的一项极重要动机,也是知识巴别塔垮掉后,科学家想走出自己小圈圈的必要途径。就像不同自然语言间的翻译,也会有难以完全传神的情况发生,通过科普传达出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失真」。然而精准度的损失,可以说是跨越知识藩篱无从逃避的代价。
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分享」,它的作用在拓展知识的视野。这种作用的需求性在台湾更为迫切,因为在升学压力之下,我们的中学教育过早分流,使得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自然科学素养不足,而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文陶冶欠佳。即使都是学习科学的学生,因为科学教育以准备升学的背诵功夫为重,日后很快就把自己专门学科以外的科学知识,回归到一般大众的低下水准。有位同事告诉我,他在国外听公共卫生教授演讲,所运用的数学工具相当不简单,让他印象深刻。反观我们国内数学教授,有多少对目前生命科学如何应用数学有相当的认识?诸如此类的比较,让我们担心国内科学家知识幅员的狭隘,愈发促成各个学科堡垒的建立,以有限的人力与智力党同伐异,而不能相互欣赏鼓励。因此不论是从事的工作是否与科学相关,不断的阅读科普著作,至少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现况,有一幅接近真实的图像,不仅丰富自己的精神面貌,有时候这些知识还真的能派上些用场呢!
Ramachandran 所谓对纳税人有一分责任,也就是英文说的 accountability 的问题。出钱的就是头家,所以就是要向头家「有交代」。但是大部分的头家根本不懂学术期刊里的专业论文,因此科普著作成为一种沟通讯息的载具,让愿意花时间了解的纳税人,有机会做一番鸟瞰。当然从阅读科普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不愿意放弃做头家该有的权益,而你生存的社会又有相当成熟的科普写作市场,自然经常阅读科普著作得来的背景知识,可以协助你督促你的民意代表监督科技政策的选择与走向。
但是科技对世界影响愈来愈巨大的现在,光是「有交代」还嫌不足。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科学》期刊的社论,是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Rotblat 执笔。他特别强调「负责任」,也就是说科学家不应再持有「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中立」、或「误用科学不是科学家的责任」的象牙塔心态。他认为这类看似不涉及道德评价的观点,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在替个人行为的后果脱卸责任。因此「有交代」可说是消极的表示你的钱我没糟蹋,但是「负责任」是还没花钱就要保证不会乱搞。
除了建议国家学术院、专业学会等订定伦理手则外,Rotblat 特别强调对于进入科学生涯的新手,一定要让他们明了自己的社会与道德责任。他以为可以仿照医学院毕业生所发的誓词,科学科系的学生也应该有一种宣示,虽然是象征的意味,但会刺激青年科学家反省自己工作成绩造成的后果。Rotblat 非常喜欢的一段誓词如下:
「我承诺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工作,科学与技术的使用将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不会有意把我所受的教育,用到危害人类或环境的目的上。在我的生涯里,凡是实际行动前,我会考量工作所造成的伦理方面的后果。即使我将来遭受巨大压力,今天我签署这项誓词,表示我承认只有个人负起责任才是通往和平的第一步。」
科普书籍因为是讲故事,比拿出一堆专业论文,更能透露知识发展过程的人文景观。不仅是因为书中描述科学家或者他们的群体的生态面貌,甚至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立场、角度,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出他对责任问题的交代。譬如最近国内出版关于蛇毒研究与肝炎防治的科普书籍,基本上是从彰显本土科学家贡献的方向取景。但是医疗科技的社经氛围,绝对是影响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就有人批评这方面的反省不足。另外有些女性科学家传记或社会生物学名家著作的翻译,因为选词的不够精准,或批注、参考文献的省略,都引起有人质疑译者是否扭曲或抹杀了重要的思想讯息。总而言之,科普写作与阅读是检讨科技「有交代」、「负责任」的有效管道。
南方朔最近有本新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经济是权力,也是文学》,其实科学何尝不是权力,也是文学。一讲到文学,大家很可能只想到诗、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但是不要忘记罗素曾因为广泛的著作,丘吉尔因为历史性的著作,都曾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科普其实是科学的文学面向,像萨根、古尔德、戴森等人的文笔,绝对不亚于一般的文学作家。而且他们引经据典的功力,可以看得出在人文上的学养亦属上乘。假如一位科学家有良好的人文素养,除了专业研究成果外,他还想表达一些思想与关怀,那么科普写作就自然成为最顺理成章的途径。特别是在科学专业论文中,一般是忌讳做太多的揣测,也就是所谓的 speculation,而科普著作变成为一条宣泄的管道。
虽然把一位科学家的工作描述成「纯属 speculation」,是带有不敬的意味,然而 Ramachandran 还是强调了 speculation 的重要性。他引用了 Medawar 的话:「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揣测什么可能会是对的概念,是科学里所有伟大发现的起点。」即使揣测的结果是错误的,有时也会发挥正面的作用。达尔文曾说:「错误的事实因为持续长久,对科学进步有高度的伤害性,但是错误的假设却没有什么危害,因为大家都很高兴能证明它是错的。一旦做到这一步,一条通往错误的路便被封死,而常常一条通往真理的路就此打开。」科学的发展是在勇敢揣测与健康存疑之间保持航道,因此虽然有冷融合的乌龙事件,但是也有螺旋杆菌是造成胃溃疡几乎让专家跌破眼镜的重要发现。
阅读科普推想未来的景观,经常也是一种让人想象飞跃的解放经验。这种写作的风格虽然还没有到达科幻的地步,但是它所提供的虚空间,却有强过虚构文学的真实性。我自己的阅读经验里,有时尝试欣赏一些被媒体捧得很高的翻译小说,但是努力再三,总是不忍卒睹,翻不到十页便掩卷叹息。但是科学的 speculation 让我在赞叹著者的聪明、大胆与新奇之余,更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科普的文学价值,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体认与重视。一些大报可以用百万元征选小说,但是除了「李国鼎通俗科学写作奖」的微薄鼓励外,科普作家得不到有份量的支持。虽然过去十年间,科普翻译也逐渐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但是想以科普写作在台湾社会为生的机率,恐怕仍然打不破零蛋。因此当科普阅读为科普写作提出分享、负责与欣赏的动机时,社会更应供给适当的养分,才能让这株文化的嘉苗,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文章出处:台湾天下远见文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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