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也能说“不”

 

陈蓉霞

上海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

 

《圣经》的故事总是耐人寻味。因为《圣经》,伊甸园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蛇引诱而偷尝禁果、终被贬至人间的故事在西方世界差不多已是家喻户晓。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上帝对此的惩罚。据《圣经》记载,上帝对亚当的处罚是: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其实,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早已将男人形象地定义为:男,“田里的劳动力”。而上帝对女人的处罚则是: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育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确实,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人类女性的分娩痛苦是一个特有的事实。生物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人类直立行走以后,女性的骨盆构造不适合于分娩;人类婴儿过于庞大的脑袋增加了分娩的难度。而直立行走和智力的发达(表现为大脑容量的增加)恰恰是人类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前提条件。然而,它在进化上所付出的代价却不幸全由女性来承担了。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不过,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男人已无须终日在田里辛勤劳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如今他们一年四季坐在空调的办公室里,凭借老祖宗给予的智力,在商场、官场上运筹帷幄、叱咤风云,财富便滚滚而来。上帝对亚当的诅咒似乎已经失效。但现代技术却一时半会还救不了女人的急,至少在一个不远的将来,女人还得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分娩。这或许是上帝的不公?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社会已不需要这么多的婴儿,但成人还得继续做爱。1992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一个在统计学历史上最有吸引力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每天发生的性交次数超过1亿次(世界卫生组织省略了取证的细节)。这个结果就等于是地球每自转一圈就几乎有100万次的怀孕。于是,避孕不得不被提上紧迫的议事日程。一种传统的观点是,正如分娩是女人的事情,避孕及其由此而带来的失误也只能由女人来承担。记得曾经读过作家陈村的一篇小品文,其中他提到了一个女人对此发出的抱怨或是抗议:想当初,这是男女两个人共同的事,但最后的结局为什么偏偏是由女人独自来承受(对许多妇女而言,堕胎的经历不堪回首)?对此,作为男人的陈村以极其无奈的语气写道:这是上帝造成的不公,只能由上帝去负责。

此话不错。但问题还在于对这两种现象必须作出区分,这就是分娩和避孕的不同。分娩属于自然之事,女人当为此承担责任;但避孕却是人为之事,故上帝无须为此负责,该负责的应是合作双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避孕似乎天然地只与女性有关。单位里要落实计划生育措施,调查的对象总是已婚育龄女性,避孕似乎让男人走开。大家对此习以为常,表明女人避孕天经地义。这一现象仅与生理构造有关还是兼与文化习俗有关?这得从避孕的历史开始说起。

远古社会,人类无须为避孕而操心。那时,人们依赖采集-狩猎而生,列出的食谱也许会让如今的文明人大惊失色:除了男人偶尔俘获的猎物之外,还有就是蜘蛛、蜥蜴、蝙蝠、棕榈果子、蝗虫之类。显然婴儿是无法消受这些食物的,母乳就成为它们惟一的营养来源。由于哺乳期的漫长,那时的妇女生育率极低,至少隔4年才能再次怀孕。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灾难等原因,婴儿的存活率也极低。一个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距今约1万年的远古时代,地球上估计有100万人。2000年以前,地球上大约有2.75亿人。大约在1830年,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10亿。到1930年,这个数字就翻倍成为20亿。到1975年,再翻倍成为40亿。后面的数字无须再一一列举。这得归功于农业的发明。精耕细作的农业,一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它使妇女的哺乳期缩短(因米糊等食物易于为婴儿消化)从而导致生育率增加。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口更是急剧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医学使婴儿的死亡率大大下降。

家庭人口的过份增长,不仅使男人疲于奔命,更使女人沦为生育的机器,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在19世纪的欧洲尤为典型。最早倡议避孕药的研制并为此到处游说的是一位美国妇女活动家玛格丽特•桑吉尔。1879年,她出生于纽约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其时,她的母亲已生有5个孩子,并患有结核病,身体虚弱。此后,她又连续生下5个小孩,还流产过7次。1899年,她终于逝世。在母亲的葬礼上,她平静地对父亲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是因为生了这么多孩子才死的。”在玛格丽特青年时代的记忆中,一个家庭有过多的孩子便意味着“贫穷、劳累、失业、酗酒、残暴、争吵和监狱。”

后来玛格丽特学医并成为一名护士。在她所接触的女病人中,有些是不幸因堕胎而出意外的。她如此描述她们:那些贫穷的、虚弱的、被遗忘的、可怜的女人们,像自动生产的机器一样年复一年地怀孕……。这一切使她后来成为一个职业妇女活动家。她不像当时其他的女权主义者那样关心妇女的选举权问题,而是为寻找一种适合于妇女的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而到处奔波。

与玛格丽特并肩作战的是另一位美国妇女活动家卡莎琳•得克斯特。不同于玛格丽特,卡莎琳出生于富商之家,丈夫家也极其富有。可是美满的婚姻才过了两年,丈夫便患了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症。丈夫的疾病及随之而来的痴呆使卡莎琳决心不要孩子。在她以后的生命中,她全身心地投入于一场事业中,这就是为妇女寻找一种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

共同的使命感使这两位优秀的女性走到一起。20世纪避孕药的出现就是借这两位杰出妇女之手而催生的。玛格丽格以她特有的激情和感染力为此摇旗呐喊并因此而坐监狱;卡莎琳则不惜一掷千金,成为避孕药研制项目的强大后盾。这是一场妇女为拯救自己的命运而作出的不屈努力。当然它最初想到的只能是研制适合于女性的避孕药物。有了这种神奇的药物,妇女才能对接二连三的生育说声“不”;她才能自由地享受由性而带来的欢愉;最重要的是,她才能自如地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再沦为生育的机器、憔悴不堪的妻子乃至奄奄一息的母亲。

这就是最初研制避孕药时侧重于女性的历史背景。当然,男性避孕药的迟迟得不到重视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不少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科学大多掌握在男性科学家手中的缘故。他们会觉得琢磨女性的性生理比琢磨自己的更有趣,因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女性身上,最终将女性的生理周期搞乱,当然避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此,科学家的回答是,一个育龄妇女每个月只产生一枚能生育的卵,而男人也许一天就能产生3000万个精子,其中的每个精子都有能力使一个卵细胞受精。一般情况下,当然是抑制或破坏一个卵细胞要比破坏上千万个精子的产生更简单容易。不能说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我们还须看到的是,科学研究有时也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想当初,显微镜刚发明时,生物学家用它去观察精子及卵细胞,曾经谣传精子细胞中已含有微型的小人。尽管卵细胞要比精子大得多,但关于精子中藏有微型小人的说法却要比卵细胞中藏有微型小人的说法盛行得多。这显然与观察者大多是男性有关。因为男人更想强调他们对于生殖的绝对性贡献。如今,当科学家(他们大多依然是男性)更热衷于弄清并在此基础上干预女性的生理周期从而达到使女性承担避孕的职责时,男性避孕药研制的难度也就更为明显了。

好在这个世界上不乏有“爱江山也爱美人”的男性科学家。一位美国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夫•霍尔就将他的研究目标定位于男性避孕药的研究。研究的动机来自于他的妻子的激励。她妻子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于服用避孕药,于是她说,“你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你为什么不能发明某种东西呢?”霍尔的思路是力图创造无识别能力的精子,即弄瞎精子的眼睛,使它们无法找到等待着的卵细胞。这是男性避孕药研究事业的一个良好开端。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有关研究项目正在问世。比如,每周或每月注射一次睾丸激素。睾丸激素能够抑制精子的生成,令精子数目减少,从而达至避孕目的。不过,此一方法效果未达百分之百理想,小部分接受睾丸激素注射的男性还是具有生育能力。 研究人员相信,这些避孕方法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有助于降低男性患前列腺癌、睾丸癌等的机会。他们相信,这些男性避孕方法还有未尽善之处,可能要十至十五年才能面世,最乐观估计也要五年时间。

男性避孕药,千呼万唤正欲出来。它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话题。风险、责任与权利总是并存的。当女性承担生育的风险时,她似乎有更多的避孕责任,同时她也更多地主宰了生育的权利。她可以想什么时候怀孕就什么时候怀孕;她也可以拒绝不想要的孩子;她甚至可以设下陷阱套住男人……

当男性避孕药的出现使男人也有权利说“不”的时候,从男人方面来说,他至少享有了拒绝孩子的权利,虽然他还无法主动要有孩子(借用陈村之语,这是上帝造成的不公,应由上帝负责)。这对男人应是个福音吧。但正如女性避孕药的出现曾引起过一场道德上的恐慌一样,男性避孕药的出现似乎也会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男人是否更不需要负责任了?这是个沉重而又敏感的伦理学话题。在我看来,道德也好,责任也好,它首先应是出自于一种内在的召唤,而不是外在律令的束缚。

总之,20世纪出现的各种避孕方法,使得性与生殖的分离倾向已不可逆转,避孕的意义已无须过多强调。如果说,自然的怀孕、分娩只能由女性来承担的话,那么,人为的避孕理应由男女双方平等地承担。当男人有心并有能力说声“不”的时候,这正是他对爱的庄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