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我是反科学?——科学旗帜下的另类活动

 

李国伟

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

 

IHNS网站按:李国伟教授现供职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曾任数学所所长和中研院干事长,专长是组合数学与数学基础,他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科学文化人。本网站荣幸地得到李国伟先生授权,将陆续转刊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精彩文章。为保留原作的完整性,我们一般不对原作的语言进行修改,相信广大学界读者的判断力比我们高明。

       当代虽然是一个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耐人寻味的现像是,即使在科技强权的美国,科学教育却有重大的不足。1991年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在一份提交国会的报告里说,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之低,低到有半数被询问的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一年时间。同期间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美国成年人里至多只有7%算是有科学素养,13%对科学的过程有最低限度的认识。40%不同意「占星术一点也不科学」这种说法。相映于这种民众科学教育背景,各种「反科学」的活动兴盛,似乎也就不那么出人意表了。在台湾好像没有做过科学素养的调查,不知道跟美国的状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社会上违背科学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实在让人不敢有太乐观的期望。

       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里,不管人民的科学素养多么贫乏,他们仍然有权力参与涉及科技问题的决策过程,因而不免会加大产生错误决策的风险。哈佛大学物理与科学史讲座教授G. Holton在他的《科学与反科学》[1] 一书中说:「历史一再显示,对科学及其世界观的不满,终会转变成愤怒,以致于跟更阴狠的运动挂起勾。」虽然他说「『反科学』这个名词概括了太多彼此差别很大的东西,它们所共同的部分,只是都会惹恼或威胁到那些自以为比较开明的人。」但是他认为比较精致的反科学者所拿出来的「是一种精装的、有机能的、有潜在威力的另类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包容了一种与通常科学迥异的『科学。这种世界观的历史功能就是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下,让(一般的)科学丧失本体论与知识论上的正当性。也使得传统上科学要主导人类进步的意义与方向,这一类扩张性的雄心企图丧失正当性。」

       从思想的渊源上来看,为现代科学寻求理性基础的努力,在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相近学说中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产生以KuhnFeyerabend为代表人物的反击,使得在科学典范的转移中,理性的作用大大降低,而科学追求最终真理的企图,被当作空幻的妄想。科学赖以获得稳定知识的方法基础,也被贬抑到与其它反科学传统等量齐观的地位。另外一条动摇科学正当性的思想进路,来自欧陆的哲学传统,Heidegger抨击科学与技术使人变得非人化。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法国走后现代路线的人,把科学理解成一套叙事系统,通过科学语言的解构,什么叫真实的客观标准不复存在。而在权力、官僚、国家的支配下,科学也几乎处处丧失了圣女的形象。

       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看,冲击科学的行动,常常涉及价值的取舍,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松动传统上科学家未及深思或反省的选择。像是反对核能发电,恐惧化学添加剂对环境的破坏,担心生物遗传工程产生难以逆料的后果等等,都对科学发展发生煞车作用。在医药方面,虽然西方正统医疗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寿命明显延长,可是各种另类疗法也相对的愈发昌盛。另外在争取解释世界的权威上,Darwin的进化论不断遭受愈来愈精致的创造论反扑。这种现象特别在美国最为严重,近期所谓「智慧设计说」更是用科学的语言,完成高度细致的包装。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与天文学并驾齐驱的是向占星术的回归,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相伴随的是特异功能的彰显,与太空旅行同步的是传言UFO与外星人到访,在在都是超自然世界观与自然世界观的抗衡。对一般常民而言,这些另类现象提供的解释,能与他从传统接收来的说故事式的相互关连性接合,远比正统科学提供的因果关系解释更容易下咽。人喜欢从接触异乎寻常的事件里得到刺激,又从朴素的超自然世界观中得到某种秩序的安顿,因此对一些反科学现象的迷恋,似乎有难以避免的趋势。或者反过来说,要建立稳固的科学世界观是一件需要着意努力,往往非常不容易做好的事。

       科学家自己从事科学研究,能掌握科学运作的方法,好像不应该跨越科学能建立的因果炼范围,去跟常民一样向超自然寻求解释。特别在心灵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方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应该能有理性存疑的自持力。但是事实不然,中外都有一些很优秀的科学家,在对某些宣称异乎寻常现象的研究手段上,都跨越了科学社群通常能接受的范围。

       我们并不是说存有一定的禁区,科学研究绝对不能碰。也不是说那些另类的手段,就绝无可能产生有意思的结果。远一点来看,像Newton在宗教与炼金术上的一些偏爱,对他提出万有引力的思想,是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提示作用。然而科学在当代已经到了如此高度发达与成熟的程度,科学社群也无形中发展出一些大家不言而谕,基本上不会冒犯的规范。这时候如果还要从事那些越界的活动,就不免遭遇到科学社群的质疑了。

       科学家另类活动的著名例子中,首先值得提的是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他与达尔文同时创立以天择为基础的演化论,是一位爱好广泛、博学多才的动植物学家。他从1862年开始阅读一些灵学方面的著作,起初也认为都是一些欺诈、骗术和愚昧的行为。但是后来结识一位伦敦有名的灵媒Marshall夫人,经过三年的研究,变得完全相信那些现像是由神灵产生。他曾经告诉友人:「在过去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致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它现象对此做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欺骗和幻觉的说法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像我认识的自然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到1875Wallace出版了《论奇迹与现代唯灵论》一书,替那些装神弄鬼的现象背书,甚至要人相信历史上传说的神灵故事。

       虽然WallaceDarwin一样主张生物的演化论,可是到了涉及人类智慧的问题上,Wallace就脱离了自然的、因果的解释,而去神灵世界寻求超自然的缘由。1903年他出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动植物演化都是由超自然的智能所设计的,它们的演化全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作准备。

       Wallace本人应该是一位诚实的君子,因此他不相信灵媒会有舞弊诈欺的行为。他甚至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为一些被揭穿是骗子的人物辩护。Wallace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科学家自己谨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之一,就是必须诚实面对自然,于是推己及人认为参与研究活动的人都会遵守这种不作伪的规范。有人把这种作法比拟为法律上的「无罪推定论」。可是时至今日,从非常多的历史实例看来,涉及各种所谓超能力的检验里,被检验人尝试作弊的可能性极高。为了使实验的可靠度经得起考验,防伪的措施必须严密做好,这与「有罪」、「无罪」不相干,也不必然在怀疑实验者的诚实与否。而应该很平和的当作一项实验设定的规范,任何防伪措施不周延,以及没有防伪专门人员检验的实验,就不该当作有效的实验。

       科学家作实验的对象如果是自然的对象,绝对不必担心自然会造假,担心的只是实验设计得精巧不精巧,实验执行得细致不细致,所得的结果能不能判定预设的假设是否为真。但是优秀的实验科学家,不见得会懂得如何作伪、如何防伪。因此在实验中邀请防伪专家参与有其必要,有时也许一位有经验的魔术师便足够满足需要。

       1972年及1973年以色列有名的特异功能人Uri Geller走访史丹佛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现称SRI International,与史丹佛大学无关),接受Harold E. PuthoffRussell Targ两位物理学家的检验。19741018日英国著名的科学学报Nature还发表了他们的论文。他们报导了一项实验,把一粒3/4英吋立方的骰子,放进一个3×4×5英吋的钢盒里,由实验者摇晃钢盒后再放回桌面,由Geller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两位科学家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是否采取有效的防伪措施,只是说他们保证受测人决无法作弊。结果在10次测验里,Geller两次放弃给出答案,而其余8次完全猜中。不过在Nature刊印论文之前,英国有人发表调查报告,指称Geller每当有魔术师在场时就会失败。后来因为著名魔术师Randi大举揭露Geller的作伪,使得他的表演很少再有人相信了。但是Geller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他不断的跟揭露他的人打诽谤官司,坚持自己真正有超能力。

       心灵活动是否能影响物理世界,自古就是令人非常好奇的现象。虽然人文学者与宗教家对这类问题,早有非常多的见解,但是一日没有得到科学的充分证据,都只能算是见仁见智的意见罢了。而当科学理论与实验方法都大有进步的时候,还要所有科学家裹足不前,不敢进军探勘科学边缘的特异现象,也是不可能的状况。这类研究并不该有什么先天的「原罪」,有些科学家愿意冒着一无所得的风险,但又胸怀一旦有得即可颠覆传统的憧憬,像地理上的探险家一样,非要亲身走一趟不可,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1882年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些院士,成立了「心灵研究学会」。会员包括有Rayleigh爵爷,J. J. ThomsonOliver Lodge这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学会的宗旨是要研究「在一般公认的假设下无法解释的人体功能,不论它是真的还是想象的。」1882年之前英美的特异功能可说是「唯灵论」时期,自从「心灵研究学会」的成立,就进入「心灵研究」时期,直到1935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家J. B. Rhine成立「超心理实验室」,才确立比较有系统、有控制、使用统计工具的研究阶段,自此之后可以说是进入「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时期。Rhine研究的现象分为两类:一类叫超感官知觉(extra sensory perception,缩写为ESP),包括传心术(telepathy)、天眼通(clairvoyance)、未卜先知(precognition);另一类叫念力psychokinesis,缩写为PK)。

       超心理学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成立有国家的或国际的学会,出版了国际性的学报,也在一些有声望的大学里建立研究室。从形式的条件来看,它与一般正统的科学学门差异不大,并且获得的经费补助也不容忽略。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位Puthoff,要在1979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发表ESP论文而被接受时,著名物理学家John Archibald Wheeler公开反对,他说:「每一门成其为科学的学科都有数以百计的够硬的结果,但『超心理学』却拿不出一个。为了科学的荣誉,要求『超心理学』拿出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经得起挑剔的结果,做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的条件,这有什么不公平吗?」可见形式上的符合,并没有赢得科学家的普遍认同。

       但是对超能力的兴趣,并不局限在科学家想判定存在与否的范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运用天眼通来观察敌方设施就非常感兴趣,前后有二十多年之久,CIA补助前面提过的史丹福研究所,以及后来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SAIC),从事ESPPK的研究。1995CIA委请美利坚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评鉴这些研究结果,一方面判断到底有没有超能力作用,另方面评估这些作用是否有益于情报工作。评鉴工作主要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统计学家Jessica Utts与奥瑞冈大学心理学家Ray Hyman执行,但是两个人对实验数据所显示的统计意义,有截然不同的判读。Utts相信确实有高于纯粹随机猜测的正确比例,因此超感知的现象真实存在。而Hyman认为Utts的分析有方法上的缺失,因此不应该得出肯定超感认知的结论。事实上于1991年,Utts在统计学里有声誉的Statistical Science学报上,就发表过一篇检讨超心理学使用统计方法的论文,但是在其后的多位专家评论中,并没有得到大家一致的支持。统计界的大家Persi Diaconis甚至直指该篇研究有关键性的差错。

       但是在支持Utts论点的科学家中,也不乏声名卓著的人物。最令人注意的是剑桥大学Cavendish实验室的Brian D. Josephson,他曾经因为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量子效应,而于1973年获得物理学的诺贝尔奖,并且是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Josephson因为多年迷恋研究这些心灵现象,卓著的声名已经不见得都是令名了。2001年英国皇家邮政为了庆祝诺贝尔奖100周年,发行了六张纪念邮票。找了六位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分别在宣传的小册子写一些介绍的文字。Josephson在他写有关量子力学的短文中,结论说有朝一日量子力学能帮忙解释传心术,引起英国科学界很大的反弹。牛津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David Deutsch直言Josephson胡说八道。他进一步说:「传心术存在的证据实在骇人听闻,假如工程师与医生所接受的证明层次,跟支持特异功能的人落在同一水平上的话,全国的桥梁都要垮了,新的医药杀死的人会比治好的人还多。」

       因为量子力学哲学性解释的困难,以及量子论里度量时观察者的不可避免影响,使得很多人动不动就把一些特异现象推到讲不清的量子现象。对于大脑认知功能里是否真有量子作用的影响,也有像Roger Penrose所主张大脑微管的量子理论,虽然未经证实,但是通常被当作是一种有待实验研判的科学假说。就像现在基础物理里最热门的超弦理论,目前毫无作实验证明的可能,但是物理学家仍然对它满怀希望。然而像Josephson讲的那一套却得不到普遍的信任,如果要做一个对照,可看199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G. ’t Hooft的个人网页(http://www.phys.uu.nl/~thooft/),他说大脑绝对不会对那些超乎寻常的量子现象敏感,所有特异经验的解释必然要来自心理学而非物理学。

       如果科学家特异功能的兴趣,纯粹是对事物的存在与否好奇,影响的范围恐怕比较有限。但是从前面提过的CIA研究就可看出,这里面还潜藏了不单纯的野心。类似的研究,在冷战期的苏联也不曾忽视。至于在中国则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八0年代在中国大陆把严新、张宝胜等所谓的大师吹捧上天。国家的资源被用来支持他们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出入有拉警笛的警车开道,国防科委封这些人营长团长。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嚣张呢?因为他们背后有国家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有军头张震寰将军等等显赫人物撑腰。

       钱学森在大跃进年代,睁眼说瞎话认为田产有可能增加20倍,结果捧昏了毛泽东对科学一窍不通的头脑,革命的浪漫情怀造成了饿殍赢野的惨剧。因为钱学森是一位有出卖integrity前科的科学家,于是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想用气功、特异功能维持健康与生命,所以钱学森再次做出逢迎权贵的特殊贡献。

       如果我们去阅读钱学森谈论所谓人体科学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位阅读广泛的学者,对于当代各类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也强调要区别封建迷信与真正的科学实验,他也知道超心理学在西方的低落评价与地位。可是他仍然大言不惭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科学革命,也许比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更大的革命。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涌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奇人奇事。不少特异功能得到科学界的支持,这当中到底多少是趋炎附势,多少是真心信服,在中国大陆那中威权社会里,外人实在难以判断。

       不过中国大陆后来以于光远、何祚庥、张洪林、司马南等著名学者或新闻记者带头,对伪科学提出了反击,揭穿了严新、张宝胜之流的作伪行为。其实大陆这一波反伪科学的活动暂时居于上风,并不见得就是对科学的深层性质有了坚定的认识。有相当的程度是因为法轮功的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威胁,所以中共才大力推动科学普及以及驳斥伪科学的工作。于光远等人诉诸政治力以对抗异己的方式,即使压制了对手的反抗,其实对于拥护科学的自由思辩精神而言,并不足为训。

       在台湾研究特异功能的人,常常爱举大陆有多少人体科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多少研究成果,或者他们亲眼看了多少实验。以大陆学界环境之复杂,以及不良学风之袭染,再加上在台湾不容易获得充分的讯息与数据,往往只能姑妄言之妄听之,难下什么定论。尤其当以前那么多功能人被揭穿过,也就不见得有必要一一检查后续那些荒诞的宣称了。因此在台湾要以这些大陆的事迹作左证时,必须特别谨慎,而且对于已经有反面证据的情形,更不应该完全避而不谈。

       对照于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研究背后有政治力的介入,台湾的特异功能也不是纯粹科学家自发的好奇行为。1987年在国科会主委陈履安的主动召集下,开始了台湾科学界的气功与特异功能研究。当时参与的人也觉得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些题材仍然属于「怪力乱神」的领域,由国科会来主导「迷信」是一件不太妥当的事情,因此想了一个新名字「生物能场」来取代「气功」。某些参与的人后来还洋洋得意,以为新名字达成减低阻力的效果。其实一个没有操作意义的名词,一个由科技官僚指定,回避科学社群正常评审过程的研究计划,严格讲来根本是一桩违背学术伦理的蒙蔽行为。这跟国安局打着国家安全旗帜,动用秘密账户经费来逃避监督,本质上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在一个高唱要推动知识社会的台湾,从事正派科学研究的人,并不容易得到适当的鼓励,反而经常要虚耗精力应付官僚体系里各种无知与无聊的考核。但是搞特异功能这类科学边缘活动的当权派,却常常被社会瞎捧成「大师」,还得到科技官僚的主动关爱。这不也正反映了台湾社会对科学认知的肤浅,以及老想走快捷方式的暴发户心理吗?不过前面说过,科学里不应有禁区,要研究这些边缘现象也没关系,但是总应该有一些格调。下面来看看几个基本的态度。

       第一、科学之为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内在自我批判与矫正的机制。科学里没有永远的权威与绝对的真理。因此虽然有人以体制、结构、信念等等因素,把科学比拟为另一种宗教,甚至把坚持基本科学规范的人说成是「科学迷信」,但是在诉诸证据而非诉诸权威的分水岭上,科学与宗教是早已分道扬镳了。所以科学的研究活动与成果,必须放置在科学社群的公开场所接受批评。如果批评者理由不充分,自然不构成威胁。如果批评者找出破绽或证据不足之处,除了澄清论辩之外,就是继续加强证据,或者承认确实有误。

       证据并不纯粹局限于实验结果,实验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2] 科学是靠理论与实验两只脚走路,没有理论导引的实验是盲目的。而理论不能是空想,它必须跟科学当时整个理论基架取得一定的协调。这并不排除理论革命的可能,但是革命岂会轻易取胜?一定要提出坚实的论证,并且说明以新代旧所得到的进步,才能说服别人接受新的理论。

       在这种观点之下,本土的「大师」动辄斥责别人没作实验,没资格批评他们从事的特异功能研究,是完全违反科学精神的态度。前面提过对CIA委托研究的总检讨,确实需要专家深入研判,但结果还难取得共识。台湾的这类研究其实还没到达那种程度,也就是说还不要在实验细节与数据上检讨,便已经有很多令人质疑的作为。

       再换一个角度来做对比,有所谓「白痴天才」症候(savant syndrome),一个一般智慧很差的人,可能在某些特殊技能,譬如计算数字或绘画上,有惊人的表现。我们并不会说这种大脑有缺陷的人具有特异功能。就算在世界上这么众多的人里,有极端少数的人有异乎寻常的感官,譬如说手指真能认字,正当科学研究的态度是积极寻求自然的解释,了解当事人的神经构造,而不是当作神通现象来对待。

       第二、科学研究是要耗费资源的,如果资源的来源是属于公共的领域,补助什么研究就必须经过合宜的评审过程。对于具高度争议性的题材,还应该有较公开讨论,甚至辩论的程序。

       台湾现在经济状况令人不乐观,在科技上的投资,当然希望是有效率而能获得有用成果。不论是提升理论的水准,还是达到致用的实效,都应该慎重选择研究的主题。对于边缘地带的科学活动,最好由主其事的科学家向民间去募集资源。尤其当「大师」们把研究跟「灵」扯上关系时,不愁民间没有热中此道的金主。

       在华人的天下里研究特异功能,还有一项西洋人没有的「利器」,就是「气功」。气功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已经变成一个复杂现象,它不仅仅是身体里的变化,其实已经包容了社会、价值、历史的多重内涵。现在台湾有一些人文学者着手全面研究这个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正当学术活动。但是人文学者可能误以为这种研究里应该有一个自然科学的层面,因此把特异功能与气功的研究夹带了进来。其实人文学者的资源应该用来探讨,特异功能跟气功拉到一处的社会因素,例如特异功能研究背后的情报作用,或者与当权者长寿梦的关连,这一类知识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第三、科学家对社会应该有相当的责任感。虽然要科学家移风易俗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在一个民间广泛流行迷信的环境里,科学家至少应该保持理性存疑的冷静态度,而不要做一些哗众取宠的媚俗行为。

       当「大师」说去台大医院捉鬼,又把武侠小说里的艺术想象当作证据或者研究方向指引,把历史上记载的装神弄鬼传说当作真实,又把所谓的「灵界」美其名为「信息场」,不少社会上的人就会说,科学权威都证实了灵界的真实,你们这些还在怀疑的科学家岂不都是心胸狭小的家伙吗?「大师」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不过以上提到的这些作为与见解,完全脱离现在科学社群能接受的范围,「大师」不应该继续打着科学的旗帜混淆视听。「实事求是」应该是科学家对社会最基本的责任,要求科学家做到这一点,绝对不能算是过份的苛求。

       总结上面所讲的,对科学不友善的观点或活动,有很深的历史、社会与思想的来源,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绝迹。科学不断面对这些挑战,会促进自我的检讨与改进,也不见得就毫无正面作用。至于那些从事另类研究的科学家,他们通常会反唇相讥:「谁说我是反科学?」他们甚至会认为批评他们的人才是「反科学」,因为他们宣称要科学更开明,容纳更广泛的议题。这些人的说法让我们再次想到Holton所讲的:「是一种精装的、有机能的、有潜在威力的另类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包容了一种与通常科学迥异的『科学。这种世界观的历史功能就是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下,让(一般的)科学丧失本体论与知识论上的正当性。」但是自古很多推测式的假说都已经烟消云散,燃素说到哪里去了?永动机到哪里去了?我们承认科学领域的边界也许很难精确划定,但是最终的裁判要靠证据、靠逻辑来说话,而不是靠贴「反科学」的标签取胜。


 

[1] Gerald Holton, Science and Anti-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请参阅李国伟:「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兼答吕贤龙先生(http://scc.bookzone.com.tw/sccc/sccc.htm),以及G. ’t Hooft, Can There be Physics without Experiments? Challenges and Pitfalllshttp://www.phys.uu.nl/~thooft/gthpu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