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
高策 李志红
 
    【内容提要】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为什么受到强有力的抗拒?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未来走向如何?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近年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本文对此作了介绍与评述。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 正 文】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
…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凌辱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责任编辑】袁瑛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8)(12)(13)转引自徐胜蓝、孟东明,《杨振宁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343、346页。
  (9)(10)黄新炎,方延明, “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的历史回顾与前瞻——记杨振宁教授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国科学报》1997 年7月1日。


【作者简介】高策,1958年6月生,山西大学杨振宁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博士。
  李志红,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96级研究生。


出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