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评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乐爱国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朱熹理学的科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有三:其一,朱熹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其二,朱熹理学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其三,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是科学的。由于长期以来,朱熹理学多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而唯心主义又被认为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所以,朱熹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对科学技术发展起着消极作用的东西。但是,李约瑟对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却较多地是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予以评价。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1]]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2]]。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3]]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4]]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5]]“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6]]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7]]。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8]]。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9]]。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10]],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11]]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12]],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13]]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14]]。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15]]。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16]]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二.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17]]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18]]。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先是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19]]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中国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20]]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21]]。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22]]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3]]

三.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24]]。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25]]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26]]。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27]],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28]]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29]]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30]]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原文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3期;又附于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第198~207页

 

 


 

注释:

[[1]]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511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4]](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朱子语类》卷一。

[[6]]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

[[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10]] 《朱子语类》卷一。

[[1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0页。

[[12]](宋)朱熹:《太极图说解》。

[[1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98页。

[[1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5页。

[[1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页。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486页。

[[1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1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2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2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22]]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7页。

[[23]]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367页。

[[24]]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25]]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26]]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

[[27]] 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载《李约瑟文集》。

[[2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527页。

[[2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30]] 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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