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七月號 總第 28 期
2004年7月31日

 

毛澤東早期教育思想溯源

⊙ 彭幹梓

 

  20世紀初,湖南教育界、知識界興學之風,盛極一時。早期毛澤東深受這一思潮的影響,在從軍未果的情況下,考入了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就利用擔任學生組織「學友會」總務的機會,開辦工人夜校;將畢業時,首先設想的是興學從教;畢業後即進行「工讀互助」的實驗。他自稱「教育是我的職業」1,終其一生,都在致力於打破正統的教育模式,建立自己的理想教育模式。本文著重討論毛澤東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淵源。

  毛澤東青年時代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存在「君子」、「小人」兩分的社會結構觀念。就「君子」的社會責任來說,正如他的同鄉曾國藩所說的:「行仁義於天下,使萬物各得其分。」2儒家為維護封建綱常論理而行「仁政」,是基於尊卑差別,也就是賢愚差別,把教育「小人」視為「天」授予「君子」的政治義務。

  1913年春,時年二十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第二年,四師合併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至1918年6月畢業,接受了長達五年半的師範教育,開始了他一生對教育的特別關注。

  1913年10-12月,毛澤東在筆記《講堂錄》中就說3

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一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肉體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1917年8月,毛澤東給既是老師又是同鄉的黎錦熙寫信:「自揣固未嘗立志,對於宇宙、對於人生、對於國家、對於教育,均茫乎未定,如何教書、辦事?」信中說他「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准」。

   這封信敘述了他所懷抱的理想和通過教育「救世」的計劃。他說:

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

這是說,因為「小人」同為「吾宇宙之一體」,君子應「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對「小人」有教育的責任。

  他試圖通過教育來彌補人的「天稟之不齊,境遇之不同」。他認為4

草木鳥獸,同茲生類,尤宜護惜,何況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惡人,偶因天稟之不齊,境遇之不同至於失學,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無可自諉者。

幾個月後,這種設想通過「籌辦夜學」獲得實現。

  1917年10月,一師的學生組織「學友會」改選,毛澤東當選為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實際主持會務,並籌辦夜學。

  1917年10月30日,毛澤東用白話文寫出適合工人看的〈夜學招學廣告〉,列舉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幾件事:「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廣告夜學教學的內容、時間等。同時,以學友會名義致函校友,函稱:「敝會發起夜學,原欲灌輸常識於社會,經盡師範天職。尊處工人極多,想不乏熱心求學之人,……望先生廣為勸導,俾早來報名。」通過廣告宣傳,報名夜校者達百餘人5

  1917年11月,毛澤東在《夜學日誌首卷》中,介紹了歐美的經驗6

歐美號稱教育普及,而夜學與露天學校、半日學校、林間學校等不廢;褓姆有院,聾盲有院,殘廢有院,精神病者有院,於無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線之可教育者,而不忍恝置也。

  為佐證通過教育救「小人」的思想,在上述給黎錦熙信中,毛澤東還引用了儒家經典論據7

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鎢,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這裏所說的從「據亂、升平二世」,進「太平世」,是指漢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說」和近代改良派理論家康有為的「大同觀」。毛澤東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反映出他對康有為主張的儒學傳統大同思想的認同。

  中國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就出現了人們對大同的追求。到秦漢之際,《禮記.禮運》中提出了對中國影響深遠的社會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康有為把公羊三世說與《禮記.禮運》中的「大同」加以闡釋,認為人類社會是按照據亂、升平、太平的順序發展的,封建社會是「據亂世」,資本主義是「升平世」、大同社會是「太平世」。他說:「蓋自據亂至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無不同風。」8

  康有為「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視中國,遠覽全地」,他借用西方進化論,提出的中國近代大同論,建立在歷史進化論之上。其目標是批判封建制度,推崇「天賦人權」,主張推進民主,發展經濟,建立新式學堂,培養現代人才。他的學生梁啟超以此作為發展教育的理論依據:「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相互勝,太平世以智勝。」他以近百年來,歐洲各國以智取勝為例,得出了「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源,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的結論,作為興學的依據,這在19世紀末的晚清是十分先進的思想9

  當然,康有為的大同觀,承認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和過程,但不承認人類社會的發展更是一個不斷實現社會變革的過程,有它的局限性。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在40年代末,毛澤東還曾反覆提及,年青時的「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當然不再是「消滅國家權力」,而是要在「工人階級領導和共產黨領導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10

  從價值取向看,中國古代「大同觀」,往往是儒家理想與道家烏托邦想像雜置並陳。在研究毛澤東早期教育思想中,還可明顯反映出「大同」與外來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並呈的現象。

  空想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作為國際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派別傳入中國,由於它與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吸引了一批嚮往革命的青年人。但空想終究是一種憑藉激情隨意想像的幻假圖景,這種圖景只能導向虛無縹緲的境地。中國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受到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有多個來源,對早期毛澤東影響較大者,有日本學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和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主義(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新村主義是將克魯泡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燴於一鍋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認為不需要實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只要在鄉村組織和推廣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並普及教育。   早期的毛澤東抱著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價值追求,多次進行了「工讀互助」和「新村」實驗。不過,他所設想的只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與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現代職業教育的「半工半讀」有質的區別。

  1918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畢業後與蔡和森等到嶽麓山野餐露宿,從事社會改造問題的探討,計議在此間辦「工讀同志會」,從事半工半讀,來實現建設新社會。對此,蔡和森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說:「著手辦法,惟有吾兄所設之『烏托邦』為得耳」11

  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發表〈學生之工作〉,其中說:

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七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立工讀同志會,從事半工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有北京之遊,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像,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本位說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

他認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他希望新村實行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實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並且通過「新村」的實行,改造中國。他以日本的新村運動為例說12

日本之青年,近來盛行所謂『新村運動』。……故吾人而真有志於新生活之創造也,實不患無代表同情於吾人者。

  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開北京赴上海。5月間,他應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之約,和同學張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試驗工讀生活。他們在上海民厚南裏租了幾間房子,進行織襪子的勞動,「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

  同年7月4日,毛澤東離滬返湘,在路過武漢時,同惲代英見了面。早在毛澤東發表〈學生之工作〉時,惲代英就在武漢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質的利群書社和利群毛巾廠,他的學生林育南是這些組織的積極成員。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張浩)在家鄉湖北黃崗當織布工人,熟悉織布手藝。他受到林育南的影響也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一度來武漢參加織布廠工作。毛澤東在武漢同惲代英這位志同道合者進行了長談,聽取了惲介紹興辦利群書社和利群毛巾廠的經驗。回長沙後,毛澤東即發起成立了文化書社13

  五四時期,無論新儒學的學者還是主張向西方學習富國的方法的先進知識份子,他們的主題都是以富強來救國,並且提出了許多改革設想和要求。毛澤東從少青年時代熟讀儒家經典,不僅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響,他出身農家,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獨特的烏托邦價值觀,來源於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把俄國存在的村社制度和農民理想化,認為俄羅斯農民的某種共產主義天性與西歐社會主義運動的理想是-致的,因此俄羅斯可以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並且與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國家相比更容易過渡到社會主義。抱有這種思想的人,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

  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說:他所「夢想新社會生活」,是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建設新村,並詳細列出「新村」項目,認為「田園樹畜各項,皆舊日農圃所為,不為新生活,以新精神經營之,則為新生活矣。舊日讀書人不預農圃事,今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以神聖視工作,則為新生活矣。號稱士大夫有知識一流,多營逐於市場與官場,而農村新鮮之空氣不之吸,優美之景色不之賞,吾人改而吸此新鮮之空氣與優美之景色,則為新生活矣」。這種「新精神」,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縱情田園的思想。他還說:

  種園有二,一種花木,為花園,一種蔬菜,為菜園,二者相當於今人所稱之學校園。再擴充之,則為植物園。種田以棉與稻為主,大小麥,高梁,(玉)蜀黍等亦可間種。粗工學生所難為者,僱工助之。

  種林須得山地,學生一朝手植,雖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舊遊愛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豬等,在可能畜養之範圍內,皆可分別養之。

  育蠶須先種桑,桑成飼蠶,男女生皆可為。

  養雞魚,亦生產之一項,學生所喜為者也。

  學生認為學校如其家庭,認所作田園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學生各個所有私物之聯合,為一公共團體,此團體可名之曰「工讀同志會」。

  毛澤東在此文中還主張廢棄學校的手工科、體操科,以生產取代之。他說14

現時各學校之手工科,為不生產的,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所謂「能力不經濟」。手工科以外,又有體操科亦然,各種之體操,大抵皆屬於「能力不經濟」之類。今有各項工作,此兩科皆可廢棄之。兩科之利,各項工作之中,亦可獲得。

  毛澤東的中、後期對農業、農村教育的高度關注。他主張把教育重點放到農村、反對單純升學模式。到70年代末,國農村高中普及率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他要求農林大專院校「一律遷到農村舉辦,使教育與生產勞動密切結合」,在全國掀起一場搬遷風,使農業院校受到嚴懲破壞。

  很明顯,他的教勞結合論述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教勞結合思想是存在區別的。馬克思主義的教勞結合思想建立在現代大工業生產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教勞結合是複雜而非簡單的過程。他們主張教育不僅和體力勞動相結合,更要同綜合技術教育相結合,而且進行體力勞動也是為了「保證多方面的技術訓練和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15

  毛澤東早期的教育思想並不只是上述來源,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實用哲學大師杜威本人和介紹杜威教育思想的著作,對青年毛澤東也有很大的影響。杜威強調「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推崇「綜合教育計劃」,反對職業訓練與文化修養的背離,職業與個人發展的對立,主張把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的結合,提倡「做中學」等,在毛澤東早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有明顯的反映16

  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一文中,提出七十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中,教育問題居第一位。教育問題又有十七個子問題,其中「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是最後一個問題17

  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一號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介紹健學會會則規定要「研究及傳播最新學術」,列舉了該會組織的演講,如「採用杜威教育主義」,並對此予以肯定,認為「傳播之快,得益之大,不可計量」18

  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在〈湘潭教育促進會宣言〉一文中說:「美博士杜威東來,其新出之教育學說,頗有研究之價值。」19

  1920-1921年間,杜威在中國講學。1920年10月曾來長沙,同來演講的還有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等,毛澤東被湖南《大公報》特邀為此次講演的記錄員。

  1920年11月10日,〈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一文中,開列的書目有杜威五大演講、實驗主義、杜威新教育的趨勢、杜威美國民治的發展等一大批20

  毛澤東創建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學友會夜學時,曾建立由職員輪流記載日誌的制度,主要記錄教學和管理情況。1917年月11月,毛澤東在夜學日誌首卷中,直指「現時學校大弊,在與社會打成兩橛,猶鴻溝之分東西。……學生不能得職業於社會,學生近之,社會遠之,學生親之,社會離之,永無聯結契合之日。」他主張「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大之大學校」21。這種觀點,顯然是受了杜威「學校即社會」教育思想的影響。

  1920年3月7日,由陳獨秀、彭璜等人連署,毛澤東執筆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在上海《申報》刊出,這一「啟事」對舊教育進行了尖銳批判22

現在的中國社會,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是受教育不做工,所以教育幾成一種造就流氓的東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職業幾成一種造就奴隸的東西。現在中國的學制,是求學的時代不能謀生活,謀生活的時代不求學,學問就是不永續的──不進步的了。

  「合理的教育」新模式,即「教育與職業合一、學問與生計合一」,這一設想,把杜威的「做中學」的教育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與黃炎培所概括的「美國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實用」,「職業教育把讀書與謀生結合在一起,不像中國謀生讀書是兩回事,學校畢業卻不會謀生」的認識和對舊教育的批判是基本一致的。

  在此之前,由王光祈發起成立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得到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的支援,目的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通過工學結合(職業與教學合一),達到經濟自立。這一時期在天津、上海、武漢等地也有類似的工讀組織,這些組織進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的嘗試,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追求「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已經超越了「工」和「讀」的範圍,包括了分配和交換,則與杜威的主張並不一致。

   「新村」、「工讀」實驗均未成功,正如他1920年〈致黎錦熙信〉中說的:「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定發起者停止。」23

  191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江西萍鄉考察時分別致函向警予等會友,信中總結了湖南自治運動的經驗教訓,指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同一時期,1915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中,提出教育應是「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他主張教育必須貫穿的「四大主義」:一是現實主義,用科學和現實生活的教育來取代復古迷信的「理想主義教育」;二是唯民主義,用民主主義的教育來取代專制主義的教育;三是職業主義,用職業教育來取代空洞的倫理說教的傳統教育;四是獸性主義,重視「意志頑狠、善鬥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以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自文」等方面的訓練。「四大主義」構成新教育目標的基本要素,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啟蒙的主要精神24

  1920年10月,當收到陳獨秀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後,毛澤東開始在湖南發展團員。11月,他與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共產主義小組25

  毛澤東從少青年時代熟讀儒家經典,後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響,他出身農家,以小農為基礎的田園生活模式是其重要背景,而「民粹主義思想是可能從小農經濟中自發產生的」26。這可能是他所具有的獨特的烏托邦價值觀的重要淵源。

  胡繩的這一評價也許有它的合理性:毛澤東「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如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會化時期,提出「五七指示」的時候等。「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屬於民粹主義的範疇,和馬克思主義距離很遠」27

  雖然,在延安時期及建國後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前,毛澤東是反對民粹主義的。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說28

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     

令人注意的是,引文中用括弧包起來的短語「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在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4卷初版中已刪去,而原來是有的29

  時間過去了五十一年,到了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高潮的來臨,毛澤東早期的教育理想再一次勃發起來,特別是他感到,已經找到了理想社會與理想教育相融通的最佳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他對教育的熱情與對人民公社的熱情一樣不可遏止。

  1966年,林彪寄給毛澤東軍委總後勤部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在閱後,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著名的「五七指示」。這一指示勾勒了毛澤東心目中的分配大體平均、自給自足、限制商品生產,逐步消滅社會分工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大致輪廓。這同他1958年設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只是增加了「批判資產階級」的內容。這說明晚年毛澤東仍未能忘記當時的「新村」實驗30

  毛澤東的「五七道路」、「七二一道路」等有合理的成分,它鼓勵學生參加實踐,聯繫實際以矯正學校教育的弊端,作為現行學校教育制度的補充,有現實的針對性。但它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設計,沒有將教育改革建立在符合教育規律的理性基礎上,而是基於一種理想主義,企圖培養一批「亦工亦農、亦軍亦學」的新人,以實現「知識份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這固然是「鄉土」的,卻遠離了「現代化」的目標。

  歷史在按照自己的腳步前進,早期的毛澤東既沒有選擇「杜威主義」,也沒有選擇「新村主義」。

  但正如上文所說,「農業社會主義」、「新村主義」所描繪的社會藍圖和理想世界,超越發展階段,消滅分工、消滅三大差別的思想,在毛澤東中、後期的教育思想中仍保留有很深的影響。

 

註釋
1 毛澤東:〈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548。以下未標明書名者均略。
2 曾國藩:〈答劉蓉(孟容)書〉,載《曾國藩全集‧書信(一)》(武漢:嶽麓書社,1990),頁21頁。
3 毛澤東:〈講堂錄〉(1913年10月至11月),頁590。  
4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頁88-89。
5 毛澤東:〈夜學招學廣告〉,頁94。
6 毛澤東:〈夜學日誌首卷〉,頁97。
7 同註4。
8 康有為:《論語注》,卷二。
9 梁啟超:〈論學校〉,載《時務報》第5冊,1896年9月17日。
10 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76頁。
11 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6。
12 毛澤東著:〈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頁454、455。
13 黃瑤:〈毛澤東為甚麼把「五七指示」寫給林彪〉,《炎夏春秋》2003年第9期。
14 同註12,頁455、456。
15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頁218。
16 毛澤東:〈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1920年11月10日),頁541。  
17 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頁396。  
18 同註17,頁369。
19 毛澤東:〈湘潭教育促進會宣言〉(1920年7月31日),頁495、496。
20 毛澤東:〈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1920年11月10日),頁541。  
21 同註6,頁97。
22 毛澤東:〈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1920年3月7日),頁676。
23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頁478。
24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載《陳獨秀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5 《毛澤東生平大事簡表》,頁713。
26 胡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7 同註26。
28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314。
29 同註26。
30 同註13。

 

彭幹梓 1992年由國務院批准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主持及參與了教育部、農業部和省級多項重要課題的研究,1991 年獲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2年獲湖南省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0 年1月獲湖南省第五屆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等。代表著作包括:《台灣省的農業教育與推廣》、《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概論》(主編)、《中國農業教育發展史略》、《農業技術導論》和199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發展史》(1949-199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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