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问

陈平原(北京大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真关注。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体能言善辩,洞察秋毫,故一场激烈的争辩在所难免。世人都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地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1952年的院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都必须保有的心态。前者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后者也不便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人所难。本文的叩问,基本上是在此立场上展开。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2001年23期,12月1日);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2003年6月5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2002年9月29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论及人文在现代大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2002年10月9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2003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2002年3月13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
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25%的权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2002年5期,3月16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十年、二十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五十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二、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5000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帐,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SCI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2002年9月17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22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 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西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政策的制订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整天将“哈佛”、“史丹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相提并论的“哈佛”与“史丹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1952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2003年2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史丹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像得出其各自的风采。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唯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1920年代的学习欧美,1950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Ruth Hayhoe的说法,参见 China ’s Universities , 1895—1995 :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 pp3—23, New York , 1996)。
最近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2003年6月20日于京北西三旗
文章来源:《书城》200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