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基会

 

胡宗刚

 

中基会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简称。一九二四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一千二百万美元退还中国。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费,遂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即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了事业,加快现代化的步伐。

按中基会章程,董事由中国大总统令派中美十四人当任,其名单如下:颜惠庆(内阁总理,前驻德公使、外交总长)、顾维钧(外交总长)、施肇基(驻美公使)、范源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教育总长)、黄炎培(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蒋梦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周诒春(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孟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主任)、杜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贝克(交通部铁道管理局顾问)、顾临(洛氏基金会中华医药董事会驻华代表)、贝诺得(北京国际银行总裁,清华基金董事会董事),后又补选地址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第三届年会以抽签决定任期,每年有三名董事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蔡元培、胡适、任鸿隽、孙科、翁文灏、司徒雷登等皆曾任董事。中基会的日常事务,由干事长领导其所属职员办理,干事长由董事会投票选任,不以董事为限,是基金会的主要执行领袖。干事长应于每年的董事会年会上报告业务状况,包括“对于本会与受会补助机关工作进步情形之评论;声请补助之机关之数目与本会调查之结果;上年度通过之经费与补助及其实发数额,以及干事长认为应请保留至本年度拨付之款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务细则》)其时,在美国的倡导之下,各国都纷纷退还庚款,在中国设立相应的机构,但各都怀有各的目的,最终所达到效果也不尽相同,此中当以中基会的成效最大。抗日战争之前中基会对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加快中国现代科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一些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并引导出良好的学术环境。其办理的事业,如与教育部合办之北京图书馆,与尚志学会合办之静生生物调查所,及曾自办之土壤调查所、社会调查所等;其大力资助的机构,如地址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其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设立研究教授、科学教授讲席,资助优秀青年出国留学或访问研究,并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华讲学。中基会还设有编译委员会,指导和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除此之外,由于中基会的信誉日高,还接受委托保管各种基金,如清华大学基金、静生生物调查所基金、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基金、丁文江纪念基金等。此所罗列,仅荦荦大端,仅以这些机构在近代中国之知名,便可知中基会资助的领域之广,力度之大,成效之优。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基金会董事诸公远见卓识,,历届干事长们踏实的办事才干和毅力,及各受助机构研究精神,还有中基会引进的管理制度。

然而,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机构,在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之时,中基会将一切可移动的证劵及现金资产移至香港,后转向纽约,其在大陆的活动遂告中止,其所创办和资助的事业虽经抗日战争而受到重创,此时则宣告终结,被重新组建。当以意识形态来彻底改造传统观念之后,中基会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走狗,而遭到彻底否定。一九五O年胡先骕撰《庚子赔款与中国科学人才之兴起》一文,刊于黄萍荪编辑,子曰出版社出版之《北京史话》丛刊,因文中多涉中基会对近代中国科学的贡献,作者和编者都被认为有崇美思想,而勒令停刊。此后几无人再言及中基会的人与事了,哪怕是参与其事,或得其资助者,都讳莫如深;但也未遭到追究,而受专项批判,似乎突然消失了。若干年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于中基会已知之者已甚少。一九八O年版《辞海》于中基会有这样的记述:

美国在旧中国设立的文化机构。1924年成立于北京,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董事会,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补助”的形式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如设立图书馆,在高等学校设置自然学科的教席,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科学研究“奖金”等。解放后撤销。

行文用有三处引号,或许仍有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于中基会组成人员则只字未提,所列人名之中,也未有先后当任干事长之范静生、任鸿隽、孙洪芬者,其实,他们一生的业绩还不仅仅在中基会供职期间,可见人们的淡忘程度。二OOO年版《辞海》只是删除了三个引号和稍作文字修改,其他依旧,似有进步。不过在今人的一些著述中,仍认为中基会是“美国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单位”(黄宗甄《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令人吃惊。

所幸中基会的档案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该馆档案开放之后,吸引学者前往查阅,主要利用此间材料所得成果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杨翠华之《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赵慧芝之《任鸿隽年谱》,笔者跟随其后,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之撰写。这些研究或者囿于专题,或者言之简约,尚不足以明悉中基会之全貌和底蕴,也未全面阐述先贤的道德和文章。笔者愿就所接触到的档案史料,捃拾几个值得思索的个案,献于学界,希望有更多的人文关注投入其中。

 

一、    静生生物调查所创办始末

史学巨擘陈寅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尝对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状态有所评论,云:“凡近年(国际上)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7页)如此冷静地评价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殆不为过。其地质学的贡献系于丁文江、翁文灏等创办实业部地址调查所所取得;生物学则是秉志、胡先骕、陈焕镛等先后创办中国科学社南京生物调查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创造,此皆源于中基会大力赞助,其中静生所还是其所主办。选择生物学为资助的重要领域,是当时人士普遍的举张,这是因为中国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亟待以西方的科学方法予以调查和整理,并运用到农林牧副渔等各个行业中去,提高产量,以改善人民生活,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在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时,依靠秉志、胡先骕、陈焕镛在东南大学教书之便,在南京率先成立生物研究所,开展研究,不几年既有国际声誉。

当中基会成立后,生物所是首批向其申请资助的机构,自一九二六年秋起,年得一万五千元,及建筑补助费,建造了一座两层的实验楼,添置了不少仪器设备,所长秉志也被聘为中基会的研究教授。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基会延聘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 1868-1957年)来华访问,目的在于“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在南京的生物学家们认为,他们的研究范围,无力伸延至北方,而在有文化中心之称的北京,也应有一生物学研究机构。于是邹秉文、胡先骕、秉志乃联名呈书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请中基会在尼丹访华之时,借尼丹之力,在北京设立此所。其函文如次:

静生先生大鉴:

美国生物大家尼丹博士日昨来华,现已乘船北上,不日可与先生在京相见矣。尼氏为世界著名之专家,此次基金会邀其来华,将来影响于吾国教育前途,决匪浅鲜。秉文等思乘此最好机会,利用尼氏三十余年之经验,为吾国作一最有价值之事,可以收永久之利益。谨贡其愚见如下,愿先生留意焉。

今日欧美各国科学发达,人民深受其赐,而于自然科学皆有调查所之设立,以此种学问与国内之天产有关,设专门之机关以策研究之进行,其影响所及,实业及教育皆受其裨。吾国北京地质调查所,即其证也。欧美各邦除于国内之地质设所调查外,而于生物一方面,亦有相同之研究机关,所谓生物调查所Biology Memorial Institute是也。地质有关于矿务,生物有关于农业及医学,此两者皆自然科学,于是业之发达及人生之幸福关系最大。吾国之地质调查所成绩卓著,蜚声海内。今宜乘此机会,设立生物调查所,以为研究国内生物之提倡,总其便利,约有四端:

(一)尼氏平生所长,可以为吾利用也。氏学问渊博,生物学上贡献甚富,而于调查生物尤其所长,基金会即聘其来华,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当在京时,为该所作一永久之计划,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也;

() 该所之成立可以轻而易举也。现北京既立中央图书馆,生物之调查可藉该馆之书籍以为参考之资,美国生物调查所借助于中央图书馆,即一最好之前例。今如此办理该所,购置图书可省去甚巨之经费,且北京各处或有公产之地皮房屋,若因陋就简,稍加修茸,即可用为生物学之实验室,则此所之成立,更觉节省矣;

() 该所之工作可以得相当之人选也。中国从事生物学者已不乏人,多系尼氏弟子,该所成立可择数人使之在内负责,与尼氏共同工作,各校之优材学生,尽可令其从事学习,尼氏去后,其弟子数人可以萧规曹随,继续调查事业,尼氏在京虽只有一年,将来不忧无继焉;

() 生物学之教材,可以借此贮备也。吾国生物学之教材极少,各大学聘任此学之教授,颇感困难,大学此门功课既不甚佳,中等学校之教材遂益灭裂。该所若立,大学毕业生对于生物学有兴趣者,可在内练习,俟其经验较富,出而应学校教课之需,该所成立日久,人才愈多,较之尼氏在京教课一年,只有少数学生受其教诲者,其利益不啻倍蓰矣。

以上四端,仅举其近者言之。生物与人类息息相关,此所既为科学之研究,亦即经济问题之基础。天产之利用、货殖之改进,均可连类而解决。其施甚薄,不胜枚举。故秉文等觉生物调查所之设立实为最美之举,特此敬求先生及基金会诸公与尼丹博士从长计议,每年由基金会酌予相当之款项,俾该所早日成立。秉文虽不在京,凡能为该所效其棉薄,促其发展,在所不辞,、志等在南京从事研究,可使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该所合作,互相提携,庶凡尼丹博士在华之时虽暂,而所成就者实大,且运基金会所费之款无多,而所收之效果至为美满。与此特行奉商,诸希亮察是荷。

此颂

大安

                                       邹秉文  胡先  秉志  同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基会档案。)

此函文字虽长,然静生所之创设即以此为开端,并按此构想实施,实属重要,今日治中国生物学史者,只知静生所由庚款所办,而不悉源头在此,故作全录。

范源廉(1874-1927年),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早年出身于湖南时务学堂,和蔡松坡、杨树达等人同学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旧派当权,遂往日本,攻博物之学。回国后,组织国民促进会、尚志学会。民国肇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任次长,未几蔡离去,他继任总长。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两年。范源廉素爱自然,业余时暇则治博物之学,十几年不辍,尝往郊外,采集植物,探研名实。当其主持中基会事务,以补助自然科学为职志,因于生物学早有亲缘,故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多有关顾,与生物学家也有交往。至于此次邹、胡、秉三人联名来函,由于资料欠缺不知确切情形,不过从一些旁证材料可知,来函尝引起范静生的注意。尼丹来华并没有如邹、胡、秉所希望的那样专为组建生物调查所,但于该所之创建确有促进。

正当酝酿筹设调查所事之际,范静生却突然逝世,享年五十三岁。静生先生为人公正,尽心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然正当盛年,不意殂谢,尤可痛悼。中基会所拟《范静生先生小传》有这样评价:

先生为人精敏勤谨,事无巨细,率能尽其条理,接人尤殷勤和蔼,不设崖岸,故朝野翕然景仰。虽屡经罢退,然学制大政,悉取决于先生之手。盖晚近二十来年,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也。”(《中基会第三次报告》)

由于范先生人格的伟大,在世人心目之中具有较高威望,他的早逝,不仅没有延误调查所的实现,反而加快了调查所的诞生。首先尚志学会倾其所有,出资十五万元作为基金,范静生之胞弟,著名实业家,化工企业久大公司的创办者范旭东,捐出范家在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于一九二八年十月正式成立,秉志兼任所长,并任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为永久纪念范静生,还以静生冠其名。此前任鸿隽应范静生之邀已北上,任中基会执行秘书和;范静生逝世后,任副干事长;不久又遇中基会改组而接掌干事长一职,全面主持事务,其于静生所的创办也是竭力促成之。

静生所致力于全国生物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及分类学的研究,编辑研究《汇报》,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影响日隆。未几年,其房舍不敷使用,中基会为其兴建研究大楼于文津街,毗邻北京图书馆。秉志因不能兼顾南北两所,而由胡先骕接任所长,此后事业更加发达,成为重要的研究所,其学术成就在此难一一细述,仅略谈其建制。

我们知道中基会之董事会是由中美两国人士所组成,每年定期开会商讨重大事宜,形成决议,干事长虽然对决议的形成有影响力,但决议一旦形成,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董事会人员皆德高望重人士,无形之中还具有道德的约束力。此种办事制度自然运用到静生所,即在所长之上有静生所委员会,每年定期会议,审议所长工作报告和下年度的预算,并议决重要事项。此后静生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也是如此效法,一样取得良好的效果。只是在抗战期间,受战争影响,静生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与经济部工业试验所合办乐山木材试验馆时,才没有这些规范的组织形式,但所形成的道德风尚依存。任鸿隽、秉志、胡先骕等,自幼接受的儒家教育,有深厚的国学根抵,后又留学国外,接受西方的科学,归国后,在追求科学救国的同时,还在实现传统的价值,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无所谓中西文化冲突。今日我们在呼吁文理兼通的学者,其实他们已是典范,只是我们知之甚少。传统道德观念是影响他们的核心,制度只是外在的约束。所以每举一事,必如狮子搏兔,以全力赴之,首尾巨细,无微不至。一九三四年胡先骕在与江西省农业院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时,按合办协议,农业院出资二万元作开办费,然在江西方面一时难以通过,胡先骕当即致函农业院长董时进,函文如次:

时进吾兄惠鉴:

来电及四月一日手书敬悉,经常费照案通过甚慰,由三月起开支,亦可照办。惟开办费未通过,此层大费周折,盖在基金会方面认为与原议不符,则此整个议案能否通过,尚未可必。且原议案正式通过将在七月,此时弟正拟向基金会请求由执行委员会另请拨款三千元,作为此半年之经常费,即以此款先行开办。若开办费问题不解决,则此次目的亦未能达,而森林植物园将等于画饼充饥,甚或永远不能实现,不但有辜雅意,而弟亦一场空欢喜也。弟前函云可用经常费暂时开办,而开办费则必须通过者,以此尚望与诸常务理事恳商,务乞通过。若嫌二万之数过巨,一万五千元亦得。通过后务乞来一正式公函,以便与基金会接洽一切。如植物园事因此挫折而不克成立,弟真无面目见人,将来农业院事,弟亦只有敬谢不敏,不再关问矣。秦子农先生随时可南下,伫待福音,即行起程。

专此,敬颂

近安

     六日

(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农业院档案。)

函中所云,已能见出胡先骕的道德境界。在今人看来,事业的成功,自是自己的荣耀;事业的失败,则归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完全不必有“真无面目见人”之自责。但是办理任何事宜,都应有谨小慎微,坚忍不拔的精神,事业才能成功和壮大。胡先骕既是如此,方使植物园及以后的各项事业得以实现。对于静生所内部的管理,中基会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其研究方向的选定、人员的录用、薪水的发放以及出国进修,都由所长决定。由于所长道德文章都具威望,在所中培育形成了“实至名归,名至利归”的竞争机制。选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入所任助理,月薪30100元,工作几年,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月薪100200元,再由所长向中基会推荐,申请资助赴国外留学,归国后任技师,月薪300元,与大学教授相当。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不畏生命危险,先后前往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既是要成为中国的采集家;唐燿经此途经,最终成为木材学专家,在我国开创了此项研究;陈封怀、唐进、汪发缵等皆依此培养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静生所良好的研究环境,也吸引国内一流的学者前来工作,如蕨类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树木学家郑万钧、藻类学家李良庆、昆虫学家杨惟义等,使其研究在该所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此以秦仁昌最为杰出,不仅接受胡先骕的委托建设成著名的植物园,还创立蕨类植物分类系统,为国际植物学界所认同。

    在档案中还有一通胡先骕致任鸿隽函,从中可知以道德为准则是胡先骕处理事务的依据。时在一九四三年,抗战最为艰苦时期,物价昂升,胡先骕认为中基会下拨给静生所微薄的经费中,应泽及唐燿。函云“唐燿为静生成就最大之一人,弟之荐彼至木材实验室,实欲彼建一番事业为国家树立木材事业之基础。而长官非人,遇事棘手,在他人早已挂冠而去,然曙东(唐燿之字)只知忠于其职,不忍轻于言去,其忠贞之人格,在静生诸人,只有杨宜之(即杨惟义)与之相似,而其薪给甚薄,不益以供事,与静生及滇所诸同人均较有逊色,且木材实验室本静生与中工所合办,至今名义仍存,故弟仍与彼月薪百元,一以赡其不足,一以表示木材室事业,静生仍有贡献、有义务、即有权利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基会档案。)在此学术环境中,人才辈出,成果不断;也就没有学术腐败之一说。

此一著名民间研究所也不见容于公有制的新社会,一九四九年被重新改组,其所址被用作中国科学院院部,胡先骕仅想保存静生名义,以署植物标本馆,也未得同意;至于先前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制度,自然是全部废止;而胡先骕本人因其所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经反复检讨之后,归于沉默,而专心从事著述。一九五五年却因反对李森科伪科学再遭到批判,磨难再三。

新社会不容静生所,除其民间体制和隶属中基会而遭到否定外,还在于其工作本身亦遭到否定。一九五三年吴征镒作《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一文,于四九年之前的植物学有这样的评论:“早期的领导人一般都是美国英国留学的,哈佛大学的尤其多,其他法、德、日本留学只有少数。由于中国植物丰富,由于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和丘园(Kew Garden)偏重分类,由于这个工作所需的设备比较简单,当然也由于分类学是植物学同时也是农学、林学的必要基础,所以植物分类学这门科学便单独获得了较大的但是畸形的发展,而在发展中同时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影响的烙痕.”(《科学通报》19532月号)阿诺德树木园属于哈佛大学,丘园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此两机构至今仍是植物分类学的权威机构。文中却把中国植物学中最具成绩的分类学,说成是畸形;把与国际学术交往,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烙痕。需要说明的是文章的作者,时任新组建的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少有的几名中共党员之一,其人其言盖有九鼎之力。

 

二、任鸿隽对中基会制度的尊重

任鸿隽供职中基会时期,可谓是中基会成绩最为卓著的时期。范静生在世时,在任鸿隽的协助下,逐步确定了资助事业范围与拨款原则,成为此后中基会发展的方向;范静生去世后,任鸿隽全面主持中基会事务,使得中基会事业,由纯粹保管款项机关,发展为推进中国科学文化的有力组织。在机构与经费都处于有利支配的条件下,任氏更是极力推动其发展科学的理念,对民国时期的文化科学的进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其在一九三七年辞去干事长后,于庐山消夏时,撰写《五十自述》,于此十余年工作,不无自豪之感。

使吾生当承平之世,得尸位一基金会致执行领袖,目击所创办之教育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以终余年。……中基会之事业,每年具有中英文报告公诸世界。其所建树是否合于该会组织之目的,愿明眼人平心论之。(《近代史资料》第10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然以一批民间人士掌管一笔巨额资金,难免引起各阶层的非议:国民政府就曾几次要改组中基会,认为此项大权应归于教育部;即使在中基会内部,虽然已原则规定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但款项究竟投向哪些学科领域和机构,也颇有争论。任鸿隽认为:“中基会的分配款项,有一个‘主要政策’,是图吾国自然科学的发达,要图自然科学的发达,所以要设立科学研究教席、设立调查所、设立一个较大的参考图书馆,而不主张设立许多分散的民众图书馆。”(《独立评论》1932529)此引胡适致丁文江的一通书信,以体会任鸿隽主持中基会时,为实现其理念,所经受的压力。节录如下:

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元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银行,用得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算多.至于你斤斤争的干事长住宅一事,我更感觉诧异。一个负有管理两千万元的财产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和体恤,不应该是失策。

中基会正需要能独立主张的董事,我冷眼观察,在今日国内很不容易寻得十五个完全公心而不想谋私利的董事先生。中基会不是完全无疵,但它的多数董事是可敬爱信任的。我们大家应该平心静气和衷共济,不可偶因个人意见不合,即忿然求去.这样一个机关是决不会“尽人而悦之”的。“Impartiality[公正无私]是决不会得着大家一致承认的。但自信为公家谋最大效用,即此便是无私。悠悠之口,都不足计较,更不足凭信。……在一个合议机关里,总得有调和折中的态度。即使有个人不能完全满意之处,也当为公益而牺牲其己见的—部分。八九个人尚互讥为偏私,为partlality[不公平],何能期望天下人承认一种“透明的公道”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

 任鸿隽能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维护和谅解,是其能行使主张的重要原因,但其本人对中基会制度的遵守,也使其能获公心的原因之一。中基会的制度建设固然很为全面,此仅言研究教授中的一事。

中基会设立研究教授,授予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己取得较大成就的科学家,以在中国树立学术典范,并领导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基会在大陆二十多年的运作当中,先后仅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庄长恭、北平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和葛利普、以及秉志、陈焕镛、胡先骕等七位得到资助,名额限定不可谓不少,但资助的额度却甚大。在抗日战争之前,大学中的教授月薪一般在三百元,而此研究教授却有六百元,是令人羡艳的职位。

一九三八年陈焕镛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当任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欣然致函任鸿隽禀报此讯。此项荣任却违背中基会之于科学教席不得兼任之规定。任鸿隽当即复函云:

吾兄荣膺院长要职,事诚可喜,惟于中基会规则研究教授不能兼行政事务,若必不得已,惟有暂作请假一年,支领学校薪俸,俟将来脱离行政职务,再行恢复中基会待遇。从前庄长恭君在中央大学担任理学院长,即系如此办理,事有先例,尊处之串,是否遵照庄君前例办理,请迳函中基会,示之为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基会档案)

 其时任鸿隽未担任干事长,对此事本可不用关问,大可不必因此事在友朋中或生介蒂,然于有背制度之事,不能不言之。中基会俸给不是大学可以比拟,陈焕镛权衡之后,终为辞去校长之任,而专为主持农林植物所工作。不久,广州面临沦陷,凭陈焕镛的影响力及其与香港《华字日报》的关系,亲把农林所之标本、图书、仪器运往香港,终未落入日寇之手,得以完好保存,研究也未中辍。可以设想,假若陈焕镛当时不是专任所长,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农林所事,其损失则可能巨大。此亦归功于中基会的制度及制度之执行。

反对兼职是任鸿隽一贯的立场,曾言“余平生作事有一信条,即一时只任一事,必不脚踏两只船以自便而误事。盖吾见当时事业之败坏,由于一人之包揽而不负责者占其大半。此在精明强干智力过人者尤不克免,况余孱力薄才而感效尤以负社会耶?此信条吾至今仍信守之。(《五十自述》)今日之社会反而提倡兼职,机会主义可见何等盛行,而其工作的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当今主事之人,面对任鸿隽当应有所醒悟。

 

以中基会的档案略述如上二题,于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家或有一分真切的感知,然有待发掘的材料甚多,如胡适与中基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已有专文论之,惜未利用档案材料;陈寅恪也曾向中基会申请资助,有来往书信数通,然三联书店所出之《文集》未为收录。其重要材料有如此,遑论其他。笔者以为治中国近代史学,当以史料为重,尤其是在历史已被篡改,以谎言充当真实的时候,更应如此。

 

 

 

                   该文刊于《东方文化》二OO三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