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范岱年

  为了发展科学,把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限於资料,作者拟在本文中对中国大陆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有趣的是,蒋方震(1882-1938)在1921年为这部著作写的序中主要讨论的,也是清代“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他列举了四条:(1)“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2)“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3)“民族富於调和性,……此科学之大障也”;(4)“民族尚谈玄”。

  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认为,探讨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接著他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后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於培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1924年,梁启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姐妹篇《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二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1944-1947)的讨论

  1944年,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也是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在这一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1944年7月,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1902- )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1)拟人思想的泛生论;(2)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3)没有逻辑;(4)没有分工;(5)客观与主观的混淆;(6)理智的不诚实等等。而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反映著宗法社会的组织。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则把“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归因於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10月1日,《科学时报》复刊第一期刊载了对李约瑟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德籍犹太人维特福格尔(A. Wittfogel)讨论“中国为甚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译文。

  1944年10月24-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24日下午7时,李约瑟(当时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友)作了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李约瑟在演讲中,首先批驳了“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点,指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国也。”这里,他实际上已提出了1964年发表的“李约瑟难题”。对於这个难题,他认为:“此当於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於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家、科学史家竺可桢(1890-1974)参加了这次演讲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李约瑟对“中国近世科学之不能兴起”的回答,即“由於环境,即四个抑制因素,为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如。而封建官僚的基础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云云”。接著,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载了他本人、郑晓沧、王阧、钱宝琮在随后的讨论中发表的意见。

  1945年,竺可桢发表了〈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他在文中首先分析了钱宝琮、李约瑟、维特福格尔和陈立四人的结论,指出“前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在作别;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於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竺可桢然后进一步探讨了第二个问题:“为甚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竺可桢考察了中国的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於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至於在战国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则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於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竺可桢进一步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於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有意思的是,有别於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於社会经济制度。

  1947年,《科学》杂志又发表了朱伯康〈论中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中断〉和李晓舫〈论中国科学化的社会条件〉两篇文章。

 
三 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2)的讨论和成都会议

  从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政治风云使科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稀少,仅有的一些成果也都属於中国古代科学史和内史方面的成果。对外史和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问题几乎无人问津。

  可是,在海外,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从1954到1980年出了前四卷和第五卷中的三个分册。李约瑟在他的“全书编写计划”中表明,这部巨著的第四部分(即第七卷)所要回答的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与此同时,李约瑟还撰写了《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对“李约瑟难题”作出了种种解答。欧、美、日本、南韩的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论文。而在中国大陆,除了在1975年翻译出版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两分册外,对李约瑟以及海外学者有关“李约瑟难题”的探讨的论文与著作则完全没有介绍和反应。

  80年代初期,在解放思想、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的鼓舞下,面对十年“文革”给中国科学事业带来的巨大摧残,中国学者又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产生了兴趣。1980年,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

  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杜石然等六位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出版。在此书结论的第四节中,作者专门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作者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於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但是作者似乎没有掌握李约瑟在《大滴定》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对李约瑟在〈东西方社会的科学〉一文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挑战没有作出回应。李约瑟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参照195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官僚社会)既不同於奴隶生产方式也不同於封建生产方式。而《史稿》则仍然坚持“社会发展阶段的‘单向体系’”。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作者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并列的,有的是互为因果,有的相互起作用,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作者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企图证实李约瑟对中西方科学成就的评价。

  但是,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特别是台湾学者傅大为对这篇文章有几点重要的批评。如(1)引用的资料比较贫乏,不少是一些比较过时的大“通史”之类的材料;(2)关於科学结构,所依据的是早期实证论和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论(falsificationism)的科学观,而没有汲取后来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有关精致的证伪论等成果,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哲学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3)在十七世纪西欧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和技术并未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4)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关於这一点,大陆学者刘兵也有同感。)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十分中肯的。金观涛等人的这篇文章的弱点,确实反映了经过长期封闭和“文革”的破坏的大陆学术界的一些实际状况。当时要收集国外资料十分困难,而许多青年学者亦没有很好的掌握英文、德文等这些语言工具。我们在准备成都会议时,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也未作全面调研,只是组织翻译了一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但是,金观涛等人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於科学史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条进路,如果结合蚕实的史料,有希望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林文照的〈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材料相对比较丰富)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窠臼。

  戴念祖、何新、叶晓青、刘吉、郭永芳、朱熹豪、樊松林、秦会斌、华大明等人的文章,有的重复了林文照的论点或稍加发挥,有的补充了“缺乏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有机自然观的阻碍”、“短於分析的民族性格”、“重藏书、轻流通的图书情报工作传统”、“中国的符号体系对数学发展的不利影响”等等因素。

  刘戟锋、宋正海和陈传康、闻人军、白尚恕、李迪、陈亚兰等人的文章则分别从不同时期对(1)宋代的哲学和科学;(2)明初的郑和航海;(3)明末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科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康熙以后西方科学受阻的原因;(5)清朝前期科技发展等作了探讨。

  乐秀成、郭金彬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近代数学落后的原因;梁宗巨从数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梅荣照、王渝生通过分析李善兰的尖锥术,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近代数学的引进,中国有可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创立解析几何;胡作玄对比了中日两国引进和发展近代数学的例子。

  李伯聪探讨了至今仍能与西医并存的中医学历史和其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邹德秀阐述了自上世纪中叶开始落后、自本世纪30年代和西方国家出现了大差距的农业科技落后的原因。丘亮辉在探讨中国近代冶金技术落后一文中谈到清代官僚创办汉冶萍钢铁公司的种种教训,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次会议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对海外的有关资料掌握得很不够,但这还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全国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中青年科学史工作者居多,对中国大陆的科学社会史研究和内外史结合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通过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不同学科的探讨,使问题讨论得更为深入。这次会议在中国大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中国文化史家刘志琴说,随后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的文化热就是由这次会议和同年12月上海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发轫的。这倒是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四 成都会议以后(1983-1997)

  成都会议以后,自1984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而关於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或“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设立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鼓励这方面的研究。

  这十多年来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例如,吴忠在1985年发表的〈自然法、自然规律与近代科学〉一文,探讨了李约瑟提出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也许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原因”。1987年,他又在〈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科学传统模型,这是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模型(核心理论、保护带)之外,加上一个文化传统的硬外壳。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科学传统的改变,而旧中国的坚固的文化传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1990年,为了表示对李约瑟九十华诞的庆贺,上海《自然杂志》该年11期特辑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从收到的60余篇应答稿件中,选载了庞朴、闻人军、李迪等13人的11篇短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中除庞朴的文章介绍了1981年11月他与李约瑟本人关於这个问题的讨论,以及李迪关於“‘西学中源说’的恶果”的论述有一点新意外,其他的短文,比起成都会议的论文来,看不出有甚么进展。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对1984和1986年国内两次翻译、发表的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以及在1986年出版的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中的第一部分“科学技术史通论”中大量有关内容几乎没有反应。

  上海《自然杂志》在刊载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之后,紧接著在下一期又译载了李约瑟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这是李约瑟应《自然杂志》之约,特地从英国寄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1964年发表的原文稍有修改,把写作的年代从1964年改为1990年(例如把“过去30年间”都改为“过去50年间”)。这表明李约瑟到晚年仍坚持该文的观点。国内有些学者,都期待著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七卷对他的难题作出最终的回答,其实在李约瑟的这篇文章和《大滴定》一书中的其他论文以及《中国科技史》前几卷中的某些章节已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论据,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理解。

  1997年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於中国,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和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问题。

  另一类文章则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发表了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席文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一系列的解答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问“为甚么十七世纪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这类问题虽有启发性,但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境(Context)不同於西欧,不应该要求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发生於中国。席文认为,实际上,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天文学发生了一场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状况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家团体。同时,中国早期工艺技术的成就,并不取决於它应用当时科学知识的程度。因此,因为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断言它有比欧洲更高的科学成就,也是缺乏根据的。

  更重要的是,席文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升的曲线(当然也有挫折,……),而把非欧洲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他提倡历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科学史研究方法,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把科学革命看成是“类似於历史的进化”的一个过程。他反对把近代科学看成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没有价值偏见的”科学观,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有特定的环境特征”。从这种科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出发,席文对中外学者以及李约瑟的著作中提出的二、三十个“抑制近代科学在中国和西欧出现的因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的推理错误。

  席文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86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叶晓青的〈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赞赏了席文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其实,李约瑟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推崇中国文化与古代科学。但叶认为,“与李约瑟倾慕……中国文化的热情不同,席文更多地……带著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眼光和胸怀”。吴忠在1987年的文章中表示,如果从当时中国科学传统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为何西学东渐会受到阻碍的问题,那就不仅并非“毫无价值”,或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确实具有“‘科学’”历史学价值”。

  1990年,董光璧在他的〈移植、融合、还是革命?〉一文中,同意席文把中国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复兴看作是一场有限的革命。但这不同於欧洲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在那场革命中,西欧的科学结构范式、研究方法的模式、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革。董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科学革命要到二十世纪前期,通过全面移植西方科学才得以实现。

  1991年10月,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一文。认为(1)中国古代并没有在现今意义上的科学;(2)“据和现代科学水平接近的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杰出”,来衡量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大成问题。

  1993年,大陆发表了在瑞典的台湾学者王禹凡女士的〈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一文。作者介绍了席文、何丙对“李约瑟难题”的质疑。对大陆学者从1982年到1990年有关“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作了直率的批评,介绍了台湾学者的有关工作。她还指出,大陆科学外史作者“大都持和李约瑟同样的论调,即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压抑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与其社会地位”,但忽视了“中国民间强烈的乡党意识与世族感情似乎阻碍了城市中工商行会团体的成长”这一面。

  1993年,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陈民熙的〈比较科学史中的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一文,赞同席文的观点,主张对科学史进行历境主义的研究。他还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科学及其历境、十七世纪西欧的科学革命和中国的复旧的非革命性的变革,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及其历境。

  同年发表的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他们认为:(1)李约瑟把近代以来产生於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定义为近代科学,然后又问为甚么产生於西方,这是同义反覆;(2)按照李约瑟表述,近代科学是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等一大批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如果要问近代科学为甚么没有在中国产生,那么它同样也没有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产生。作者进一步论证,若把近代科学的产生改换成科学革命,仍不能清除李约瑟难题中的逻辑矛盾。但是,作者仍然承认“李约瑟难题”大大促进了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席泽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於“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於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席泽宗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他在论证古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的阻碍作用时,强调了托勒密学说、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对哥白尼学说的阻碍,欧几里德几何阻碍了微积分的发展,对牛顿没有多大帮助,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只学了《几何原理》的形式,……如此等等。使人感到,他的论证有很多辉格式倾向,只看到近代科学对中世纪流行的古希腊科学的革命与断裂,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连续。


五 反思与展望

  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以及近十年来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我感到,我们可以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中的缺陷进行修正,但有关从古到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史、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并具有巨大魅力的课题。

  为了进一步开展中西方文化史、科学史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把“李约瑟难题”加以修正,并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时期:(1)首先是对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到十七世纪中西方文化和古代科学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科学或科学革命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是在甚么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是如何长期缓慢地发展的;(2)研究十七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初,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甚么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於西方;(3)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学以及科学的体制,但中国近代科学为何仍不能顺利发展,为何仍然落后於欧美。

  为了在中西方科学史研究中有所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内史和外史的结合,力求从辉格式研究转向历境主义的研究。在从事比较科学史研究时,对一些事物,要结合它们的历境加以比较。我们还需要吸收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科学文本,要从作者本人和当时的读者的理解去理解,要研究它与后来读者理解的差异。

  虽然早在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就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合,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学科结合的状况还远不合乎理想。回顾十多年来大陆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所依据的还是比较陈旧的实证论的科学观。近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实在论,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的综合,结合关於复杂适应系统的新学科,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调节系统。他们提倡研究科学与哲学,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解与管理,方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共同演化。我感到,它为比较研究中西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框架。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於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於李约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韦伯胜过李约瑟。可是回顾成都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到1985年,韦伯已经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从1986到1987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了两个中译本。可是,在1990年对“李约瑟难题”的11篇应答论文中,仍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而1922年冯友兰的论文的思路倒是和韦伯一致的。其实,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从韦伯、默顿(R.K. Merton, 1910- )、英国的马尔凯(M. Mulkay)、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 Barnes)、法国的拉都尔(B. Latour)以及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特别是科学社会史和比较科学史,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今后,我们要加强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不能不十分关切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展和成果。

  近三、四十年来,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生态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对现代性和现代科学进行了种种批判。他们反对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否认科学是客观的、进步的,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现代科学压倒了人文精神,压制了非西方文化的边缘文化。他们认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征服、控制自然,而不是关怀(care)自然,导至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用现代科学发明的武器,足以消灭人类,……如此等等。这些批判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但他们中的激进者,明确反对科学,宣告科学的终结。这些观点仍难让我们苟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科学并没有终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仍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加以治理。禁止和销毁各种杀人武器,也只能通过理性的协商才能解决。比较可行的还是允许一些非西方的传统科学、原始科学能够与现代科学并存(parascience),相互竞争,例如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并存。

  这样,我们就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汲取哪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汲取它们的教训。

* 本文获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李约瑟问题基金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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