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金观涛 刘青峰


  一 从「科学」和「民主」不对称讲起

  新世纪即将来临,当我们以「百年」为时间单位鸟瞰中国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迁时,最深的印象或许是「科学」和「民主」的不对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民主和人权的进步一直步履维艰。为甚么民主理念在中国远不如科学具有权威性?这是现代思想史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高度重视似乎已成定论。因此人们往往将中国今天政治结构的困境视为五四以后民主的失落,而少有人质疑科学和民主这两种新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否占同样重要的位置。两年前,我们开始做「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其中一项工作是对「科学」、「民主」这些关键词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却叫人感到十分意外。我们发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度远远少于「科学」〖1〗!

  今天思想史研究者之所以强调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两项具同等重要性的价值,是出于它们针对传统文化和伦理制度两个方面分别具有除旧布新的功能。其代表性言论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改名三周年时说过的话〖2〗: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反对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这里民主同旧伦理对立,而科学被视为旧艺术、旧宗教的解毒剂。长期以来,陈独秀的概括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于大多数思想史研究者都以为「科学」、「民主」这两个词在《新青年》杂志中同等重要,并同样以正面价值大量使用。然而计量研究却显示这种主观印象的虚妄。以《新青年》为例,「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3〗,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四分之一强〖4〗。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也不到「科学」一词出现频度的一小半。这说明,在《新青年》杂志中,民主这一观念并没有获得与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

  研究者通常把新文化运动分成反传统亲和自由主义与认同马列主义两个时期,而「民主」这一词似乎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才占重要位置。如果仅仅根据《新青年》的统计来断言五四前期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观念重要性不对称,可能尚缺乏说服力。为此,我们选择《新潮》、《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三个杂志进行对比。《新潮》是北大学生响应《新青年》号召创办的刊物,其宗旨始终是自由主义。像「社会主义」这样的关键词在《新青年》中极多,但在《新潮》杂志中相当少,这表明其作者群较明确的自由主义倾向。《新潮》杂志中「科学」出现了1,245次,而「民主」(加上「德谟克拉西」)一共出现了248次。《每周评论》是在1918年至1919年创办的以时评为主的刊物,当时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趋向尚不明显,其中「科学」出现117次,「民主」只有44次。《少年中国》则是五四时期包容知识分子群体最广的刊物,「科学」一词出现2,273次,而「民主」只有365次。这三种刊物中,「民主」出现频度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19-37%,其比例居然比《新青年》还要少〖5〗。这说明,即使是在五四主张自由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一词也远不如「科学」那么普及和常用。

  从来,思考需凭借语言,思想的传播更离不开语言文字。「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的不对称,说明了我们至今对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形态尚不够了解。固然,仅仅依靠统计并不能简单地推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同时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结论,但至少提出了一些原先被思想史研究忽略的问题。为了理解民主观念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必须首先搞清楚民主这一西方价值在二十世纪初是如何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结构的?它同科学在新文化中的功能有甚么不同?为此,我们必须先去疏理「民主」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含义,以及为甚么十九世纪会用这个词来翻译democracy,再进而阐明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中国现代价值的背景。

  二 一个含有内在矛盾的政治词汇:「民之主」和「人民主权」

  据我们看到的文献,近代中国最早用「民主」一词来翻译西方社会制度的,是丁韪良(W. A. P. Martin)主译的《万国公法》,该书于1864年由总理衙门斥资翻印发给各省。在这部有关国际法的著作中,有几处使用「民主」。其用法为指涉西方现代民主国家,例如在第一卷第二章有这样的句子:「即如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间,荷兰七省有变,法国征之,……于是易其国法,而改作民主之国。」〖6〗这里,「民主」与国联用,荷兰被称为民主国。另一处是美国,「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7〗。从字面上看,这一翻译不仅不合适,而且是错误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万国公法》中民主国的原意为「共和」〖8〗,即便是谈美国民主的文字中涉及democracy,其意义也同中文中「民主」意义不合。因为democracy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与krateiv(支配)两个词联缀而成,原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而中文中的「民主」,从来没有人民统治或人民权力的含义。在先秦时代,已在使用「民主」,其含义为人民之主,即人民的统治者。《书.多方》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如《左传.文公十七年》中称:「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由于传统中国的民之主即帝王,故「民主」也常是帝王的别称。例如《文选.班固〈典引〉》有「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为:「民主,天子也。」也就是说,在中文的「民主」同democracy意义正好相反!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注意到,古汉语中「民主」这个复合词是偏正结构,而用它来翻译democracy则意味着词法结构变成主谓关系。他认为这是外来输入的〖9〗。然而,问题正在于这种结构变化导致意义相反。那么,为甚么西方传教士要用「民主」来翻译意义正好与其相反的democracy呢?

  分析「民主」的用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原因。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中将美国选举总统称为「选举民主」:

  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已百年矣,例以四年换举,或者在位深得民望者再行接位四年亦曾见过,即现今之美皇古难得亦已续接四年是两次也,而古君在位惠及民兹逢更举之期,民照又欲再举古君四年为美主,据云古君已力辞不受矣。

  显然,这是选举「民主」,并非今天中文中的含义,而是选举「民之主」,即「民主」的意义同古文中原有「民之主」意义相同。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完全了解「民主」在中文中的原意。单单凭上面这段话,已可以明显看到翻译的困难:他们苦于无法在中文中找到一个词表达民选的国家元首,因此也把美国总统称为「美皇」、「美主」;但因其明显有误,因此一开始用音译「伯理玺天德」,并说明民之主即「伯理玺天德」。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之所以用「民主」翻译democracy,是为了用「民之主」来指涉不同于皇帝的民选统治者。「民主」也就用来形容相应的政治制度,而那些由民选决定其元首的国家则被简称为民主国。

  我们提出这一假设,是基于中国士大夫在用词方面相当严谨。中国最早表达「民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10〗。但是翻遍《明夷待访录》全书,找不到一个「民主」。有趣的是,黄宗羲频频用「人主」来称呼皇帝〖11〗,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49)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著作,但该书并没有使用「民主」一词。可见「民主」在中国士大夫的文字中,不可能是「民为主」的意思。我们翻阅《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发现「民主」一词用得最多的是新闻栏,经常出现在「大法国事」、「大美国事」的报导中。它确实只有两种意思,一为「民主国」。例如「法国现在仍不以民主国为定例」〖12〗,「英国京都六月初八电报云,法国公议堂现今定义必以民主国为一定,不得时常纷纷议论」〖13〗。另一个意思为民选的国家元首──即民之主,如「选举民主」、「民主易人」,「现今法国伯理玺天德定以民主七年,而法国新文馆常以此事议论纷纷」〖14〗等等。

  既然用「民主」来翻译 democracy,乃是用「民之主」表达不同于皇帝的民选统治者,这就造成了中文原有的意义「民之主」和外文中「人民支配」混和在一起的现象,「民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词汇。一方面,「民主」使人想起「民之主」;当它不是同君主相对立使用时,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人民的主人,甚至是皇帝。另一方面,当它明确被用于指涉西方国家时,又代表一种和君主对立的元首民选制度,甚至可进一步推出人民支配和人民主权。

  正因为「民主」这个词内在的意义矛盾,造就了它在十九世纪中国颇为奇特的命运:只要中国政治文化不发生彻底变革,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常用的词汇。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地要求变法维新;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更成为士大夫的共识。但十分奇怪的是:「民主」一词却并没有因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潮流而成为热门的政治词汇。翻阅1911年以前的报刊时论,发现很少出现「民主」这个词。表面上看,「民主」这个词不流行的原因,是新政期间清廷所模仿的外国制度为君主立宪,而民主却代表一种取消皇帝国家元首民选的制度;不仅大多数士绅不赞成,即使那些很早鼓吹西方议会政治的何启、胡礼垣、梁启超等人亦不认同。但是当时不仅立宪派少用「民主」一词,即使革命派也不用「民主」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邹容的《革命军》是号召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激烈文字。邹容全面提倡西方民主体制,并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但奇怪的是,他就是不用「民主」这个词〖15〗。就要不要推翻满清皇帝、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制度等问题,《民报》和《新民丛报》曾展开大论战。可是,《民报》在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亦很少用「民主」这个词。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鼓吹社会革命时曾讲过以下一段话,很能反映出当时革命派为甚么不用「民主」这个词〖16〗:

  充公等之所望成矣,取中央政府而代之矣,而其结果则正如波伦哈克之说,谓最初握权者为无资产之下等社会,而此后反动复反动,皆当循波氏所述之轨道而行,其最后能出一伟大之专制民主耶,则人民虽不得自由而秩序犹可恢复,国犹可以不亡,若无其人耶,则国遂永坠九渊矣。

  可见,在朱执信心目中「民主」的意思仍是人民之主,而且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革命派之所以不用「民主」表达其政治理想,是因为「民主」具有「民之主」这种和democracy相反的含义。

  那么,清末革命派用甚么词来表达他们推翻皇帝建立新社会的理想呢?在1895年后「民权」一词日益普及,1905年孙中山明确用民权主义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立宪」和「共和」这两个词更是频频出现,当时革命派普遍用民权立宪来表示民主立宪〖17〗。据熊月之考察,中文本来没有「民权」这个词,而日本在1870年代曾用「民权」翻译democracy〖18〗。学术界早就注意到1895年后中国很多政治术语来自日本,民权立宪在清末压倒「民主」,或许是来自日本的术语压倒本土翻译最有趣的例子。但是无论清末「民权」、「共和」这两个词多么普及,它们都不能完全取代「民主」这个词所包含的「与君主对立」和「西方榜样」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民权」的意义是人民权利(或权力),而权力有部分和全部之分。即当时「民权」在中国有两重含义,一是democracy,二是人民有部分权力〖19〗。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士反对统治者由民选,但并不反对民权〖20〗。因此,「民权」这个词并不能代表与皇帝制度完全相反的体制;而革命派用「共和」这个词来表示与皇帝对立。自186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先进国家大多被称为民主国,因此「共和」这个词也不能代表人们已习惯的对西方民主国的称谓。这样,五四之前,「民主」这个词虽不常用,但只要人们想表达同君主对立和西方榜样这两重意义时,仍运用「民主」这一词。换言之,由于「民主」一词内在的矛盾性,在用词讲究的十九世纪中国知识界,其意义反而变得专门性。只要翻阅五四前的报刊言论便可以发现:「民主」具有相当狭窄的意义,即它除了有「民之主」的含义外,其它毫无例外地用于指「民主国」,意义是同君主对立并暗含西方榜样。这种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极为重要。

  三 民主政治失败对「民主」意义的再定位

  中国现代民主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熟的。如果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指针来代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意义的重新定位,那就是「民权」的退潮和「民主」的勃兴。「民权」一词在《新青年》中仅出现30次,《每周评论》6次、《新潮》11次、《少年中国》14次;「民权主义」这个词更少在上述刊物中出现,频度分别为2次、0次、0次、1次。由此可见,「民主」这个词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比「科学」、「自由」、「权利」这些词少,但比「民权」却多了几十倍。这表明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纷纷改用「民主」来代替民权立宪。为甚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们认为,从宏观上讲,「民主」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自己创造的新词,它压倒由日本传入的「民权」,代表着新文化运动深刻的中国本土性质。而从具体机制上讲,民主压倒「民权」,是由于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中移植民主政治的尝试屡遭失败,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界定政治理念。

  图1为1915年至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中民主出现频度的统计,分析其趋向走势,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意义的几次转折和再定位。为了展示民主观念的出现频度,我们对《新青年》中用于翻译democracy的三个词「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分别进行计量和意义分类,然后从总体上看民主的意义类型变化及使用频度〖21〗。从曲线A可以发现「民主」一词第一次出现高峰是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间。当时发生了甚么历史事件?1917年6月张勋自徐州率兵至天津,并带两万辫子兵进京,于7月1日拥溥仪试图复辟帝制。这是继洪宪帝制后对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再次敲响警钟。这一事件象征着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的失败。而「民主」这个词之所以恰恰在这个关头得以普及,无疑是因为它在意义上与君主对立,具有旗帜鲜明反对君主立宪的性质。进一步分析表明,这次引用「民主」的高峰大部分来自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这篇长文,达55次之多。表面上看,一个词的大多数运用出现在一篇文章,使得统计分析没有说服力,但这一点在此却不构成问题。因为这篇文章对民主的用法在当时具有极普遍的代表性。

  众所周知,就在张勋复辟之际,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与徐大傅书〉和〈共和平议〉两篇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康有为从当时政治无序、经济困窘、腐败丛生和外交失败等方面批评民初政局,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恶果,主张救中国必须回到君主立宪。陈独秀一方面同意康有为对当时民主政治造成的种种危机的描述,但不同意其结论。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是当时推行的民主共和并非真正的民主制度〖22〗。而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是由于君主制度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在作怪。也就是说,陈独秀主张从对中国君主制的批判深刻理解民主的真正含义。〈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中,共55次使用「民主」一词,其中54次的含义是同君主对立,其余一次用于表达西方社会制度。请注意,这两层意义恰恰是「民主」一词在十九世纪中国政治字汇中特有的含义。换言之,上述统计分析证实了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较集中使用「民主」一词,是发生在民权立宪失败、帝制复辟以及康有为等力倡君主立宪之际,新知识分子群体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君主立宪的复辟,不得不运用与君主制对立的政治术语「民主」来表达自己的理念。

  必须注意,虽然「民主」这个词是在民初民主政治制度失败、帝制复辟背景中,因具有和君主对立意义而被较多地使用,但它的全部内涵已与新文化运动前有所不同。在新文化运动前,人们尚无代议制(民主政治)带来社会失序的切身体验。民主代表一种和君主对立的西方政治理想,必定同时包含了国家元首民选、多数支配、代议制这三重含义。在这三种意义中,代议制是一个核心,它将元首民选和多数支配有效地结合成为一种可实施的政治制度。民初的民主尝试失败主要是议会政治的失败,由此而引发了新文化运动。这样,人们在使用「民主」一词表达其同君主对立的意思时,很可能已下意识地将议会政治和选举程序排除在外。经过这一筛选,原先的民主理念就只剩下反对君主与多数支配这两种意义了。这种意义筛选不单是使原先民主的三重意义变成了两重,而且也粉碎了原先的意义结构。缺少了代议制,也就缺乏多数支配和国家元首民选之间的联系,民主不仅变得难于操作,而且也将出现价值意义的真空。本来,西方民主观念的价值核心是个人权利,强调个人自主为正当的理念,而非单纯的道德〖23〗。宪法、法治、选举和代议制是一种将个人自主转化为公共秩序的机制。一旦宪法失去权威又抽去代议制,这种机制背后的价值(个人权利、个人自主)也随之和民主脱离关系。这样,就必须重新塑造民主的价值基础。

  事实上,1918年后对民主意义的再塑造,导致二十世纪民主观同十九世纪民主观的重大差异。对民主意义再定位的第一个因素是基于它同君主的对立。由于新文化运动中人们普遍认识到儒家伦理是君主立宪复辟的基础,而反对君主必定要破除儒家伦常等级,把平等作为一种新道德。正如李大钊所说:「政治上民主主义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24〗这里,民主的价值核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把儒家纲常名教的反面──政治和经济的平等、反规范和取消约束作为自己的内容。这是民主意义的第一个大改变。对民主意义再定位的第二个因素,是如何实行多数统治。一旦排除了代议政治,便很难实现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多数统治。唯一的方法是高度强调民主背后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价值,用道德强制来实现人民和多数的支配。这时,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意识形态政党来体现普遍道德价值和公共意志,由党的专政体现多数统治;二是展开以纯化道德意识形态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实现所谓群众道德统治的大民主。事实上,这几项的内涵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观念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

  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民主」一词在五四时期就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和歧义性〖25〗。例如当时很多人把破除家庭关系叫做民主,家长制则被视为不民主。民主还普遍地等同于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陈独秀把白话文称为文学的德谟克拉西〖26〗。李大钊甚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和平看作民主的内容,称其为反对「大……主义」〖27〗。以上现象似乎表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尚未了解民主的真正含义。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民主意义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只是1919年以后的事。表1为《新青年》杂志民主意义的分类统计。从中可见在1919年以前,民主的意义非常明确,它指的就是和君主对立的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当时,绝大多数只使用「民主」一词,民主含义的多样化和歧义化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这时,在表达民主理念的用词上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使用「德谟克拉西」、「民治」来指涉democracy。而不同倾向的人在使用「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来表达民主观念时,其内涵也大不相同。这正是民初民主政治失败导致其意义再定位的结果。

  四 从「民治」、「民主专政」到「大民主」

  如上所述,对民主意义的再定位,曾导致知识分子用别的词来翻译democracy。由于「民主」这个词似乎不能包含杜威(John Dewey)所说的经济平等的含义,一开始胡适选择「民治主义」代替「民主」,陈独秀也将democracy翻译成民治主义。1920年后,人们更倾向于直接音译,「德谟克拉西」的用法越来越普遍。图1中曲线B、C和D分别为「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的频度统计。将这三条曲线与民主观念的总曲线A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民主观念的三个高峰,实际上代表了民主观念三种不同意义的展现。我们在前面已分析了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的第一个高峰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因为「民主」一词的频频运用。第二个高峰则为1920年1月至1921年4月,它主要由知识分子大量讨论「民治」和「民治主义」所造成。第三个高峰出现在1924年至1926年,其主要成分为「德谟克拉西」。这三个高峰十分形象地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观念的演变。

  由于第二个高峰基本上由「民治」这个词规定,分析「民治」的意义则可代表这一阶段民主观念的内涵。正如表1所示,「民治」这个词的意义基本上集中在第四类,它具有平等、反对纲常等多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1919年后对民主观念再定位所造成的。在这多重意义中存在着一个核心,这就是经济平等和道德上的多数决定。陈独秀在论述民治时指出它有政治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28〗,并强调民主的意义是by people而非for people〖29〗。李大钊为了突出经济平等和多数支配,甚至主张用「平民主义」和「工人政治」来取代「民治」〖30〗。由于「民治」的各种内容基本上可以被社会主义所包涵,1921年5月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勃兴,「民治」一词也不再常用。1924年后的第三个高峰,象征着民主观念意义再定位的完成。从图1可以清楚看到,它大多由于人们纷纷用「德谟克拉西」来代表民主而造成。表1显示,「德谟克拉西」的意义集中在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即除了用于表达多重意义的民主外,主要用于指涉资产阶级政党(民主派),或用于表达民主专政(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

  只要将这三个高峰连贯考察,我们立即发现存在着支配民主意义变化的内在逻辑。图1第一个高峰代表当时人们出于反对君主制度而提倡民主。其后鉴于民初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尝试的失败,抽掉原来民主含义中的代议制,将平等这种新道德作为民主的基础,一度使平民主义民主观成为民主的主要含义,导致第二个高峰的形成。一旦民主被界定为经济的平等和多数在道德上的支配,很容易推出多数支配是有阶级性的,它在价值上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显然,平民和无产阶级代表了真正的多数。于是,代议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无产阶级多数支配则通过党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现。表2为《新青年》杂志中和democracy有关词汇在使用时,引用者价值取向的统计〖31〗。我们明显看到,1920年前民主观念差不多毫无例外是正面的。而正是从1920年开始,「民主」破天荒地获得负面评价。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民主党统统在否定之列。也就是说,经济平等和多数阶级的支配一定会导致否定资产阶级假民主,并肯定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这正是民主意义第三次高峰的内涵。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第三个高峰的正面引用和负面引用的比例,可以发现,1924年后对民主的负面引用(160次)大大高于正面引用(50次)。负面引用主要是用于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在正面引用中指涉无产阶级专政或肯定民主专制(专政)达22次之多。这一时期,《新青年》已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也就是说,民主专政终于在民主多重正面含义中凸现出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念的主要内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24年后有关民主专政的意义已很明确,但《新青年》的用语多是「无产阶级民主」、「民主的狄克推多」和「德谟克拉西专政」,并没有将民主和专政(独裁)直接联用。也许,当时知识分子对民主原有意义(和君主专制对立)记忆犹新,如果用民主专政便会带来字面上的矛盾,就如出现「冰的火」、「好的坏」那么可笑〖32〗。但是,随着民主的原有意义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遗忘,「民主专政」终于在30年代后成为最常见的词。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正式为「民主专政」正名。毛泽东在该文中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33〗。

  表面上看,五四时期「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用语,直接来自翻译列宁和苏联的文章,但是只要道德成为民主的基础,在用一党专政实行多数统治时,也意味着对多数实行道德教化。民主专政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有的、公共的道德意志统治之含义。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在1949年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毛泽东首先从中国近代史的痛苦经验教训中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多数统治必须是人民对反动派进行专政。然后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但当人民中出现不同意见和错误政见时又如何办呢?毛泽东特别指出,要说服和教育人民〖34〗。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备手段。而这种多数人道德意志支配的民主既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同时又可以成为反对党的官僚机构的大民主。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1943年毛泽东在深化整风的《四三决定》中提倡极大地推行民主,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发动群众,批判党的官僚主义。1943年10月13日,中共山东分局有关整风的决定又再次提出极大地推行民主〖35〗。1956年5月,李慎之鉴于苏联和东欧的问题,提出中国「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毛泽东在同年11月15日讲话中称「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36〗。后来,又把群众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称为「大民主」。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其视为反修防修的武器。根据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这里所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指群众在文革中斗私批修,实现无产阶级道德纯化。当多数群众普遍被笼罩在这种「无产阶级道德」强制之下时,不仅以改造思想为名而实行的迫害被称为民主,而且对穿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扫荡也是「大民主」,当然,党的各级干部也处于这种群众道德专制的「大民主」监视之中。故指导文革的官方文件称「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中国式的「大民主」十分明确显示出它与苏联的无产阶级狄克推多完全不同,故文革时将「大民主」称为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并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不用说大民主,就连小民主也不会有。」〖37〗1969年的中共九大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大民主」已为中国找到了反修防修之路。而这时恰恰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政治文化经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这三个阶段恰恰代表了五四后经重新界定的「民主」三重意义的展开和实现。

  五 结 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科学和民主作为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两面旗帜,为甚么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频度很不对称?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乃是因为它把西方现代价值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之中,并且以中国本土形态表现出来。但是科学理性和民主这两种西方现代价值在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本来就存在着视常识为天然合理,并用常识建立宇宙观和使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基本结构。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因为西方科学被视为一种现代常识,科学理性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理性的基本结构。从此科学在建构新意识形态、使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合理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8〗。这个过程是始终一贯的、毫无分歧的,故不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甚至在整个二十世纪,科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故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引用次数不仅多,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正面的。

  而民主所涉及到的问题则不那么单纯。民主进入中国文化的视野意味着基本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型。由于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是个人权利,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始终是道德,中国文化很难理解甚么是非道德的正当性;所以民主融入中国价值系统远比科学融入常识理性困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前提下引发的,当时西方民主理念中的代议制和非道德的正当性被忽略、淡忘;民主理念的中国化就表现为不断道德化,成为一种取代传统伦理的新道德。由于这种道德(和社会正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它可以用平等表示,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来代表。这样,用「民主」一词来代表新的道德(和道义),也远不如用科学来代表合理性那么具有始终的一贯性。「民主」一词在新文化运动后期获得负面价值,形象地刻划出新道德是以其它名词或观念来表达的。

  二十世纪末,鉴于文化大革命和一党专政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深切体会到民主的价值。和十九世纪末类似,对民主选举和代议制的追求再次从社会思潮中显现出来。但是,正因为民主的价值仍被认为是一种新道德,故倡导民主的人往往从道德上指责不同意他们的人。另有一些人看到,如果离开道德强制,民主可能导致政治无序。这两种对民主的态度表明,中国人至今尚未认清民主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真实意义。毫无疑问,在世纪之交对民主的价值定位仍是一项与民主制度引进同等重要的任务。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说过:「最精良的法律、最可称道的制度、最值得信赖的知识、最有效的技术,用起来也会互相冲突。除非人类以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实体来充实它们,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如果经过一个世纪痛苦的经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下意识地认为民主的价值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道德诉求或强制,那么,下一个世纪中国通向民主的道路就还将是坎坷的。

【注释】

〖1〗 金观涛、刘青峰:〈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4月号,页40-53。
〖2〗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1月1日)。
〖3〗 此数据是由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出版的《新青年》全文光盘得出。但根据我们制作的数据库显示,该统计有10%的误差。本文以后引用的《新青年》数据均出自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4〗 《新青年》计量研究数据库统计是由戚立煌先生、吴嘉仪小姐完成,戚立煌先生并检索该刊「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三词,谨致谢意。
〖5〗 该统计由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光盘检索得到。
〖6〗 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第一卷(京都:崇实馆存版,1864)。
〖7〗 同上,第二卷,页13。
〖8〗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页54;172-73。
〖9〗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页54;172-73。
〖10〗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1964)。
〖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页44-45。
〖12〗 林乐和主编:《教会新报》(六),页2782;3236;3121。
〖13〗 林乐和主编:《教会新报》(六),页2782;3236;3121。
〖14〗 林乐和主编:《教会新报》(六),页2782;3236;3121。
〖15〗 在《革命军》全文中,「民主」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是在谈西方社会制度时使用的。
〖16〗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1906年第四期。
〖17〗 最典型的证据为汪精卫的言论。他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1906年第四期)中明确指出:「今以极简单之语,结本论曰:吾之目的,欲我民族的国民创主民权立宪政体(普通谓之民主立宪政体)者也。」
〖18〗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12、13;12、13。
〖19〗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12、13;12、13。
〖20〗 这方面典型言论是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后书.正权篇辨》中的议论。他们认为:「民权之国与民主之国略异,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君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于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页406)。
〖2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平民主义」、「平民政治」也用于译democracy,总使用频度为53次,其意义与分布与「民治」大致相同,所以本文统计时未专门列出。
〖22〗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
〖23〗 金观涛、刘青峰:〈权利观念在中国近代的意义演变〉(待刊稿)。
〖24〗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1日)。
〖25〗 姜义华:〈彷徨中的启蒙──「新青年」德赛二先生析论〉,《文史知识》(北京),1999年第五期。
〖26〗 陈独秀:〈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晨报》,1920年2月20日。
〖27〗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15日)。
〖2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
〖29〗 陈独秀:〈再质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
〖30〗 李守常:〈平民政治和工人政治〉,《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1日)。
〖31〗 所谓有关词汇引用时的价值取向,是指文章作者在使用这一词时对它所持的态度(肯定、否定,还是无价值取向)。例如陈独秀在批驳康有为文章时引用康对「民主」的看法。康有为对「民主」持否定态度,但陈独秀引用康的文字是为了批判,故「民主」在陈的文章中作为正面引用。
〖32〗 非常有趣的是,当民主具有「民之主」含义时,民主专政并不构成语义矛盾。故新文化运动前倒是出现过「民主专制」这个词。典型例子是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在该文中两处提到「民主专制」和「专制民主」(饮冰:〈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77期);而在《新青年》中,则几乎没有人用「民主专制」一词。
〖3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页691。
〖3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书,页1364-65。
〖3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即出)。
〖36〗 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页46。
〖37〗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1月1日。
〖38〗 金观涛:〈中国文化的常识合理精神〉,《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第六期(1997)。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9年12月号 总第五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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