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然科学家走向历史人文的心灵历程
“我尝试去探索人的层面”
——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一农教授访谈录
黄振萍(清华大学历史系)
肖自强(本报记者)

  编者按: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从事多年天文学研究,取得相当成果之后转向人文历史研究,并很快获得成功的故事。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很明显地感到他非常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无需太多提问,他自己连贯地讲述着。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也许能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体会历史学的魅力。我们也感

觉到了自然科学思维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穿透力,特别是在目前的全球性学术标准中。这无疑能映照出内地历史学界,甚至人文学界目前所存在的某些根本性缺陷。当然也必须指出的是,不能把他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简化为学术快速成功法。也许应该这样说,他的某些方法为人文学术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许不能只有它,因为他还拥有其他一些机缘。

此一相片乃为1996年访韩时摄于古瞻星台前,有称此为亚洲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学历】

  1977年6月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获物理学士

  1985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获天文学博士

  【经历】

  2003-台湾清华人文社会讲座教授

  2002-2005台湾清华人文社会学院院长

  1999-2002台湾清华副教务长

  1991-台湾清华历史研究所专任教授

  1998-2000台湾天文学会理事长

  1996-2006两度获李远哲杰出人才讲座教授

  1993-1994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1995-1996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1994-1995辅仁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1987-1991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1985-1987美国麻州大学天文系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论文有:《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征娶妾和殉国为例》《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等。

  个人网站:http://vm.rdb.nthu.edu.tw

从天文学到天文史

  你们会认为我很特别,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也是这样认为。我到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时,那里从事历史研究的教师,其中有两个半是学物理出身的,一个是学化学出身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转的行,有的读哲学,有的读历史。我是极端的,没有学过历史学专业。我是在美国拿到理学博士学位,开始工作,当上科学家才决定转行的。我完全是靠自己摸索。

  我现在的学生也有想这样转行的。也许他们觉得我是个样板,都来找我。我常常并不是直接鼓励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很大的挑战,而我也许只是运气非常好罢了,但我会给他们分析一些状况。有些人如果非常坚持,我还是会鼓励他们的。我们核工系有个学生,他说他要转系。通常理工科的学生转行主要是因为混不下去,而他的工科成绩平均90分以上,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转行。他说如果不转行,毕业后就到科学院下面的一家公司过一辈子。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他很清楚他自己的未来。工科容易出成果,但lifetime(生命力)可能会比较短。

  我决定做一些重大的改变,应该说是因为一些很特殊的事情使我有了一个深刻的反省。我当时转行,是准备研究天文史的。我原在天文学方面做得不错,回到台湾,相当长的时间里没人超过我。有一段时间,我对科学感觉不是很舒服,就想调整方向。这次调整非常大,我父母亲,特别是我父亲,他说好不容易才培养你做一个也算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的科学家,在美国有工作,还是最好的天文台之一,然后你说你不干了,这怎么可以呢。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小孩。我跑到美国宾州大学问当时做科学史的一个权威,他说你先跟我做一个PHD。他要我重新读起,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我也许很幸运,从小就培养自己独立学习的能力。新竹清华可能也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条件。我在学校的时候,至少新竹清华在尝试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当时的课程就鼓励我们多接触一些非专业的东西。

  我在美国做天文学,用射电望远镜研究超行星的爆炸。它爆炸产生很多的残骸,残骸跟周围的各种云系产生作用。我刚开始研究天文史,仍然是研究和超行星有关的事情。关于超行星,中国古代的记载在各个国家中是最好的。虽然是古代人做的,但是因为这种事情非常罕见。西方的现代天文学是在这一两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而上一次超行星爆炸是在1604年,已经四百年;也就是说,在科学发展的这一两百年间,超行星爆炸没有发生过,没有人给它记录。前人的记录很简略,可对我们很有帮助,于是我就试着读一点古书。

  让我下定决心改变的是,《后汉书·天文志》里有一个记载:“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么简单的一个叙述,几乎每一个关键词都被前人理解错了。“五色喜怒”,他们解释说,这颗星刚接近地平线,是晚霞把它造成这个样子的;喜怒就是喜怒无常,就是闪烁不定。我发现不对。当时古代星的光度分为喜、怒、芒、角,也就是说“喜怒”是一个光度的描述。“大如半筵”,没有人知道这个“筵”字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说一定是写错了,认为应该是“大如半莛”。“莛”字是古代人算数的算筹,差不多像一支圆珠笔这么大,大如半莛就差不多是它的一半大。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人类记录最早的一颗超行星爆炸。然而我认为,那颗星不会看起来比太阳还要大;如果是太阳爆炸,整个地球会绝对没有生命的。这样一来,原来的解释就不对了,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我觉得根本不能随便改字,读不懂也不能改。我读《周礼》,它告诉我们当时对房子的量度,像日本人,说一间房子长三个榻榻米之类的。筵是一个长度单位,一筵是九尺,半筵是四点五尺,是一个不小的东西。古代人用长度来描述大小。他们描述彗星,会说彗星的尾巴有几尺。他们的定义是一尺为一度,四点五尺就是四点五度。月亮也只有半度。所以这绝对不是一颗超行星。它是一颗彗星,有尾巴,有长度。

  另外一个关键是,该处说这颗星在后年六月消失。依照古代记录和我们的研究来看,没有一颗彗星可以用肉眼看到两年之后的,但是超行星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说这是个重要的证据,说等到后年的一定是超行星。我当时有疑问:“后年”真的是“两年之后”吗?我当时感觉“后年”应该是说“第二年”。我可能是海峡两岸甚至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中文全文资料库来解这些名词的。当时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刚把二十五史输入电脑。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全文资料库。我先用人工,想把《史记》《汉书》里面所有的“后年”找出来。“后年”一定描述了什么事情,我再对比其它书籍,看该事情是什么时间发生的,这样就可以找出“后年”的意思。我找到好几则可以证明是“第二年”,但有的没办法证明。后来知道了全文资料库,我就全面搜索,竟发现例子特别多,而且可以证明,《史记》甚至汉代,“后年”全部是指“第二年”,到南北朝时出现“两年后”的意思,再后来就全部是指“两年后”。

从“天文”史到“人文”史

  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天文学失去兴趣。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必须要在最恰当的时候做最大的决定。这种决定非常痛苦,因此我们必须为此做一些适当的评估。我当时的评估是我转行做天文史,有可能做50个题目。我给自己写了50个题目,我想将来能不能把它们写成论文。做那一行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老外,大部分是职业的天文学家,有一点东方的记载,但他们没法读中文。还有一部分是中国人,他们大多只在大学读过天文学,算不上天文学家,他们就用中国古代的文献来研究天文史。我自己有一些特别条件,从小特别喜欢读古文,现在我跟他们讲,他们也很难相信。台湾有很多补习班,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上过讲老子和庄子的补习班。有些老先生在台北教老子和庄子。另外我在美国受过非常完整的天文学教育,是一个真正的天文科学家,出版过很多东西,超行星研究是我的专长。我进入这个领域应该是如鱼得水。后来我解那段话的的文章发表在《科学》science,过了几年竟然在《自然》nature上也有发表。我凭借这点就可以在理工科活下来,因为还没有几个人同时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两个杂志上发表东西呢。

  但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要只是一直前冲,不要到临死时才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随时评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尝试做一些调试,帮自己找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大概做了一年,我发现那不是我要的,因为我原来只是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待天文史,看古代正史里的天文记录。在那转行的一年内,我大量地读古书,读完之后我对天文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天文”现在是一个很科学的词语,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语。在《易经》,在古代,人们对天文的认知,比较接近人文科学,跟人文和社会关系密切。古代每人都懂一点天文,不像现在不懂天文死不了。因此我觉得天文的另一个面向非常值得关切。这个面向就是它跟社会的互动,跟政治的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窗;原来的50个题目我就不做了。通常我决定跳槽去的那个领域,如果有空白,我会很快抢到先机。我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要是进入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倒霉,因为你会把它翻过来,不然你就不会去做。如果某个领域已经很厉害,我就可能放弃。我要进去的领域,不见得是一个旧领域,也不见得是一个新领域,总之它里面总是比较有机会。

  我做通书研究又是一个转折。我前头做的是天文史,后来古书读得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感觉也就不太一样。我跟历史学家不一样,我没有包袱。你问一个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他会告诉你他是研究明清的,或者是研究经济史的。我从来不这样,什么好玩我就做什么。有一次我去做敦煌,敦煌里面有一种东西叫黄历。那些黄历都破烂不堪,没头没尾,大概有50多件。为什么我要研究呢?因为我发现里面的年表对于我们做历史的人来说很重要。我要研究年谱和年表,来断定一个时间。然而对“敦煌”里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中原的历法来判定当地那时的时间。敦煌被吐蕃统治,跟中原是切断的。当地汉人也每年编一本黄历,跟中原不一样,每年的大月小月都不一样,虚的和闰的也不一样。如果用中原时间去判定它的时间,肯定有误差,一差就差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工作必须有人来做。我想有一天可不可以还原敦煌的历法。第一步我要做的就是弄清楚每个残历到底是哪一年的。

  现在我已经有能力编敦煌的历法了。古代那些文献,有一些是算命的,每一天适合做什么,比如今天宜沐浴等,它有一些规律……现在我能掌握这些规则。但有一个历书吓了我一大跳。我用几种独立的方法来推算它的时间,结果都一样,我知道我一定是对的,那个时间是后晋天福四年。这册历书里的干支,所有的“丙”字都以“景”字代替。这是避讳,因为唐高祖的父亲叫李丙。这是非常有名的唐讳。但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过了好几个朝代还会有人在避唐讳呢?没有后面的朝代避前朝的讳,除非他是遗老。那时是后晋,天福是第一个年号,后唐刚刚灭亡,没有人会叫后唐,应该叫大唐。会不会真有一个遗老,他还在用唐讳?我们先了解一下后唐,看后唐避不避这个字。找到后唐的黄历,发现里面“丙”字全在,看来后唐根本不在乎唐讳。

  我就去调查那个时代。后晋天福四年的历书应在天福三年编好。天福三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后晋开国祖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向契丹自称儿皇帝。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对于这本讲唐讳的历书,现在唯一的解释是,这个人用“景”字这个唐讳来表达对这个事情的极端不满。这种情况敦煌人当然知道,因为他们多是汉人,对这些事情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这个是对的,那我心里的感触就非常深。我以前研究天文史或者科学史的时候,都是冷冰冰的历史,没有感情的历史,而历史学不是这样。我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在一千多年之后研究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有人弄了一本历书,也许是唐代的,从别人那里传来的。也许当天晚上,他点一盏油灯,在抄写历书时,就用一个“景”字来表达他内心极端的不满。从这个时候起,我的科学史就做得比较少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给自己一个要求:如果我要做历史,至少要对得起自己。我做的研究如果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感动,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呢?我尝试去探索人的层面。我不再注重那些冷冰冰的形式,这也是一个突破点。

从“人文”史到“人生”剧

  你如果有机会上我的网站,就可以看到我和我女儿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天主与妾》。我现在还一直有一个梦想,如果机会成熟,我会去拍一部电影。我差一点就拍了。这个故事很感人,我曾讲给很多人:

  明末有一个人,叫王征,算明末第一代信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他考了九次状元都没考上,在北京认识了传教士,信了天主教,第二年就考上了,他觉得是天主在保佑他。中进士时他已经52岁,没有儿子,没有娶妾。他去河北做官,家人都跟着去。天主教发现知识分子都娶妾,没办法传教。他考上进士曾对外宣布不娶妾,当时天主教把他作为样板,在书上大力宣扬这件事情。书上记载他的爸爸严词命他娶妾,他太太、女儿和弟弟全家跪在地上求他娶妾。他就偷偷地娶了一个15岁的女孩。他不敢告诉任何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后悔,因为这违反戒律。他想把妾给嫁掉,但是妾不愿意。王征就离家到山东做官,后来他的部队叛变,将军被杀,他因为是监军而被免职,回到老家。面对一妻一妾,他没法忍受内心的煎熬,就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以前犯了错,娶了这个妾,从今以后跟这个妾异室相处,只是好朋友。这个女子其实很可怜,十五岁嫁入这个家,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是谁。王征后来绝食而死,家也因为战争完全破产。王征一死,大老婆身体也不好,大老婆就要这个妾出来维持家境,而这个妾也要绝食而死,大老婆逼她吃东西,她在不得已之下断发毁容,表明不会再嫁。她抚养过继过来的王征弟弟的儿子。后来这个儿子又有了两个儿子,所以她就有了孙子。不久儿子死了,她就独立抚养两个孙子。她过七十大寿,很多人来庆祝。她的孙子端给她一碗羹喝,她忽然悲从中来,说主母交代的事情已经做完。她从那一刻起就绝食,直到离开人世。她一辈子做的惟一抉择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了结自己的一生。

  我并不需要虚构什么,因为里面有战争的场面,里面有满州人,有汉人,还有外国人,有外国来的红衣大炮,有外国人的军事顾问团……我知道怎么吸引人家。我不想拍给中国人看,我要给好莱坞看。连科举制度的作弊等我都要还原出来。我甚至要还原古代人天花种人痘的过程,古代先是种人痘,后来才是西方的种牛痘。我每天都在想我这电影会怎么拍。这里有一个场景会放在北京郊外的一个驿站。这些举人每三年都会到北京来赶考,几个男主角都会在驿站碰面,他们有误会,但最后误会被揭开。他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识,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因为当时满州的压力的确很大,像袁崇焕中了进士,曾经微服跑到关外看山川形势。这些人不是一般的文人,所以他们在驿站碰面要结拜兄弟,挺传统的样子,等到要结拜时却发现不行,因为这几个人里王征和孙元化都是信天主教的,不能拿着香结拜。他们就没办法成为异姓兄弟。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场景,是在陕西凉县王家村,王征后代所在的地方。那里黄花遍野,然后出现一个新坟,就是那个小妾,她死了,她的孙子把她和王征以及主母合葬。新坟周围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披麻戴孝,拿香祭拜。然后镜头会拉到孙子的胸前,上面有一个十字架。这是王征受洗礼时神甫给他的,说明他是个天主教徒。亲友把一柱香递给他,他思考了老半天,双膝终于跪下来,最终还是选择一种传统的方式来祭拜他的祖母。

我觉得中国汉学界太弱了

  你们觉得我没有经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科班训练,但能达到历史学规范。比如,我的一些研究方法,就和内地史学家邓广铭常说的治史“四把钥匙”(职官、舆地、年代、目录)不谋而合。

  我不客气地讲,我不是家学渊源。我父亲不是读书人。我家里面也不是学富五车。当时我已经是一个科学家了。我直接跳进历史学中来,当时很苦。人生有许多机遇,许多巧合,如果我事前知道将遭遇的困难,我也许不敢来。我回到清华,第一学期不准我教书。有老师说我没资格教书,我当时觉得很刻薄,但后来想,人家说得也很有道理,因为我毕竟没有受过那种训练。我是一个不错的科学家,但我没法说服人家相信我能教科学史或者天文史。他们竟然说可以留下来。在内地你们可能还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内地有很多老师不教书,薪水照领。但我们大学里没有这种事。我大概是惟一的一个,半年不教书,“教育部”给我工资,然后我每天在办公室读书。我当时没有包袱。我刚开始转行,实际上看准的是宋代。我懂点宋代的天文。《宋史》也容易读懂,它是整理过的。能看懂《宋史》,能看懂文言文,但要看《宋会要》,那对不起还差得远。那里面太多的术语、官方专用词。说实在的,它们只是一般的词,但都是很奇怪的用法,是一种文书用法。这种文书用词很难懂。我就用很笨的方法,逼自己把这个词所有的用法找出来,排在一起,像解方程式一样,我就能凭感觉说这个词有什么可能的意义。我以后读,就很顺了。以后我就读懂了。

  我觉得国内汉学界太弱了。哪有这种国家,研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发现做得好的却是一群老外?在国际会议上,英文是主要语言,这也许可以成为理由。但如果人家做得确实比我们好,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西方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比我们好。有一天他们转行做汉学,只要掌握了语言,问题意识就比我们强。比利时的一个女孩,读一本书,是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要跟我读一个暑假的书。我说你来吧。她报到那一天,带了个盒子,复印纸的盒子。她把杨光先的《不得已》抄在上面,但每一行只抄一个字,抄在每一行的左边。她把那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张写完了,就写另一张纸。每一个字查字典,这个字有几种意义,再抄在每一行的后面。我现在告诉你,当时我看到都傻眼。我们的人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她读第一本书你在笑她,她读第二本书你还微笑,当她读第三本书时你也许就苦笑了。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能力读古书。我们常常因为自以为是中国人,自以为能读懂这些东西,然而我们忽略了。我们总是处于一种模糊形态。

  有个外国朋友笑我,说你们中国人做汉学真简单,写个东西,来段引文,然后呢,就没了。我们认为读者该懂,但外国人要写东西就不一样。他们要写成英文,先要翻译出来,每个字都要确确切切弄懂。我们是在不同平台上做事情。我不客气地讲,我们的学风非常不行。我们都以为自己会读东西。我给我学生说,我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没接受过一门历史学训练,就开始教书了,我总是告诉自己,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东西都要追到头。我用工具书用得非常凶。我不会说这个东西我大概知道了我就不管了。我一定去查,查得非常仔细。但我们大部分人是模棱两可。

  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巧合。我介于两个时代的中间。我介于你们这代和上面这代之间,并且有能力掌握上代甚至更上代的研究功力。我也有能力使用你们这代的工具。以陈原为例,陈原是大家很佩服的学者。我并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他在那个时代有他的局限,他只能做到那个地步。如果我们这一代,也只能做到他这个地步,或者我们只追求做到他这个地步,那真是悲哀。这一点就是科学界一直在笑我们的。我在科学界混过,很清楚科学界是怎么做研究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写一篇论文,我就要告诉别人,现在这个题材人家已经做到什么地步,那我现在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使用什么新的方法来做这个东西,我可以得到什么新的结果。每一篇论文都必须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