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的信

高涌泉

 波尔与海森堡于1941年二次大战期间的哥本哈根之会,是这两位物理巨人情谊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两人就再也不是能彼此推心置腹的好友。大家早已知道他们当时谈到原子弹这个敏感话题,但是两人究竟讲了什么,则还不十分清楚。海森堡自己在战后回忆说,他问波尔是否相信「物理学家有道德上的权利可以参与原子能实际应用的研究」。波尔非常惊讶,反问海森堡是否相信原子能可以用于战争。海森堡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不过他告诉波尔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战争结束之前不可能作出原子弹。因为波尔从未公开谈论这场哥本哈根之会,所以历史学家对于海森堡的一面之词还是众说纷纭。一些人相信海森堡从未有意全力发展原子弹,另一些人则怀疑他抛出「道德考虑」说,纯粹是失败后的推卸之词。

 去(2002)年二月,波尔家族公布了十一份文件,为这场充满争议的会面注入新史料。这些文件原本预计要到2012年,也就是波尔过世后五十年才发表。或许是因为英国剧作家福瑞恩(Michael Frayn)五年前把哥本哈根之会搬上舞台,引发了大众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好奇与新一波的辩论,波尔家族才决定提前发表这些文件。

 新公布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波尔写给海森堡、但是并未寄出的信件初稿。其中主要的一封夹在波尔所有的一本谈论原子弹历史的书中,他过世后才被发现。这本书是戎克(Robert Jungk)所着《比一千个太阳还亮》(Brighter than a Thound Suns)的丹麦文版,发表于1957年。书中节录了海森堡写给作者描述1941年哥本哈根之会的信。显然波尔对于海森堡的讲法大不以为然,所以才起草了这封未寄出的信。信大致上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海森堡:我读到了刚发行,由戎克所写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丹麦文版。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非常惊讶你的记忆是如何地愚弄了你。……以我个人而言,我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对于丹麦人来说,我们谈话当时的时空背景实在是极端悲伤与紧张。尤其是你与外载可(Weizsacker)留给我太太玛格丽特、我、以及(理论物理研究)所里的每一个人很深的印象。你们深信德国会赢,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战争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对所有德国表达的合作之意有所保留,那是很愚蠢的。我也记得我们在我办公室里的谈话。你的用词虽然隐晦,但是你表达的方式让我坚信,在你的领导之下,德国正尽全力发展原子弹。你还说没有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它们,过去两年你几乎是完全投入这类准备工作。我只听你说,自己完全没有讲话,因为这牵涉到了人类的一件大事,尽管我们私人的交情很深,在这件事中我们只能当作是生死之战双方的代表。」

 波尔又写道:「你在(给戎克的)信中,把我的沉默与严肃解释成是因为听到你说原子弹是可能的,而震惊不已的表情,这实在是很奇怪的误解。因为早在三年前,我已经知道慢中子可以导致铀235,而非铀238,的分裂。我很清楚把铀分离后可以制造出有某种效应的炸弹。事实上,在1939年六月,我已经在伯明罕给过一场关于铀分裂的公开演讲,我提到了这样一个炸弹的效应,当然我也补充说技术上的问题很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克服这困难。如果我的行为要解释为震惊的话,那不是由于听到这类(关于原子弹)的报告,而是听到,我只能这么解读,德国正积极地要作出第一个原子武器。」波尔最后说:「这封信只是你我之间的事,但是因为这本书在丹麦引起了一些骚动,我曾想过或许将信的内容秘密地转告丹麦外交部长与德国驻丹麦大使是合适的。」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后来波尔终究没有将信寄出。在公布的文件中,还有几封是波尔另外写给海森堡祝贺他六十岁生日的信稿,以及海森堡的回覆谢函。这些信都相当客气与温馨。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批史料推翻了海森堡的故事。例如海森堡传《不确定》(Uncertainty: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的作者卡西迪(David Cassidy),就认为海森堡的确用尽了一切力量在发展原子弹。但是美国曼哈坦原子弹计画的要角贝特(Hans Bethe,1967年诺贝尔物理奖)则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两人并没有真的相互了解。他说:「波尔的信并未能澄清有关这次会面的任何事情,一个人谈的是一种假设,另一个谈的是完全另一套假设。」拥海森堡与反海森堡两阵营的人士后来还继续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辩论如何解读波尔这些文件。

 无论这场哥本哈根之会的真相为何,王道还指出了这场会面真正引我们关心的原因:假设波尔与海森堡二人在那场会面达成协议,物理学家要「封锁」住他们找到的秘密,不让人类「误用」这些知识,那是可以的吗?他们有权利这么做吗?人民如何「监督」科学家?谁来决定,又如何决定怎么「正确」地应用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没有答案。


{本文原载于中央日报副刊9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