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葛兆光


  一、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
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
“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
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
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
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
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
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
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
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
“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
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
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
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
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
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
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
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
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
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
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
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
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
个例子。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
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
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
生,后来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
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
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
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
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骊,就是
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
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
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
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
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
“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
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另外再举一例,大家
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
证,说崔莺莺,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
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
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
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
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
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
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
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
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
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
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偃苗助长”。所
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
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
并不奇怪呀。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
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
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
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
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
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
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
的。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
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
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
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
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三是行政
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
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
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
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
胀,问题就更大,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
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
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
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实是希望挑战
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
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
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
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
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
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
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
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
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
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二、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
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
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
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
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
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
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
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
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
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
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
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可是,你看
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
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
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
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
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
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
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
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
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
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
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
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
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
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
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
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
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
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
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
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
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
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但是作为历史
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
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
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
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
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
“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
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
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
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
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
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三、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
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
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
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
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
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
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
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
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
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
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
《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
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
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
《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
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
“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
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
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
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
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
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
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
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
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
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
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
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
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
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
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
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
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
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
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
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
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
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
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
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
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
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
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
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
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
《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
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
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
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
(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
“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
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
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
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
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
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
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比如说论文
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
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
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
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
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
吓唬人的。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
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
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
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
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
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
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
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
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
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
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
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
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
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
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
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
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四、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
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
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
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
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
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
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
缺乏自信?

  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
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
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
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
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
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
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
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
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
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
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
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
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
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
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
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
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
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
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
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
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
“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
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
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
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
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
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
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
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
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
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
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
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
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
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
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
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问题是,
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
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
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
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
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
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
领唱,成为主流。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
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
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
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原载:2003/06/19 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