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玻恩《我的一生》中译本

 

  洪

 

东方出版中心从1998年春天起,推出了由刘兵主编的《科学大师传记丛书》。到1999年初,我看到了这里面的七种物理学家的传记,即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玻恩,玻尔,奥本海默和塞格雷的传记。前面五位依次出生于19世纪50,60,70到80年代(两位),后两位生于20世纪初年,除了奥本海默之外,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

总的说来,这几种传记从选题,译文到成书的质量,都是不错的。平心而论,近代科学主要发源于西方;诚如丛书“编者的话”里所讲,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外语水平的不足,资料调查的困难和专业学识的欠缺等原因,国内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一般的水平尚有待于提高。常常看到一些作者,在没有认真读过(或者缺乏能力读懂)某位科学家的主要科学著作和其他论著的情况下,便写出洋洋万言甚至几十万言的传记。这样的作品,只可能是一些辗转复述、人云亦云式的材料,或者还有一些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式的议论。所以,有选择地引进翻译一些高质量的科学家传记,的确是件好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七本物理学家传记,各自有其特色,亦各自有其价值。爱因斯坦的传记(派斯著,戈革,乐光尧,黄敏南译)和玻尔的传记(布莱依耳著,戈革译),国内写作或者翻译的同类著作,已经出过不少,这两种应当比较适宜于广大读者。普朗克的一种(海耳布朗著,刘兵译)由名家写成,水平自然是很高的。不过在我看来,两百多页的本子,注释和索引等等就占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篇幅,更像是一篇较长的研究论文。密立根的一种(卡巩著,方在庆译),着重叙述了他对美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其他三种,都被称为“自述”或者“自传”。但是,奥本海默的一种(胡新和译),似乎同传记有点距离,甚至连回忆录也算不上,不如说是一种“反思录”。只有余下的两种,是真正的回忆录(玻恩一种原名就是回忆录,陆浩译)或者自传(塞格雷一种是有意当做自传来写的,何立松,王鸿生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自传的主人公,分别经历过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深深地留下了那个时期的烙印。

这几本传记的书名,即:“正直者的困境”(普朗克),“密立根的足迹”,“我的一生”(玻恩),“和谐与统一”(玻尔),都是忠实于原名的直译,而“真知灼见”(奥本海默)和“永远进取”(塞格雷)这两个书名,更体现了译者的匠心。唯有给爱因斯坦传安上的书名“一个时代的神话”,明显含有斥之为虚假的贬意;这不仅是原名中所没有的含义,也背离了作者在原书中的基本思想,这一点我在去年已经说过了。(《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2日第9版)

另外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些原书里念念不忘地提到的对中国科学家的褒扬,我们自己翻译过来就不甚了了。例如,在密立根传的正文(54页)和中文版序里说到的李耀邦(John Yiu Bong Lee)和谢玉铭(Yu Ming Hsieh)的中文名字都有错;在玻恩自传里(408页)提到的程开甲和杨立铭,亦只有姓无名。其实,玻恩说的四位中国学生(另外两位是彭桓武和黄昆),都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两位是我的老师),应当不难查对。何况,在戴念祖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系论文集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里,都可以查到以上几位物理学家的中英文姓名。上面说过,人家写科学史的时候,特别注重本国科学的发展,我们自己也应当重视才好。

玻恩和塞格雷的自传,都采取讲故事的形式,也都讲得比较好。而我觉得,玻恩的《我的一生》,写得要深刻得多。而且,因为原稿本来是准备给他的儿孙们看的,行文毫无矫饰,感情流露自然,表面上平铺直叙,实则蕴含着睿智和激情。玻恩的几种物理学专著早已译成中文,而非专业著作好象只出版过《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1964)和《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1979)两种译本。前者是一本文集;后者是一本小册子,它的第一部分,包含了一篇简短的自传。现在有了这本译本,对于我们对他的了解,会有更大的帮助。

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王正行君处,看到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本《我的一生》的复印件,拿来翻过,有点印象。当时他很想译成中文,同我商量。我回答说出版全译本,恐有困难,建议他先译出其中一章,投送那时的《科学史译丛》。结果,在这一刊物1986年第1期上,就登出了此书第19章讲量子力学怎么产生的那一章的译文。现在看到全书的译本,方知道在同一时期,译者陆浩也在不约而同地努力做一样的工作。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确是很吸引人的了。

依个人的喜好,我觉得玻恩的自传,是上面提到的几本传记里最值得一读的一本。原来,在量子力学的好几位创始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玻恩。他的年纪,比薛定谔还要大几岁;而海森伯,泡利,狄拉克等人,都同他们隔了一代。然而,在20年代中期的那些日子里,已是中年人的玻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精神,在量子理论的几个方面,作出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贡献。而且,玻恩从来没有脱离物理学,故弄玄虚地发表一些抽象议论,或者像玻尔和海森伯那样,试图构造出什么新的哲学原理。亦即是说,他从来没有说多少过头话;他对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同其中物理内容紧密结合的种种论述,长期以来,一直能够得到抱有各种观点的物理学家的基本认同。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并不是说玻恩没有哲学观点。他在《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里说过:“我曾努

力阅读所有时代的哲学家的著作,发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没有朝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稳步前进。然而,科学使我感觉到稳步前进: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还说:“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确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在《我的一生》里,我们可以看到,玻恩是很关心哲学讨论的,还有他对康德,罗素和胡塞尔等哲学家的评论。并且,他也说到:“我确信从量子力学开创的新想法将广泛地对科学和哲学产生最深刻的影响,而其中有我一份,我为此感到骄傲。”(269页)

玻恩的主要贡献,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主要依据,是他对量子力学里波函数的概率解释。或者像在物理学界里通常说的“波函数的概率诠释”。《我的一生》译本里的“译后记”里讲的“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是不确切的,虽然这也是玻恩的获奖演讲的题目。现在,后一种讲法常指对整个量子力学概念体系的,同早期占优势的“哥本哈根解释”相对立的一种观点,也叫做“量子力学的系综解释”。

1925年、在薛定谔建立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波动方程,并且在解决氢原子的光谱线及其在电磁场中的分裂等问题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之际,他本人对满足方程的 y 函数即波函数的解释却是不正确的。在此前,玻恩已经参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由海森伯开始的,建立量子力学的矩阵程式的工作。但是,无论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还是海森伯的矩阵力学(很快就弄清楚,这两种数学程式实际上是等价的),那时候只能解决像原子那样的束缚态问题。是玻恩在1926年率先用量子力学的波动程式去处理散射问题(其中的方法后来叫做玻恩近似),并且首次把y 函数的绝对值平方解释为观察到电子的概率。虽然同一时期也许其他人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只有玻恩把这一想法同在对散射过程的观察中易于检验的粒子计数率联系起来,并且很快得到了实验上的证实。这就像关于电池的电化学理论,最终代替了伽伐尼的“动物电”和伏打的“接触电”等早期误解一样。应当认为,正是玻恩把y 函数证认为一种“概率幅度”,才终于奠定了量子力学的概念基础。用玻恩自己的话说:“我从整体上对量子力学第一次提出了合理的解释。直到那时以前,量子力学一直是一种成功的和有益的公式体系,却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323页)但是,因为这一点长期以来被所谓“互补原理”和“测不准原理”等等的眩目光芒所掩盖;又因为概率解释有悖于传统的机械决定论思想,使得玻恩的贡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迟迟至1954年才获得诺贝尔奖。

在《我的一生》里,玻恩引述了海森伯在1933年底,由于对量子力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之后,寄给他的一封表示“问心有愧”的信件,其中写道:“所有真正的物理学家都了解您…对量子力学构成的贡献有多么伟大,尽管外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还从这本书里了解到,玻恩除了在晶格动力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固体比热理论等方面,做过奠基性的贡献之外,在晶体的X射线分析,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建立和核力同介子的联系等当时的前沿领域,都有接近于成功解决而失之交臂的经历。

甚至有一次,他的一份量子力学讲稿,被别人剽窃出版了。玻恩对这一切,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哗众取宠和争名夺利,不适合他的个性。他的秉德是正直,清醒,独立而时常孤独。玻恩同爱因斯坦是好朋友,他们不仅是物理讨论的对手,亦是音乐演奏的伙伴。同时,他们对量子力学原理的争论也是有名的,为此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两人的通信集。玻恩也很尊敬玻尔,表示支持他的论点。可是,他主要还是用自己的统计性语言来解释量子力学,也很反感别人把玻尔看做绝对权威的做法。对于这些方面,书中都有适当的描写。

玻恩出身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在这本书所展开的生活长卷里,我们看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哲学的兴趣和对宗教的淡漠。当然,还少不了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和对漂亮女子的欣赏。在走过了不少弯路之后,他终于选择了物理学作为毕生献身的事业。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接踵而来的个人挫折与民族不幸。玻恩全家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苏格兰。而他在这本书里,逐一沉重地记下了被纳粹迫害致死的亲友的名字,令人唏嘘不已。

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小存在着一些偏见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善于思考的玻恩,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发生了改变,学会尊重别的阶层和民族。譬如,对波兰科学家的友好态度(在二战后,玻恩的出生地布雷斯劳从德国划归波兰,称弗罗茨瓦夫);还有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的推崇,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难得的是,玻恩后来竟然不讳言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甚至还钻研过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书中在谈到这方面时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筑在妒忌的基础之上的,”(68页)被译者指出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但我觉得未必如此,因为玻恩并没有说这是普遍成立的规律,这句话至多有点夸张就是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出身于上层社会,他们当然是为了追求大同世界,值得我们景仰。而我更佩服像欧文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他的理想社会,最后落得倾家荡产而止。可是,在古代在现代,不是也有很多人造反,主要为了改善个人的处境吗?农民翻身,为的是自己过上地主的生活,我们看到过的事例还少吗?

玻恩自称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亦不盲从于任何势力。当我第一次在《我这一代的物理学》这本书里看到,他把苏联的官方辩证唯物主义形容为“浅薄”的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可是,多年之后,通过反复的思索和研究,我不仅体会到他的意见,正是严格的现代科学思维的产物,而且更加佩服他的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

事实上,玻恩这种批判的态度,并不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对本国和本民族的一些表现上。例如:他在《我的一生》里说到:“我不喜欢德国学生们的一切习惯:酗酒、唱歌、斗剑以及他们白痴般的荣誉法则,而犹太青年也模仿那些不承认犹太人与他们平等的人,使我愈发感到厌恶。”(54页)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里残存下来的,在中国那种模仿那些不承认中国人与他们平等的人的同样令人厌恶的行为,在今天不是仍然所在多有吗?

玻恩坚决反对纳粹德国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努力帮助逃离德国的朋友和学者们安排生活和工作,但是也对盟军在战争后期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不以为然。他说,“能够有计划地、加倍地做坏事来清除世界上同一种坏事吗?我认为不能。”(366页)[ 按照这种观点,假使玻恩今天看到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加倍做坏事”,肯定是会发出谴责的。]战后,玻恩积极投身于和平运动。特别在1953年他退休并回到德国定居之后。用他儿子的话说,这时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科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来教育德国和一切地方有思想的人们。”(415页)总之,读了《我的一生》,我们受益的不仅是科学方法上和哲学思想上的修养,而对于怎样做人,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哩。

陆浩的译本基本上是可读的,但也有不少错误或者不当之处。拿上面提到的王正行对第19章的译文,同这本译本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高下之别。因为我手头没有该书的原本,无法一一核对,以下只指出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科学上的外行话。如变分法(variational calculus)错译“变量微积分”,对易(commute)误为“互换”,定态(stationary state) 误为“稳态”,反常(anomalous)误为“不规则”,解析函数(analytical function)误为“分析函数”等等。哲学名词有实在(reality)误为“真实性”等等。还有把乐器“羽管键琴”错译“翼琴”,把一种西洋乐器译成“琵琶”。

大量的是人名的译法,或者有错,或者背离通行的译名,容易使读者误会。例如,柯朗(Courant)译“古兰特”,费马(Fermat)译“费马特”,盖拉赫(Gerlach)译“吉尔拉赫”,笛卡儿(Descartes)译“狄卡尔”,索迪(Soddy)译“苏地”,德拜(Debye)译“弟拜”等等。可见译者对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字,都不够熟悉。另有一些人名,如Abraham(阿布拉罕,阿伯拉罕),Franck(法朗克,弗兰克)等,书中前后译名不统一。这些地方,都说明译文还比较粗糙。最后,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原文书名排得乱糟糟,又有错误的拼写,这些地方也不应当忽视。

好在这些毛病,对于一般的读者,不会构成大的障碍;而对于专业工作着,也能够自己找到适当的理解。所以,整体而言,这本译本还是不错的。

 


相关阅读

简评玻恩《我的一生》中译本

谈谈玻尔对光量子概念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