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十一月號 總第 20

20031129

 

調適的啟蒙傳統

高力克

 

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北京:三聯書店,1999)。

  在二十世紀前葉的中國思想史上,圍繞中國現代化問題,久有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謂溫和改革的「調適」傳統和激進革命的「轉化」傳統的分歧。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史學範式的囿限,調適思想一直為主流思想史所遮蔽。世紀之交,總結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有待於重估調適傳統的思想遺產。

  許紀霖、田建業主編的《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即為一部重估啟蒙時代調適傳統的新著。學術界關注杜亞泉始於90年代初,1993年,《杜亞泉文選》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刊行,王元化為文選撰寫了長篇序言〈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同年秋,由上海歷史學會發起的全國紀念杜亞泉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杜氏故里紹興上虞舉行。由此,一位塵封了大半個世紀的思想家開始重新受到學界關注。《一溪集》匯集了近幾年來杜亞泉研究的學術成果。

  杜亞泉是近代中國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教育家和啟蒙思想家。五四時期,杜氏及其主編的《東方雜誌》曾批評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主義,並與陳獨秀發生東西文化論戰。杜氏因此以思想「保守」而為主流思想史所拒斥。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反思百年中國的激進主義轉化傳統,杜亞泉的調適思想及其所代表的調適型現代化路向之意義,方始浮現。杜亞泉調適思想在世紀末的再發現,猶如大潮落後浮現的礁石。思想的深度並不顯露於時代潮流的表層,時代邊緣的思想人物隨歷史語境的變遷而顯現其思想價值,是思想史上常見的現象。作為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杜的調和論思想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流之外另一種溫和的啟蒙傳統。

  《一溪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杜亞泉生前親朋故舊追憶杜氏生平的文章;一為當代學人對杜氏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和評論。回憶文章有蔡元培的〈杜亞泉君傳〉和〈書杜亞泉先生遺事〉、張元濟的〈杜亞泉先生誄辭〉、胡愈之的〈追悼杜亞泉先生〉、周建人的〈憶杜亞泉先生〉、章錫琛的〈杜亞泉傳略〉等。這些寫於30年代哲人逝世後的回憶文章,追憶了杜氏作為科學教育家和啟蒙思想家,在創辦《亞泉雜誌》和《普通學報》、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和《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普及科學和思想啟蒙的業績,並對其生平和思想有中肯精當的評價。如蔡元培評論杜氏《人生哲學》有言:

先生既以科學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詳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學說,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如惟物與惟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於倫理主義取普泛的完成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先生之行己與處事,亦可以此推知之。

這段評論可謂對杜氏調和思想的深刻概括,亦為蔡元培本人的思想寫照。杜、蔡二人不僅為同鄉摯友,而且思想亦頗為相契。

  書中當代學人的研究論文,多帶有世紀之交重估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反思意味,因而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其中,以王元化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最具代表性。王文稱杜氏為一位主張溫和漸進改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並分析了杜氏之溫和思想在激進年代的命運:

我認為把杜亞泉看作是一位反對革新的落伍者,這種誤解要歸之於長期以來近代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急驟變化。近代歷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百餘年來不斷更迭的改革運動,很容易使人認為每次改革失敗的原因,都在於不夠徹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種越徹底越好的急躁心態。在這樣的氣候之下,杜亞泉就顯得過於穩健、過於持重、過於保守了。

王文肯定了杜氏之動靜互補的中西文化觀和「內向/外向」文化範式論,以及革新與保守兼容的接續主義,並從杜氏的道德調和論引出道德繼承問題的討論。

  杜亞泉的調和論思想具有複雜的面相,它顯然難以現成的「主義」來闡釋。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主要取資於英倫自由主義傳統,但亦雜揉了社會主義思想;而其文化觀則更多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取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具有不同的思想類型,如杜亞泉、梁啟超、章士釗等人的政治與文化的調適思想,胡適的政治調適思想和文化轉化思想,蔡元培的政治轉化思想和文化調適思想。杜亞泉的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或「儒家自由主義」,按金觀濤、劉青峰的思想史分析範疇,屬於清末民初梁啟超式公域與私域分殊的「二元論儒學」範式,其最接近於近代西方的二元論理性主義傳統。這種二元論心態和思想範式,為轉型時代中國意識形態更替中的過渡形式。杜氏融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於一體的調適思想,頗近於自由與保守兼容的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然而,英國自由主義保守的,是一個孕育了現代性的有生機的新教自由傳統,而儒教中國則匱缺這種傳統。同時,中國文化凡聖合一的一體化結構,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凡聖二元的多元結構具有根本性的緊張。西方化不可能為現代中國文化提供超越的意義資源。因而,在中國現代化中如何護存傳統文化的道德精神資源,就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主題。杜亞泉的政治自由與文化保守的二元論,即對現代中國秩序危機和意義危機的回應。

  杜亞泉的調適思想以調和論為其哲學基礎,它是英國自由主義、現代科學思想與中土陰陽學說、中庸思想融合的產物,其基本思想特質為多元、辯證、中和,即所謂「對立的和諧」。杜氏的調適思想代表了五四時期另一種溫和的啟蒙傳統。啟蒙運動中的調適思想和轉化思想具有互補性:激進的轉化思想猶如烈性藥,溫和的調適思想則若營養劑,兩者在批判和建設上各有其價值。當然,兩者亦各有其難題。轉化思想的困局,在於其毀棄儒教又拒斥基督教之後,無以藉西化解決意義危機。調適思想的難題則在於:在政教分離的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自然可與自由憲政並行不悖;但在一元論傳統的中國文化語境中,建制化的半倫理半政治的儒教,在普遍王權崩解之後,如何在文化而非學術層面實行道德與政治的非建制化分殊?儒教非建制化之後又如何發揮其社會倫理的功能?這也是杜亞泉調和思想給我們留下的世紀難題。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經歷了一個調適思想和轉化思想消長更替的過程。與法國啟蒙運動相仿,中國啟蒙運動之初亦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崇英」思潮時代,但其很快被激進的法國式轉化思想所代替。而在世紀末的後革命時代,溫和的調適思想在轉化思想衰微之後復凸顯了其思想價值。改革時代,隨著「不破不立」、「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的式微,崇尚多元、妥協、調和的英國式「雙贏」觀念廣為流行。杜亞泉及其調適思想的沉浮,折射出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歷程。調適思想歸根結柢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念,誠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商業是一切狂熱激情的敵人,商業愛溫和妥協,商業使人傾向自由而遠離革命。杜氏在革命時代和商業時代的不同命運,可謂思想史與社會史之互動性的一個典型案例。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06月號總第五十九期